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之目标在“制夷”。“制夷”之武器自何而来？答曰：不外两途。一来自“夷”，故要“师夷”；二来自“我”，故要“师古”。然“师夷”与“师古”之间，至少有三重关系：主以“师夷”，辅以“师古”；主以“师古”，辅以“师夷”；“师夷”与“师古”并重。此即儒、西关系之格式。魏源最终采取了何种格式呢？
学界基本认定，魏源采取了第二种格式。也就是说，他当时（一）不认为儒学已完全失去“制夷”的力量，（二）不认为西学已完全具备“制夷”的力量。他力图在儒学中找到接纳西学的土壤。
“以经接西”是他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以《书》接西”、“以《诗》接西”、“以《易》接西”等。于《书》，撰《书古微》，“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傅也”〔59〕。于《诗》，撰《诗古微》，“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60〕。于《礼》，撰《礼记别录考》，“兴礼以维教，经正而民兴，当可事半功倍”〔61〕。于《春秋》，撰《公羊春秋论》，又撰《董子春秋发微》，“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也”〔62〕。又撰《公羊古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书，以“微言大谊”之形式完成其“以经接西”之使命。
以公羊三世说接西洋进化论，是魏源“以经接西”之一例。魏源相信历史无法退步，如他谓：“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兵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彍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63〕又相信后世可胜于三代，如他谓：“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64〕又相信“太古之道”并非完全失去效用，如他谓：“然则太古之道，徒无用于世乎？……夫治始黄帝，成于尧，备于三代，歼于秦，迨汉气运再造，民脱水火，登袵席，亦不啻太古矣。……时不同，无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尝一日废。”〔65〕无法退步之观念，后世胜于三代之观念，“太古之道”抑或有用之观念等等，都可归于儒家经典中之“微言大谊”。其与西洋“进化论”并非同一种理论，但却完全可以成为接纳西洋“进化论”之具。
以《周易》之“尚变”思想接纳西洋之变革论，是魏源“以经接西”之又一例。魏源相信《系辞》之“备物利用”思想，谓：“《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66〕又相信《易》之“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等说，如他谓：“彼谓变通济运者，所益固在国计，……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以是知儳然不终日之中，必无易简良法，而事之可久可大者，必出于行无所事也。”〔67〕又相信《系辞》“穷则变，变则通”等思想，如他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宜民者无迂途，实效者无虚议，大人化裁通变之事也。”〔68〕“备物利用”之观念，“易简”之观念，“变通”之观念等等，均可归入《易经》之“微言大谊”。其与西洋之“功利”、“革命”诸观念，原非一事，然不妨碍其成为接纳西洋此等观念之具。
魏源“以经接西”并非“以西变经”，“以儒接西”并非“以西变儒”。魏源之目标是“制夷”而非“变古”；“师夷”之目标是“变西”而非“变中”。对此陈鹏鸣有论曰：“魏源的大同理想几乎全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他没有能像其后康有为那样，以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改造传统的大同理想，因而在深度上，没能达到康有为的水平，依然保留在传统之中，从而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69〕认识到魏源尚未“以西变中”，是很重要的。然以尚未“以西变中”为无“深度”，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却又表现出论者之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