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采“西学”，究竟采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涉及曾氏在“西学东渐”中之定位问题，故有稍加讨论之必要。
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以为曾氏采“西学”主要有如下诸项：西方军事技术；西方近代实用技术；西方近代教育方法；希望引进西方技术人才。〔46〕
冯会明《试论曾国藩对“西学东渐”的贡献》一文，则以“劳苦功高”评曾氏，认为其采“西学”已经范围极广，如制造炮船、创翻译馆译西书、设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等。曾氏准李善兰之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组织大批中外学者翻译西书，对此文章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其（1）打破了教会垄断译书之格局，扩大了译书之范围与自决权；（2）奠定了中国多种近代科学之基础；（3）使西方科技逐渐传入中国，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4）扩大了国人视野，予中国思想界以有力影响。〔47〕
梁霖《浅论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一文，则以“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评曾氏，谓：“曾国藩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而西学东渐之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则开始走出了传统。……剧变的时代，使曾国藩不自觉地成了传统文化嬗变的历史中介。”〔48〕
童远忠《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一文，则将曾氏延揽科技人才、制器、译西书、选派留学生等四项“洋务活动”，纵向排列，认为它们“体现了曾国藩在洋务问题上认识逐步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仿制炮船认识到基础理论、科技资料之重要；第二阶段由重基础理论、科技资料认识到组织人才译西书之重要；第三阶段由重西书之译认识到直接派人到西国留学之重要。但“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则完全排斥”。〔49〕
曾氏所采“西学”将置于何地，李细珠《理学与“同治中兴”》一文以为是置于“孔门”之下，将“孔门三科”发展成“孔门四科”：“如唐鉴所言，此前儒学内部一般只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经济’被包含在义理之内而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到曾国藩，才把‘经济’之学独立出来，将儒学‘三门’发展为‘孔门四科’。”〔50〕对于曾氏的此一发展，陆宝千《清代思想史》评价很高，谓：“苟曾文正公所倡‘贯性型’的礼学传承不绝，则议会制度可为礼学所涵摄，西方之民主制度可与儒家心性之学相结合，中国之政治当可转一新境界。”〔51〕如此则曾氏所采“西学”虽限于科技，然已为“无限采纳”打开了方便之门。
对此韩立君《简评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一文，亦有论列，谓：“他所说的经济，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涉及国家治理的各门学科知识。……并把各门、各家的学问统统融入儒学本源之中，使之更为丰富、焕发活力。……可视为他‘外王’的具体表现。”〔52〕叶兴艺《曾国藩与“西学东渐”》一文则解读为承认“西学”之存在与先进：“的确，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不仅承认了西方学术的存在和先进，并且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容闳后来不无夸张的说法是中肯的：‘中华学子得到文明教育，是受之于曾国藩的遗泽。’”〔53〕程志华《晚清理学狭小范域的丰富和拓展》一文又解读为以“经济”强化“义理”并进而维护“道统”：“……（他）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这样，实际上曾国藩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54〕
以“儒门增科”的方式采纳“西学”，其提供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呢？是不是如朱东安《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所言，“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55〕其所提供的空间仅限于西洋科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