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一种“二流文明”或“半文明”的说法，以为郭嵩焘已经认定，相对于西洋文明，中华文明已沦为“二流文明”或“半文明”。
如郭汉民谓：“郭嵩焘还认识到，区分夷夏的标准是文明程度的高低，是教化之有无。……郭氏的这些言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夷秩序’和‘夷夏之辨’的旧观念，认定西洋教化远胜于秦汉以来的中国，……其文明程度高于中国。”〔8〕
又如田永秀、鲜于浩谓：“首先，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否定了中国流传二千余年的华夷观念等文化优越论。……能看到西方文化上的先进，承认并正视中国文化落后的中国人，却属凤毛麟角了。而郭嵩焘就是这寥若晨星的人物。”〔9〕
又如周行之谓：“郭氏在出使英、法之前，已因认为洋人也有‘文明’而大遭物议。出使之后，由于亲自目睹耳闻，更感本国之不如。”〔10〕
又如朱薇说：“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11〕
冯吉红亦谓：“他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差，甚至比中国文化更为先进。……他彻底抛弃了‘华夏文化中心论’，……因而他大胆地接受了从总体上用‘文明’与‘半文明’来界定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优劣。”〔12〕
说郭氏已承认“西洋文明优越论”，已承认中国为“文化二流之国”，已承认中国为“半文明之国”，乃是一种“速断”，是难以立足的。郭氏批“中国文化”甚严，但矛头所指只及“器物”的层面，又及“制度”的层面，从未在“文化根本”或“观念大义”层面视中国为“二流”，视中国为“半文明”。这是郭氏所把持的底线，有了这条底线，郭氏就不会走上“自毁文化”之路。
郭氏读《论语》，喟然叹曰：“呜呼！是言也，尽万世之变而无以逾焉者也。”〔13〕这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郭氏读《孟子》，亦叹曰：“呜呼，孟子之言至矣！”〔14〕这也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复何镜海》谓：“承示近日读《易》以穷天人之变，读《论语》以求性道之归，论学论治，备于是矣。”〔15〕这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复罗小溪》谓：“鄙人近数年颇有悟于《周易》言几之旨，以为道非诚不立，非几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乱，皆有几者行其间，天也，固人也。”〔16〕这也是对“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的认同。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日记云：“天下之理，一阴一阳而已。阳，君子也；阴，小人也。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天地之行为运，人之赞天地为事功。天之运，无形者也；人之事功，有形者也。故运不可言，而事功可言。阴阳之消，有消之者；阴阳之长，有长之者。……家国天下之盛衰，友朋之离合，人之从违，未有不由此者也。”〔17〕同月二十七日日记云：“天地大气之运行，实有顺逆二者。……二气之运行，如暑至而热，冻极而寒，皆确有此气。惟其弥纶旁薄，而亿万人转旋其中，故神而妙耳。”〔18〕同月二十九日日记云：“和乐是心之体，所谓满腔恻隐，盎然如太和元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也。精明是心之用，所谓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截然若万物之各正其性命也。”〔19〕
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日记云：“《中庸》一书，圣人之道推阐尽致，以慎独为入德之门，以知仁勇三者为造道之纲，以诚为体道之极，以制礼作乐为行道之验，为［以］成物参天地为尽道之实，以尽人合天为修道之功。推究其致，总归入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八字上。”〔20〕咸丰八年十月二十日日记云：“予谓孟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子以穷理尽性四字释此语，而不及立命之说。朱子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圣人到五十时，已自与天合撰，所以能知天，所以能立命。”〔21〕同月二十四日日记又云：“如坤之象曰：乾以刚修己，克己复礼之道也；坤以柔治人，民胞物与之道也。”〔22〕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一日日记云：“吾人行事，必具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心，乃能于事有济。”〔23〕同月十四日日记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圣贤只是以成物为心，所以能尽己性，即能尽人之性。实觉得有一腔不忍人之心，日加积累填满去，此是圣人言仁之实际。”〔24〕
“阴阳”、“赞天地”、“天地大气”、“成物参天地”、“穷理尽性”、“民胞物与”、“以成物为心”等等，这些观念不来自西洋，而是标准的“中国制造”。郭氏反复论及，一再揣摩，不见“二流”之讥，亦不见“半文明”之讥，而是肯定之，实行之，认真阐发之。讲“器物西化”，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成“二流”；讲“制度西化”，亦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成“二流”；唯有讲“观念西化”，才可能使中华文明成“二流”。而“观念西化”却是郭嵩焘所不讲的。
可知郭氏并未承认“西洋文明优越论”，并未认中国为“文化二流之国”与“半文明之国”，至少在“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