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致书院有功于“西学东渐”者甚大，此份功劳可否计入曾国藩之名下，对曾氏地位之评判，会有影响。
就大局而言，上海格致书院之输入西学，原亦只是曾氏所开创并领导之“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其功计入曾氏名下，亦非绝对不可。然曾氏毕竟没有直接参与其事（其弟曾国荃曾直接参与书院考试之命题与评卷），坐揽其功似又不妥。
然上海格致书院之活动，却不能说与曾国藩无关。叶兴艺以为徐寿等人是“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创建格致书院的。〔59〕王扬宗以为格致学院的兴起与曾国藩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停办有直接关系：“尽管格致书院的创办人和中西董事以徐寿、傅兰雅等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翻译家为主，但在1913年格致书院分办之前，格致书院并没有编译过任何科技著作。民国初年，在格致书院南迁龙华之后，徐华封开始聘人翻译科技著作，当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停办不无关系。”〔60〕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停办于民国元年（1912）冬，局新任督理陈洛书以翻译馆、天文馆、图书处等局中十三家机构为“与局事无甚关系者”，一律撤销。徐寿之三子徐华封（1858—1928）呼请保留翻译馆未果，转而主持格致书院之重建与经营，继续展开其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创之译书事业。故可将格致书院之输入西学视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输入西学之延续。
上海格致书院之主体力量，基本上为翻译馆之原班人马：1874年3月成立之董事会五名成员中，傅兰雅（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曾长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有“江南制造局中有卓越成就的西方学者中的‘泰斗’”之誉；伟烈亚力（英国传教士）亦曾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后增加中籍董事，有学者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韬、赵元益等，几无一不出身曾国藩领导之翻译馆。1886—1894年间书院季课及春秋特课之命题与评卷人，如邵友濂、薛福成、周馥、龚照瑗、许应鑅、盛宣怀、胡燏棻、李鸿章、吴引孙、曾国荃、傅兰雅、沈秉成、聂缉椝、刘坤一、裴式模、李正荣、郑观应、刘麟祥等，几无一不是曾国藩之“洋务骨干”。书院之历任华人董事，如唐廷枢、徐寿、华蘅芳、王荣和、徐建寅、李凤苞、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等，亦无不与曾国藩之“洋务”有关。总之，上海格致书院输入“西学”之功，曾国藩可计一份。
上海格致书院输入“西学”已到何种程度，我们读郝秉键《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一文，可略知梗概。其所输入之西洋科学，已涵盖光学、声学、化学、电学、热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地质学等领域。其所输入之西洋哲学，已涵盖亚里士多德之物质构成论、培根之“唯物经验认识论”、培根之“新工具”、斯宾塞之教育学及其“可知论”与“不可知论”、达尔文之进化论，等等。〔61〕
在西洋科学思想与西洋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格致书院之学生已对中式科学与哲学思想提出怀疑。这意味着“西学”之输入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此种影响最实质的内容，就是以“机体论”为基础的“中式哲学”让位给以“机械论”为基础的近代“西式哲学”，以“波与场”为基础的“中式科学”让位给以“原子论与粒子论”为基础的近代“西式科学”。这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近代化”，这就是所谓“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