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出在第三十七议“制洋器议”，该议之主旨是认定中华文明在“文化根本上”无待于洋人，“在制度上”无待于洋人；唯一有待于洋人者，只在船坚炮利方面，只在“器物”层面。
该议说：“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11〕什么叫“道在反求”？就是“可从固有文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人无弃材”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地无遗利”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君民不隔”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解决“名实必符”的问题，不必仰赖于“西洋文化”。那什么地方有赖于“西洋文化”呢？
该议的答案是：只在“船坚炮利”这一件事情上有赖于“西洋文化”！其言曰：“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难胜。北兵亦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故间胜。粤人军械半购诸夷而不备，并能有进无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胜。……夫得二之效，亦道在反求，而无待于夷。然则有待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魏氏源论驭夷，……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12〕此处讲到众多的“不如夷”，但并未丧失“中华文化之自信”，而是相反，认为这诸多的“不如夷”是可以返回本国文化传统中找到解决办法，“无待于夷者”的。“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一语，表明冯桂芬对“中华文化”寄予厚望，并没有“从制度上”感觉其不足，更没有“从文化根本上”感觉其不足。
故著者以为“制洋器议”，乃是一篇“中华文化宣言”，乃是一篇“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华文化告全球人类书”。此“宣言”，此“告书”，置于西元1861年之中国，似有“盲目自信”之嫌；置于今日之中国，则正适时矣。百五十年来，列强不能亡中国，其力不足耶？非也！其力足以亡中国若干次，然而不能亡者，非不欲也，实不能也。为何而不能？“中华文化”固在，“中华文化”未亡。冯桂芬当时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今日之中国人更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冯桂芬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不把一时一地之失败怪罪到我们生存的这片土地，相反是以怜惜的态度去看待它。他以中国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说：“截赢补缩，约南北八千里，东西万一千里，为方一里者八千八百万，是一国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余百许国，俄、英、法、米为大，……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地之大如是；五州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地之善又如是。虽彼中舆地书，必以中华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已。”〔13〕“地之大如是”，“地之善又如是”，然则“受制于小夷”，何也？这片土地有罪吗？冯桂芬断然答曰：这片土地无罪。“而今顾靦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14〕
冯桂芬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不把一时一地之失败怪罪到自己的祖先头上，相反是以敬爱之心去看待他们。他说：“彼人非魌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人又奚不如？”就优生学、生物学的方面说，中国人不劣于洋人；就文化与文明的创造方面说，中国人优先于洋人。如此则冯氏说“人实不如”，不是指我们的祖先，而是指我们自己：“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15〕这一时一地之失败，是自己不争气，不能怪我们的祖先。
“天赋人以不如”，我们没有办法；“人自不如”，我们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自强”。“天赋人以不如”，我们感到“可耻”；“人自不如”，我们尤应感到“可耻”。这才是中国人对待失败的正当态度：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祖先，不怨神灵，只怨我们自己。
冯桂芬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不把一时一地之失败怪罪到自己的文化头上，相反对自己先人创造的文化充满自信。他说：“夫九州之大，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惟是输倕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16〕我们的“文化”没有让我们的“上知”用心于“器物”，甚至即“中材”亦不屑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之优点，不是缺点。“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17〕，这又是我们“文化”之优点，不是缺点。只要转身过来，用心于“器物”，就不可能再“让诸夷以独能”。“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8〕
“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19〕这就是冯桂芬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我们可以使用西洋的先进武器，但不可以全盘推行西洋文化；使用其先进武器，只是为了反抗其侵略。这个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器物”层面的西化是可以的，“制度”层面的西化亦是可以的，唯独“文化根本”层面的西化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忘本”，乃是“根本上的错误”。
冯桂芬“制洋器议”给我们指出了两个前途，一个是“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另一个是“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实现第二个前途很容易，学“五四新青年”，放弃自己的“文化”就行了；实现第一个前途也很容易，学冯桂芬诸人，固守自己的“文化”就行了。“自信”是成败之关键，“文化自信”是成败之关键，“中华文化之自信”是“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之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