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思想上去看，曾国藩试图以“儒门增科”之方式接纳“西学”，似乎比冯桂芬“以中学为土壤移植西学”之方式，更接近中国学术几千年的发展脉络。
蒋广学认为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采西学议”是受曾国藩思想影响的产物。他引“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一段话后，说：“这就是中体西用，典型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思想。”〔46〕然著者以为，曾国藩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是“中体中用加西用”；冯桂芬之儒、西关系处理格式是“中用加西用”，没有涉及“中体”问题，亦未“以中为体”。故以冯为“反映”曾，似不恰当。
王艳玲则有相反的认识，认为不是曾影响了冯，而是冯影响了曾：“其采西学、谋自强思想是在民族危急关头儒家文化积极入世哲学的最佳张扬，对曾国藩、李鸿章、奕等洋务首领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奕等无疑都是较为出色的‘取法’者，是冯桂芬思想的较为称职的实行者。”〔47〕如此则是曾“反映”了冯之思想，而不是冯“反映”了曾之思想，与蒋广学之说相反。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曰：“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君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48〕
冯桂芬撰成《校邠庐抗议》（1861），即抄录一份寄呈曾国藩索序，于是有《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云：“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并告以1861年11月举行乡试一事，请冯桂芬共商：“届时务恳台从枉过金陵，藉展良觌，而斯事亦得折衷至当。……俟台族至金陵之日，聆至论，以祛疑滞。”〔49〕
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七日，曾国藩日记曰：“冯敬亭，名桂芬，寄投《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十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50〕同月二十一日又记曰：“令李子真抄冯敬亭议、苏辛词。”〔51〕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记曰：“见赵惠甫，谈，阅冯景亭所拟减苏松太浮粮摺子。”〔52〕
同治三年九月初五日记曰：“中饭后，写冯景亭信一封。”〔53〕同年十月三十日记曰：“见客，坐见者五次，冯景亭、晏彤甫坐最久。”〔54〕同年十一月初四日记曰：“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围棋一局。旋出门拜客数家，李少荃、冯景亭两处久谈。”〔55〕十一月十二日记曰：“午正，朱久香前辈来，宜春宇学使、冯景亭、潘季玉来中饭，申初散。”〔56〕同月十六日记曰：“记数语于冯景亭所著议四十篇之首，温李太白七古。五点睡。”〔57〕
西元1861—1863年间，曾国藩与冯桂芬过从甚密。冯三十一岁（184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冯以在籍京官之身奉旨回籍苏州，办团练以抗太平军。1860年4月，李秀成所率太平军陷苏州，冯丧师失地后避居上海，入李鸿章幕，设会防局抵抗太平军。不久，太平军又占常州、嘉兴等地，进逼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由是被革职拿问，曾国藩受命代行其职。曾赏冯之才，有意延其入幕，但未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