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政治话语中至为关键的朋党问题上，苏轼承继了欧阳修的论题。但与欧阳修相比，他对君子和小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无疑更具弹性。在《大臣论》中，苏轼分析了君子在对待小人时常会出现的问题：
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天下不幸而无明君，使小人执其权，当此之时，天下之忠臣义士莫不欲奋臂而击之。夫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是故法不可击。击之而不胜身死，其祸止于一身。击之而胜，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世之君子，将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计其后而为可居之功，其济不济则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诛而吾诛之，则是侵君之权，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权，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尝有也。国之有小人，犹人之有瘿。人之瘿，必生于颈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贱丈夫者，不胜其忿而决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683】
当君主为群小所惑时，忠臣义士奋而击之，其结果要么是因挫败而危及自身，要么因“侵君之权”而自处危疑之地，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684】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大臣的作用不在于汲汲于去除小人，而在于“以义正君”。君主之心既正，则小人自然远遁。
除了“以义正君”外，君子对待小人，需根据小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策略：
今夫小人急之则合，宽之则散，是从古以然也。见利不能不争，见患不能不避，无信不能不相诈，无礼不能不相渎，是故其交易间，其党易破也。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过矣。君子小人，杂居而未决，为君子之计者，莫若深交而无为。苟不能深交而无为，则小人倒持其柄。【685】
小人见利则争、见患则避，彼此间相诈相渎，情谊难以持久。如能以宽缓之策待之，久而久之，自然离散。因此，对于君子来说，最好的策略莫过于“深交而无为”。世上纯粹的君子和纯粹的小人，并没有那么多。很多人之所以沦为小人，其实是因为“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为人利用的结果。因此，除极少数首恶外，对于绝大多数人都不宜轻易冠以小人之名而斥逐之，而应该做到“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686】这样一来，不仅能尽众人之才智，而且减少了不必要的敌对和阻碍。
苏轼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养士：
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于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是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687】
从“六国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的历史教训中，苏轼体会到养士的重要性。每个世代都会有“智、勇、力、辩”之人，这些人的才智和能力迥出于众人之上，因此，不可能安于困窘平庸的生活。如果统治者不给这些人以适当的安顿，他们就会起来作乱。因此，明智的帝王一定会“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而一旦智、勇、辩、力之士得到了安顿，即使有一时的暴政，国家也不致陷于危亡。这些思考，虽然不免有权谋诈智之嫌，但其深刻处也还是不容忽视的。【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