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已普遍关注到曾国藩“师夷智”之说，若“师夷智”不局限于科技，则曾氏采“西学”之范围，就可能要比科技宽泛很多。
曾氏“师夷智”之说，见于其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初八日所撰《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摺》，云：“抑臣窃有请者，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6〕“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并非就是只师造炮制船之智；若“夷智”仅限于造炮制船，当然还是没有超出科技之范围。
曹建英《试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及其后果》一文以为“智”之内涵要比“技”之内涵大很多，“技”限于武器，“而‘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涵‘制器之器’及与之有关的科学文化知识”。〔57〕此论诚然。曾氏确已走出“炮船”时代，力图进一层向中国人输入“炮船所以为炮船之理”，而这就涉及所谓“科学文化知识”，以克服“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之问题。此“之所以然”，就是所谓“科学文化知识”。
曾氏一旦认识到“翻译一事，系制造的根本”，便立即接受李善兰之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此后十余年间，译书近百部二百三十余册，内容已涵盖西洋军事学、工艺学、医学、地理学、地质学、数学、测量学、化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包括中国第一本符号代数学专著（李善兰译）、中国第一本微积分专著（李善兰译）、中国第一本概率论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定性化学和定量化学分析专著（徐寿译）、中国第一部矿物学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地质学专著（华蘅芳译）、中国第一部天体力学专著（李善兰、徐建寅译）等。此处“夷智”的领域，已经非常广阔。
熊吕茂、肖高华《论曾国藩传统文化观向近代文化观的演变》一文，认为曾氏之采“西学”已由技术、物质的层面，进至“文化科学”的层面，其所谓“夷智”已包括“算学、术数及机械制造、绘图测算等近代文化科学知识”，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西方近代文化”。〔58〕除此之外，曾氏“师夷智”似还应包括“招智巧洋人来为我用”和派“幼童出洋”两方面。前一方面是直接使用“夷智”，后一方面是直接“师仿”夷智。
然则“师夷智”是曾国藩的独创吗？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诸先贤中，似已有人提出过“师夷智”的问题，但“师夷智可期永远之利”之说法，确是曾氏之独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