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乡仪》是由吕大钧订立的。【728】从今天留存下来的《乡约》末尾所附相关书信看，《吕氏乡约》在最初受到了相当多质疑。这些质疑主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它没有朝廷政令的根据，完全出自吕大钧以儒者之道自任的志愿；其二，这种起自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似有结党的嫌疑；其三，有“强人所不能”的倾向。尽管在创立之初，《吕氏乡约》受到了种种非议，但却得到了朱子的推重。《吕氏乡约》对南宋以降的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理念，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根本指向上看，《乡约》是以敦厚风俗为目的的。吕氏兄弟素以《礼》学称著，《宋史·吕大防传》云：“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729】而《乡约》的创立，其归旨正在于以其《礼》学的精神化民成俗。事实上，对风俗的强调是把握和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在儒家的政治哲学思考中，风俗作为基础性的文化土壤，对于个人德性的养成和国家政治的完善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风俗从根本上源于统治者个人道德的典范作用、源于自上而下的提倡。而《吕氏乡约》则为风俗找到了其在民间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基础。
在思想的根源上，《乡约》可以视为张载“民胞物与”、程颢“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具体化。其主体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部分构成，每一大的纲目之下，皆有详细的内容规定。如“过失相规”一条之下，列出了“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不修之过”三大类。“患难相恤”一条之下，明确列举出七种同约者应该救济的状况：“一曰水火，二曰盗贼，三曰疾病，四曰死丧，五曰孤弱，六曰诬枉，七曰贫乏。”【730】对于同约者来说，“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等不再属于一般道义上的倡导，而变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
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皆有罚。【731】
乡约重建起乡里之间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纽带，从而使儒家的仁爱原则真正落到了实处。当然，其中仍有远近亲疏之别：“凡遇庆吊，……所助之事，所遗之物，亦临时聚议，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数。若契分浅深不同，则各从其情之厚薄。”【732】
除《乡约》外，吕大钧还编写了《乡仪》。《乡仪》更充分地体现出了吕氏兄弟的《礼》学旨趣。在《乡仪》中，乡里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具体明确的规范。如长少关系：“长者，谓长于己十岁以上者；敌者，谓与己上下不满十岁者；少者，谓少于己十岁以上者。”【733】有了这样明确的长少关系的界定，在交往中彼此间的态度和方式就可以依儒家敬长的原则明确下来。比如“请召”，“请召长者饮食，必亲往面致其意，……召敌者以书简，……召少者以客日，或传言。”【734】这样详尽明确的规定，不仅会使乡里生活井然有序，而且也使每个人都能找到符合其身份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乡仪》让我们更清楚地体会到了礼为生活赋形的力量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