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所采“西学”已涉及“制度”，所守“儒学”亦至“制度”层面而止。冯桂芬所论，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
《校邠庐抗议·自序》开篇即讲“三代圣人之法”，认为“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20〕。此处“三代圣人之法”主要指“器物”与“制度”层面，如“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圣人文武不分之法”、“圣人百亩而彻之法”、“圣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圣人尽力沟洫之法”、“圣人乡举里选之法”、“圣人宗以族得民之法”、“圣人悬鞀建铎庶人传语之法”、“圣人分田制禄之法”、“圣人不铸刑书之法”、“圣人守在四夷之法”、“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氏之法”，等等。这些“器物”与“制度”层面的“三代圣人之法”，并未过时，只要以恰当的方式把它们恢复起来就行，“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21〕。
“善驭夷议”提到“理”与“三纲”：“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22〕“理”有中西之分，“西理”可以从则从，不可从则据“中理”以折之。此处所谓“理”即“道理”，依然没有上升到“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层面。至于“三纲”与“信”，亦只涉及伦理道德规范，即“制度”层面。
“采西学议”论及“伦常名教”，依然是“制度”层面的：“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3〕“经济”是经世济民之意，亦即“三代圣人之法”。这些“器物”与“制度”层面的东西，来源于一个更高的层面——“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冯桂芬此处称之为“学问”。冯氏并未说“以中国之学问为原本”，只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表明冯氏固守之“中学”或“儒学”只止于“制度”，而未达于“文化”。“伦常名教”属“中用”范畴，“富强之术”属“西用”范畴，冯氏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中用”与“西用”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