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1976年3月版《魏源集》之“前言”，谓魏源思想中“有明显的尊法反儒的倾向”，谓其视“六经”为“诗文”、“文献”，视孔孟之徒为“庸儒”、“腐儒”，视周孔之书为“误天下”、“同于异端”。〔25〕此种判定，当然跟当时“意识形态”的大环境有关。
“尊法反儒”之判定的主要依据，是如下一段话：“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粃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筍而去其箨也。”〔26〕
此段话以“反儒”释读之，实有些“太过”；以“历史进化论”释读之〔27〕，实有些“太高”。此段话有“反儒”之意，但不是一般地“反儒”，只是反对不分时间、地点的、无条件的那个“儒”。此段话又有“不反儒”之意，只要儒是有条件的，它就不反。“不泥法”，就是有条件地“讲法”；“亲历诸身”，就是结合此时此地的情势“讲儒”；周、孔之书固然可“用以误天下”，但在另一些条件下又是可“用以治天下”的；“食筍而去其箨”，讲的就是有条件地“食”，而非无条件地“食”。“儒”而有条件，就不是“庸儒”。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28〕。注重于“今日”，是我们释读魏源思想的根本坐标。
魏源对于儒家宗师，多有赞颂。撰《孔孟赞》，谓：“始知圣贤之学一贯同揆，如月落千潭而一印。”〔29〕撰《曾子赞》，谓：“以言大节，则讬孤寄命而有余；以言大勇，则任重道远而可必。”〔30〕撰《颜冉赞》，谓：“一则严视听言动于四勿，一则出门使民如宾祭之敬恭。宜乎可为邦，可南面，而用行忧世之相同。”〔31〕撰《孟子补赞》，谓：“宜乎泰山岩岩之象，江汉浩浩之流，配神禹，称鲁邹，而百世无休。”〔32〕撰《周程二子赞》，谓：“宜乎动而无动，静而未静，上同于孔子之毋意必固我，下同于孔子之无欲而静。”〔33〕撰《程朱二子赞》，谓：“虽均未光风霁月，而均守规矩准绳。……宜乎为吴草庐、王文成所同诤。”〔34〕撰《朱子赞》，谓：“宜求其德感之所以然，始知公之见尊信于世者，不尽在乎著述。”〔35〕撰《陆子赞》，谓：“宜乎教人能使旦异而晡不同，与程朱文成并立，皆百世之师，如伊尹惠夷颜孟之不妨小异。”〔36〕撰《朱陆异同赞》，谓：“南渡以来，足踏实地，惟二公皆严公乎义利，宜其兴起百世，顽廉懦立。”〔37〕撰《杨子慈湖赞》，谓：“至于以《大学》、《系辞》多非夫子之言，此则公自成家，非后学所敢轻议。”〔38〕撰《王文成公赞》，谓：“道学传孟陆之统，事功如伊尹之任，与程朱皆百世之师，如夷惠各得其所近之性。”〔39〕撰《明儒高刘二子赞》，谓：“皆同于孔子不逾矩，……皆能先立其大，乃本然之良知，不待于致。”〔40〕
以上对于历代儒者的赞颂，在“反儒”的心境之下，是写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