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所采“西学”涉及“制度”层面，“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已入梁启超所说的第二期。其所采“西学”若涉及“文化”层面，“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则就已入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了。此说能不能成立呢？兹请分析之。
《校邠庐抗议》之第三十九议“采西学议”，已涉及“学理”与“文化”的问题。如它说：“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亦学士之羞也。”〔7〕这是从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地理学等方面“感觉不足”。又说：“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8〕这是从语言文字、算学等方面“感觉不足”。
《校邠庐抗议》之第三十八议“善驭夷议”，亦涉及“学理”与“文化”的层面。如它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则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即能为理屈之明证。”〔9〕这是从“理”、“信”方面“感觉不足”。
另“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亦涉及“学理”与“文化”的层面。其言曰：“至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似亦无难，于洋务岂曰小补之哉！”〔10〕这是指出西人在“学理”与“文化”方面的擅长之处，没有明显的“感觉不足”的意思。
冯桂芬“感觉不足”的重点在“器物”层面，如“绘地图议”、“均赋税议”、“兴水利议”、“改河道议”、“劝树桑议”、“壹权量议”、“稽户口议”、“折南漕议”、“利淮盐议”、“改土贡议”、“罢关征议”、“节经费议”、“筹国用议”、“重酒酤议”、“杜亏空议”、“制洋器议”、“重专对议”、“以工巧为币议”、“用钱不费银议”等等，均以论及“器物”层面为主。至于“制度”层面的“感觉不足”，并非冯氏论述的重心；“文化”层面的“感觉不足”，更非重心。他从“文化”的某些方面，如化学、算学、地理学等，感觉到了不足，但并未“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故将冯氏纳入梁启超所说的第三期，乃是不妥的。完全纳入第二期，也有不妥的地方，因为他毕竟是以“器物”为重。谓其处第一期与第二期之过渡阶段，似亦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