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既尚未“以西变中”，则传统思想体系之大厦，在魏源那里尚未坍塌。此大厦之几根主要的支柱，魏源尚未拆毁之。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对中华文明之自信心还没有丧失。《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论及“天下有不可强者三”，一曰有人力无财力，二曰有财力无人力，三曰有人力财力无物力，魏源以为此三种情形于当时中国均不存在，“人才非不足，明矣”，“财非不足，明矣”，“材料又非不足，明矣”〔70〕。对于中华文明，魏源有充足之信心：“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蚀，闰余消息，不爽杪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71〕又曰：“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而旋辍之有？……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倖成，惟厉精淬志者，能足国而足兵。”〔72〕只要中国“厉精淬志”，没有不能“制夷”的理由。这样的自信心在魏源那里，还没有丧失。《古微堂内集》提出“势变道不变”（“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之观念，正昭示着魏源对于中华文明之“文化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心”〔73〕，或曰“自我文化身份认同”。这是跟所谓“时代、阶级、文化的局限”，跟所谓“‘夜郎自大’的愚昧、虚骄的幻想”〔74〕没有关联的。
其次，中华文明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尚没有被拆毁。其言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一经一纬而成文，故人之目右明，手右强，人之发与蛛之网、螺之蚊、瓜之蔓，无不右旋而成章。”〔75〕又曰：“人知地以上皆天，不知一身内外皆天也。”“人赖日月之光以生，抑知身自有其光明与生俱生乎？灵光如日，心也，神光如月，目也。”〔76〕又曰：“人之生也，有形神，有魂魄，……虽然，其聚散、合离、升降、劝戒，以何为本，以何为归乎？曰：以天为本，以天为归。……大本本天，大归归天，天故为群言极。”〔77〕又曰：“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78〕又曰：“夫贤人者，天地之心也。”〔79〕此类“以天为极”、“天人合一”之话语，在西洋文明体系中是不被承认的。
第三，中华文明固有的“不自大而大”、“先立乎其大者”等生命智慧，还没有被拆毁。其言曰：“然则人之自大也，适所以自小与！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又曰：“愈内敛则愈无物我，而与天地同其大；愈外鹜则愈歧畛域，而与外物同其小。”〔80〕又曰：“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共归，百虑一致，无不代行而错明乎？”〔81〕又曰：“为治者不专注其大，而但事节目，则安危否泰之大端失之目睫矣；用人者不务取其大，而专取小知，则卓犖俊伟之材失之交臂矣。”〔82〕又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政不险，天下大器也，君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不矜小艺，据其要，制其总，若摄气母于北斗之枢，以万物有余矣。”〔83〕又曰：“度内之事，中人可能；度外之功，非豪杰不能。世俗所谓度外，君子所谓性分内也。天下大事，或利于千万世者，不必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者，不必利于一夫；或利于千万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故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84〕“谋全局”优先于“谋一域”，“谋万世”优先于“谋一时”，此种“中国思维”在魏源那里还存在。
第四，中华文明固有的“循环论”及“物极必反”等观念，还没有完全被拆毁。其言曰：“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众所福，君子不福，不福其祸中之福也；众所利，君子不利，不利其害中之利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85〕又曰：“古今宇宙，其一大弈局乎！天时有从逆，地理有险易，人情有爱恶，机事有利害，而攻取之局生焉。……故禅让一局也，征诛一局也，传子传贤一局也。……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弈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而其变几尽。而历代君相深识远虑之士，载在史册者，弈谱固已详矣。”〔86〕此种思维并非所谓“进化论历史观”〔87〕，更非所谓“不能脱离阴阳互变和五行循环的机械运动论”〔88〕。“进化论历史观”是西洋之专利，“机械运动论”亦是西洋之专利，均是“小尺度”之理论。魏源既保留了中华文明之“大尺度”，则没有“进化论历史观”与“机械运动论”，就是很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