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提及“测步之器，中西同实而异名”外，龚自珍对于西学并未有根本性的涉及。是否因西学于当时尚未传入中国呢？是又不然。
“西学”之传入中国，早在明末就开始了。按钱穆先生之说法，中国之接触“西方文化”似乎是由近及远的，最早接触者为较近之“西方文化”（印度），其次接触者为较远之“西方文化”（波斯、阿拉伯等），最后接触者为最远之“西方文化”（欧、美）。〔15〕
“西方文化”（欧洲文化）之传入中国，始自明末。然明末传入者，究竟是技术、科学还是哲学？杨东莼先生定起自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迄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六年（1717）之西学输入为“西学东渐的第一期”，他以为此期传入中国者以“技术”为主，少见“社会科学”，更无“哲学”。如以《几何原本》、《历书》等为代表的天文历算之学，以《奇器图说》、《诸器图说》等为代表的力艺之学，以《万国全图》、《乾坤体义》、《职方外纪》等为代表的舆地测绘之学，以《农政全书》、《泰西水法》等到为代表的农田水利之学，均属“技术”领域，少量涉及“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是完全没有的。〔16〕
何兆武先生对此有不同解读。他以为中世纪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总共有三次，分别为唐代、元代与明末。明末一次已经涉及“思想”之输入：“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17〕输入“基督教”之内容，何先生以为主要是“正统经院哲学”，包括：（1）传统的形而上学，如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等等；（2）基督教神话，如创世纪、乐园放逐、受难与复活、天堂与地狱、最后审判等等；（3）灵修，如教父问答、祈祷文、日课、崇修与礼节等等。〔18〕这些内容已超出杨东莼所谓“技术”甚至“科学”的范畴。
耶稣会传教士在输入“正统经院哲学”的同时，更“夹带”输入了“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是我们应特别关注的。利玛窦之《天主实义》（1595—1601）已输入西方哲学的“实体—属性”学说、“形式—质料”学说、“四因”学说、“物质”学说、“人类中心论”等；艾儒略之《三山论学记》（1625）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造物”学说等；汤若望之《主制群征》（1629或1636）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实体—属性”学说，“本体论”学说、“实在论”学说等；孙璋之《性理真诠》（1753）已输入“形式—质料”学说、“人类中心论”等。总之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的主体思想，已在明末（至迟清初）输入中国思想界。尽管它还是“夹带”的而非“故意”的。
这已完全不是“技术”的输入、“科学”的输入，而是“思想”的输入、“哲学”的输入。换言之，“西学”已在明末进入中国思想家的视野，并广泛影响到当时中国的诸多思想家，如冯应京、李之藻、叶向高、曹学佺、段袭等。可以说，西洋哲学中带根本性的“本体论思维”、“形式逻辑思维”、“实在论思维”等，已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学术界确立起来，并被广泛运用到批评中国本土哲学当中。
如此则龚自珍不论及“西学”，就不是因为客观形势所限，而是因为不具备“开创近代”的战略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