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曾认为张载的《西铭》有混同于墨家“兼爱”的嫌疑，而程颐以“《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开释之。【785】自此，“理一分殊”遂成为杨时思想的归旨之一。他在一封书信中如是写道：
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786】
这一段议论，与程颐《论西铭书》“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道理之一与人心之公是关联在一起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须是道理明。盖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为必同。若用智谋，则人人出其私意，私意万人万样，安得同？因举旧记正叔先生之语云：“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犹面，其蔽于私乎！”【787】
持公心则理一，用私意则万殊。这里强调的是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落实到人的道德生活中，理一就意味着统一的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理一同时又是仁的根源，因此才有“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的论述。由此，我们对于程颐之所以强调“公”与“仁”的相近，【788】有了更为切近的理解。
“分殊”并不意味着对“理一”的不同把握，而是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理一”的具体实现。杨时对“中”和“权”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视为其“理一分殊”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
问：“或曰中所以立常，权所以尽变。不知权则不足以应物，知权则中有时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则知权。不知权是不知中也。”曰：“既谓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权焉。是中与权固异矣。”曰：“犹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则向之所谓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观之，盖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权，岂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约五寸而执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体殊，则所执者轻重不等矣。犹执五寸以为中，是无权也。盖五寸之执，长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则释五寸之约，唯轻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权以中行，中因权立。《中庸》之书不言权，其曰‘君子而时中’，盖所谓权也。”【789】
这里，“中”即理一，“权”即分殊。“权”与“中”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中”寓于“权”，“权”则是“中”的具体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