古今之不同，不仅体现在制度和器物层面，也体现在风习当中。【506】尧、舜之时，风习最为淳厚，因此，无论是国家的治理状况，还是人的道德风貌，都是后世无可企及的：
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犹之田也，其初开荒莳种甚盛，以次遂渐薄，虞帝当其盛时故也。其间有如夏衰、殷衰、周衰，有盛则有衰，又是其间之盛衰，推之后世皆如是也。如一树，方其荣时，亦有发生，亦有凋谢。桑榆既衰矣，亦有发生，亦有凋谢。【507】
虞舜之时的天下，就仿佛方经开垦的土地，其地力肥沃，此后则渐渐贫薄。尽管这样理想的治世不可复现，但通过努力重新达到某种曾经有过的高度，如三代之治，却是完全可能的：“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508】
在程颢的思想中，风习并不能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风俗。风习是一种如物一般“客观实在的”的文化土壤。在论及关中风气的衰败时，程颢说：
观秦中气艳衰，边事所困，累岁不稔。昨来餽边丧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忧者；以至士人相继沦丧，为足妆点关中者，则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气者，实有此理。生一物须有此气，不论美恶，须有许大气艳，故生是人。至如阙里，有许多气艳，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横渠说出此道理，至此几乎衰矣。只介父一个，气艳大小大。【509】
与后世人往往将“王气”之类的说法，简单地视为荒诞不经的迷信不同，程颢用他的气化观念将其理性化了。在他看来，随着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化育人物的土壤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这一土壤既孕育人文之灵，又化生自然之灵。
作为文化土壤的风习，与人内心中和气的多少有关，因而在根本上受到教化的影响：
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消铄，更有甚天理。须人理皆尽，然尚以些秉彝消铄尽不得，故且恁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阱。据此薰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寻常间或有些时和岁丰，亦出于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时或同家并生圣人，及至后世，乃数千岁寂寥？【510】
后世风习的败坏与教化的缺失有关。人自幼便习于秽恶，日日消铄其内在固有的善性，久而久之，心中所存，率多巧伪机诈之事。人内心的恶浊之气，与贫薄的文化土壤交互影响，结果只能是“和气之不兆”、“圣贤之不生”。【511】
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文化土壤都首先是作为一种给定的现实出现的。每一个个体都生长在这样的土壤当中，因此，只能在这一既定的前提下有所作为。与此相应，不论何等贫薄的时代，人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512】除了各尽其才、各尽其分以外，通过教化以养成风习则更是关键所在。而风习之培养，还是要从个人成德上入手。然而，与古代的教化相比：
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513】
古代世界里身心的全面修养已经不复存在，学者只能透过心性义理的考究，来自成其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