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邪集》中“德清后学许大受”所著《圣朝佐辟》，是“中国近代儒学史”源头上一份极重要的文献，可与黄贞的《尊儒亟镜》相并列。许氏“三教不容四”之立场，又是一个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重要学术框架或格式，较之黄贞“中学摄受西学”之格式，“拒西”的态度更为坚决。但许大受与黄贞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立足点，就是反对“以西灭儒”，反对“舍华从夷”〔96〕。
许大受《圣朝佐辟》共分十篇，提示“西学”的十大问题：“一辟诳世”，斥传教士“欺天罔俗”之弊；“二辟诬天”，证明儒学之天“实非夷之所谓天”；“三辟裂性”，证明儒学之“性”实非夷之所谓“性”；“四辟贬儒”，斥“夷人之敢于非圣”、“敢背先师”；“五辟反伦”，斥传教士之贬抑“人伦”；“六辟废祀”，斥传教士之“皆不祀先”；“七辟窃佛诃佛种种罪过”，斥传教士之贬抑“佛学”；“八辟夷所谓善之实非善”，证明儒学之“善”实非夷之所谓“善”；“九辟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不足信”，证明传教士所谓“制器”亦逊于中国；“十辟行私历，攘瑞应，谋不轨，为千古未闻之大逆”，证明传教士所谓“历法”亦逊于中国。〔97〕后两篇涉及中西“科技”之异同与高低，这是黄贞《尊儒亟镜》没有论说到的。
揭示“西学”十大问题之后，许大受《圣朝佐辟》以“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提出以“非常手段”解决“儒西之争”：“伏愿蒿目时艰之大人豪杰，忧深虑远，密画而断行之，将省直夷种渠魁，如艾、龙辈，或毙之杖下，或押出口外，而取津吏之回文，疏之朝廷，永永不许再入，入则戮其津吏及押夷者。其在某邑某村之祖其说而风靡者，先以保甲捕党，后以勒石铭功，下令曰：有敢怙终者罪死！若矜子敢尔，察以师儒，又请悉毁其书各一册印钤貯库，使民间咸知邪说谬书止有此数，使此后之邪说不得如前篇所称彼国有七千部夷书未来中国之讹言，而别添纰说以贻将来不可穷诘之祸。其有绅氓庶憬然改者，乐与更始，则乱庶遄已矣。”〔98〕“密画而断行之”，就是所谓“非常手段”。所提措施未必恰当，但作者已敏锐地预感到，“西学”入侵乃是“中华文脉”面临的最大危机，比之此前所有的外族入侵都要危险百倍，故他称之为“千古未闻之大逆”。此种提法比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类说法，早出将近四百年。
又如智旭禅师〔99〕所撰《辟邪集》〔100〕，表面上似乎只是释、西之争或禅、西之争，实际上亦包含儒、西之争。智旭禅师辟天主之邪，使用的武器有禅学，但更多的是儒学，一如《刻辟邪集序》所言，“能以佛理作儒理辨”〔101〕。
《辟邪集》所载《天学再征》针对西洋传教士所作《西来意》、《三山论学记》、《圣教约言》等书之言论，展开驳论。第一驳讲明的道理是：中国哲学讲“为而不有”，只操舟而不造舟；西洋哲学讲“为而有”，并造舟、操舟于一人，可说是“自造自操”，宁有是理乎？〔102〕第二驳讲明的道理是：西士常以“工匠成房屋”证“天主成天地”，工匠成之而不主之，则天主亦宜成之而不主之。〔103〕此处以“无主哲学”而驳“有主哲学”，击中要害。
第三驳讲明的道理是：中国哲学讲究的是“天地与我并生”，西洋哲学讲究的是“天主先天地生”、“天主先我而生”。西洋近代哲学不要“天主”了，但依然讲“本体”，而“本体”不过就是“天主”之化身而已。〔104〕这是以“俱生论”或“并生论”而驳“创生论”，极具震撼力。第四驳讲明的道理是：“天主……若谓高居天堂，至尊无上，则盈充之义不成。若谓遍一切处，则至尊之体不立。”〔105〕此处驳“有主哲学”关于“主”之“至尊无上”义与“盈充”义。
第五驳讲明的道理是：若谓天主造天地万物，则天地万物各各为一天主，何须在天地万物之外另设一天主？〔106〕故西式“天主”完全不同于中式“上帝”，后者“但操舟而不造舟”、“但治世而非生世”。“创生”之说在中国哲学中是不成立的，太极生两仪之“生”、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等之“生”，均非“创生”之义，实乃“并生”之义。“并生说”与“全息论”可以彻底打破西式“有主论”与“本体论”。“并生说”与“全息论”就是智旭所说“吾儒继天立极之真学脉”。智旭此处是以“儒理”而攻“天学”，采用的完全是“近代格式”。此处以一个完整的中式“全息论”而驳倒西式“有主哲学”。
第六驳涉及中西“灵魂观”；第七驳涉及中西“天人一体观”；第八驳涉及中西对“心含天地具万物”之不同理解；第九驳涉及“物之内外”；第十驳涉及“形与无形”；第十一驳涉及中西之不同“大父母观”；第十二驳讨论“性命可赋与否”；第十三驳讨论“物、理之先后”；第十四驳讨论“有始无始之先后”、“无形有形之先后”；第十五驳讨论“天地自造自成”问题；第十六驳讨论“太极”、“理气”问题：第十七驳讨论“物各具一太极”问题；第十八驳讨论“恶之来源”问题；第十九驳讨论“天主生物”问题；第二十驳讨论人之“生前死后”问题；第二十一驳讨论“性体”问题；第二十二驳讨论天主之“奇功异瑞”问题；第二十三驳讨论天地万物“终始”问题；第二十四驳讨论天主“生物以为人用”的问题；第二十五驳讨论“死后善恶”问题；第二十六驳讨论“天堂地狱”问题；第二十七驳讨论“专奉一主”问题。
全书驳论，以“吾儒”自称，一律站在“儒理”立场以驳“天学”，力图收“援天入儒”之效。这是一种十分健康的“儒学近代化”模式；清末民国学者采用的“援儒入西”的“儒学近代化”模式，乃是不健康的，是完全的“舍己从人”。
可知“中国近代儒学”的起点就在明末，其学术框架是“援西入儒”。此时学者对于中华文化之自信，依然坚挺。在这样的背景下而融会中西，方有“中华文明”之再生与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