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安《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视曾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人物”〔25〕。李细珠《理学与“同治中兴”》一文，则视曾为“理学经世派”的代表〔26〕。这表示学术界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认定，就是认为曾国藩曾经构筑过一个作为体系的“儒学”。
这个作为体系的“儒学”，自“理”一方面而观之，就是所谓“理学”。李细珠《理学与“同治中兴”》一文以为这个“理学”代表了“晚清理学发展的两个路向”之一，其特点是“部分地吸收或有限度地接纳西方文化”，“对待西方文化持有较为开放的心态”，“有限度地吸纳西学”。〔27〕张昭军《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一文以为这个“理学”包含如下特色：一曰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二曰以辞章之学为理学之助；三曰以经世致用为重；四曰礼理并举，自礼而发明理。其核心是经世致用，“其中，曾国藩的理学经世倾向最为明显。他明确提出把经济之学纳入理学范畴，并见诸事功，成为晚清理学经世思想的集大成者”〔28〕。武道房《曾国藩理学思想发微》一文则以“较为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许曾氏，认为此体系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等内容，“主体内容是继承宋学而来，但也有他自己的发明与创造”〔29〕。程志华《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一文，亦认曾氏确有哲学上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晚清理学的狭小范域”。其特点是“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把“经济”嵌入儒者之事，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30〕。总之，学界基本认定曾氏“理学”之创造，是在“经世”一方面，而非在“义理”一方面。
曾国藩作为体系的“儒学”，自“礼”一方面而观之，就是所谓“礼学”。梁世和《曾国藩的礼学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文，以“礼”为曾氏思想之核心，认为他“把义理学、考据学、经济学、词章学综合于礼学”，“他认为只有这种综合的、博通的礼学才是大儒、道儒之学，而精于一艺之学的则是小儒和陋儒”。其特点是“力图融通中学与西学”，开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之先声。〔31〕林存阳《曾国藩礼学思想论》一文，亦以“卓有建树”评曾氏，称其为“晚清儒臣中最有成就者”。认为其成就就是以“礼学”作为“会贯汉、宋，打破二家症结的途径”，从“理学”转向“礼学”，“承顾炎武之绪，倡为自治、治人之礼说”。〔32〕
曾国藩作为体系的“儒学”，自“经”一方面而观之，就是所谓“经学”。陈戍国《曾国藩与经学》一文，许曾氏“经学家”之名，认为“此公尊经重礼，服膺孔孟程朱，对礼学与《四书》中义理之学的研究颇为用功，颇为深入”。〔33〕
分途而论，则曾氏之“儒学”可为“理学”，亦可为“礼学”或“经学”，此为观察问题角度不同所致，非内容有殊也。然以上之各观察角度，还是有局限，还是不能跳出“儒学”以判定曾国藩“儒学体系”之得失。
在儒、释、道三家之中，曾氏以儒为宗，自无疑问。然曾氏并不以儒为樊篱，而成一种“兼容并包”之局，此点常为学界所忽略。如《管子》一书，曾氏亦读之，并记曰：“有感斯有应，有往斯有来，有实斯有名，有形斯有势，故为政者当尽其在我者，务其远者大者。”〔34〕《庄子》之书，曾氏亦读之，并谓：“庄子自以为游方之外，不婴世冈。余读《养生主》、《人间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35〕《淮南子》之书，曾氏亦读之，并记曰：“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始之又始，曰泰始；一之又一，曰泰一；伯之前有伯，曰泰伯；极之上有极，曰太极。以及泰山、泰庙、泰坛、泰折，皆尊之之辞。”〔36〕《楚辞》、《阮步兵集》、《陶渊明集》、《谢康乐集》、《鲍参军集》、《谢宣城集》、《李太白集》、《杜少陵集》、《陆宣公集》、《白氏长庆集》、《李义山集》、《杜樊川集》、《山谷诗集》、《剑南诗集》、《元遗山诗集》、《望溪文集》、《文选》等书，曾氏均涉猎之，不限于“儒”之一家。
其于道家诸人，时有表扬之言。如《笔记二十七则》论“文”曰：“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伟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伟俊迈，诙诡恣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37〕《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38〕此已明示“百川归海，殊途同归”之胸襟。
《养晦堂记》谓：“昔周之末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39〕《圣哲画像记》谓：“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40〕又云：“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41〕《笔记二十七则》又云：“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至哉言乎！故勉强之为道甚博，而端自强怒始。”〔42〕《笔记十二篇》云：“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指也。”〔43〕《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谓：“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则为小人所忌，亦为君子所薄。老庄之旨，以此为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庄生尤数数言此。吾最爱《徐无鬼》篇中语曰：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悦也。又曰：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44〕《孟子要略》卷五谓：“盖学道而独得于心，无与晤语，则尚友古人以发其志趣。若孔子见文于琴，遇姬于梦，及《论语·微子》篇中所论列是也。其后如庄周、荀卿、扬雄、王通之书，亦往往抗论古人，评骘当世。孟子七篇，尤数数称述先民。”〔45〕
总之，若将曾国藩之“儒学”置于儒、释、道三教之总体格局下来考量，则知曾氏所捍卫者，并非仅为儒学之“德”或“理”，更为儒学倡导之“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倡导此“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者，在中华文明中不止“儒学”一家，故曾氏亦并不自限于“儒”之一家，而是兼采百家。凡讲此“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者，均宜采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