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诠解儒学经典，特别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周易》，尤其程氏理学形成以后，这几部经典日益受到推崇，到朱子那里便形成了“四书”学系统。而其他的经典如《书》、《诗》、《春秋》、《礼》等，虽也受到理学家的普遍重视，但哪一部也未被看做入德之门的经籍。程门后学，几乎无人不论“四书”及《周易》，而其他的经典，只有个别特出的诠解之作，如胡文定《春秋传》、蔡沈《书经集传》等，而《诗》、《礼》的集传还是以朱熹所作为特出。道学内部的这种解经倾向显然与程氏学的导向有关，而诠解经典的理路亦往往是对于程氏的解经理路及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张栻对于《论语》、《孟子》及《周易》的注解，在总体原则和思想方法上，也是继承程氏而来。
张栻《论语解序》云：
然则声气容色之间，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顾栻何足以与明斯道，辄因河南余论，推以己见，辑《论语说》，为同志者切磋之资，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897】
这里所谓“河南”，张栻于此序中又称“河南君子”，就是指河南程氏兄弟。张栻所谓“河南余论”，在此序中特别指明为“穷理居敬之方”。这一点被张栻看做理解并践履“圣人之道”的根本方法，而遵循穷理居敬的方法，也就是一方面穷理致知，一方面行著习察，于声气容色、洒扫应对进退之事上实下“致知力行”之功，由此下学而上达圣人之道，即既知之，又行之。
张栻对《孟子》的理解，也同样遵循了程氏的理路。张栻说：
嗟乎，自孟子而后千有余岁间，学士失其本宗，未有能究其大道而明其传者，其天道邪，抑人事也。至伊洛君子出，其于孔孟之传，实闻而知之。然自伊洛以来，至于今未百载，当时见而知之者，固不为无人，其风采议论犹接于耳目也，然而今之学者岂无有乎尔哉，然则可不勉之哉！【898】
所谓“本宗”，在张栻看来，也就是孔子之后，由孟子所独身承担的“夫子之道”。
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发挥之。方战国之际，在上者徒知以强大威力为事，而在下者则异端并作，充塞仁义。孟子独以身任道，从容乎其间，其见于用则进退辞受，无往而不得，见于言则精微曲折无一之不尽。盖其笃实辉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后之人知夫人皆可以为圣人，而政必本于王道，邪说暴行无所遁其迹，而人之类免于夷狄禽兽之归，其于圣门，岂小补哉！今七篇之书广大，包含至深至远，而循求有序，充扩有方，在学者笃信力行何如尔。【899】
孟子不仅发挥孔子之道，而且当战国仁义充塞之际能够独力以身任道，其言曲尽精微，其用见于进退辞受，无往而不得。张栻认为，孟子之言与用之所以达到这样的境地，是由于孟子得孔子之道，根本深固，外显辉光，见诸行事则左右逢其原，而这又表明，孟子之言行正是内蕴天理，是天理之所在。后来者如果能遵从孟子“人皆可以为圣人（尧舜）”的教导，则为政必本于王道，邪说（异端）暴行（强大威力）无处可施，人类也就生活于王道盛行之世。《孟子》七篇就是讲圣人之道，讲人如何可以成为尧舜及在现实政治中推行王道的问题，而孟子也就是孔子之道在战国时期的代表。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后来者应当对于《孟子》七篇“循求有序，充扩有方”，此“序”和“方”，实质就在于“笃信力行”。
所谓“笃信力行”，也就是《论语解序》所谓“穷理居敬之方”，这是二程尤其程颐的根本教旨。伊洛君子（二程）之成其为得孔孟之传者，是由于他们创发并始终遵循了“穷理居敬之方”。二程以其笃信力行，穷理居敬，探得圣学之“本宗”，从而使儒家圣人之道复倡于千有余年之后。张栻认为，从二程至今未百年，程学传人不曾间歇，今之学者固当依从二程之教旨，勉力探求圣人之道。实际上，张栻之解说《论语》、《孟子》，其用意亦正在于此。
张栻还有《南轩易说》，也是承继《周易程氏传》，亦补《程传》之不足。按《周易程氏传》，程颐未曾定稿即已于学者间有所流传，迨程颐殁后，广为流布，成为道学系统注解《周易》的经典著作，北宋末以后，学者注《易》几无不受程氏传之影响。然《周易程氏传》详于经而略于传，此或启后学欲弥而缝之，《南轩易说》或即是为此而作。元代赣州学正胡顺父作有《南轩易说序》，中云：
至元壬辰，鲁人东泉王公分司廉访章贡等路，公余讲论，因言：“辞谢衰病，家食数年，从事于《易》，尝诵伊川《易传》，特阙《系辞》，留心访求，遂得南轩解说《易系》，缮写家藏，好玩如宝。圣人之言，如有师保，如临父母，钦哉！钦哉！傥合以并传，斯为完书。”乃出示知事吴将仕及路学宿儒，议若命工刻之学宫以补遗阙，使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并行于世，可乎？将仕洎诸儒复命曰：“斯文也，盖有待于今日也，后之学者幸莫大焉。”顺父承命校正，敬录以付匠氏，并序其概于后。【900】
按《南轩易说》卷一、卷二解《系辞》，卷三解《说卦》、《序卦》、《杂卦》，正可补《周易程氏传》之阙。胡序引王氏之言，称程颐《易传》特阙《系辞》，得张栻解说《易系》，合为完书。此盖为简略之说。现存《南轩易说》关于《系辞》之解说，乃始于“天一地二”章，当是其书于流传中已有佚失所致。尽管张栻自己并没有就其作《易说》之意图作出明确说明，但从胡序所说来看，张栻当是有所为而作的。
总之，张栻解经，意在承继程氏解经之理路，借此探求圣人之道，同时阐发程氏理学，推动程氏之学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