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曙光撰《先行于西学踯躅于理学——郭嵩焘“本末”思想评析》一文，认定：“从先行，到踯躅，到回归，郭嵩焘没有越出儒学的樊篱。”〔25〕并且认为“对儒学自信、自觉、自审，对异质的西方文化有相对平和的心态，一种没有丧失文化主体地位的海纳百川的大气与豪气，体现在一批湖南仕宦和士子的时代应对的言行中。”〔26〕其中郭氏具“重要代表性”。此种判定，就跟“文化二流”或“半文明”之判定，处于刚好相反的地位：郭氏依然是在“中国式思维”的框架下思维，依然固守着“儒学”与“中学”。
此种“没有丧失文化主体地位”的大气与豪气，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各人自有不同看法。姚文就持否定的看法，认为“这种文化优越感成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阻碍”，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剧”〔27〕。著者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这不是“悲剧”，也非吸收外来文化之“阻碍”，相反还是吸纳消化外来文化之唯一前提。没有这样的“文化主体地位”，而去盲目吸收外来文化，恰如给死马注射强心针，再名贵的药物也是枉然。
郭嵩焘倡导的“西化”层次与领域，超过同辈诸公许多，但他却没有放弃这个“文化主体地位”。他撰《大学章句质疑》二卷，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而知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统于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学。学者，致知诚意，极于修身止矣。致知之道广，而具于心者约；诚意之功严，而尽天下之事固无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国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修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穷极物之理而不遗；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则。知此则大学一书完具无缺，数百年之辨争，盖皆求之于外，而于中之要领，有未究也。用其书以求朱子之学深味而行之，可也；强大学之书以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陵越而已。”〔28〕又谓：“致知所以在格物者，极吾知之量不能逾乎物之则也，致知即知止之义。”〔29〕
又撰《礼记质疑》四十九卷，也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窃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以自牾者多也。”〔30〕又说：“化即程子变化气质之化，化者，变之甚也，逐物而流，随物而迁，久之遂与物化，而好恶随以转移。物至之知亦迷惑而丧其守，于是心知气体一沦于物，莫能自主，故曰化物。”〔31〕“味也，声也，色也，人欲之所附以行者也，而天命之精聚焉。人秉五行之秀以生，有口自能知味，有耳自能审声，有目自能辨色，圣人为之判五味之宜，辨五色之正，察五色之文，而天理之流行依乎人心之感应，以为之则。是以味声色三者，五行万物自然之符，即民生日用自然之序，非是则天地之用穷，民生日用之经亦废。人之生生于味声色之各有其情。故礼者，治人情者也，非能绝远人情以为礼者也。”〔32〕
又撰《中庸章句质疑》二卷，也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嵩焘少读是书，亦时有疑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为达道，尽人所知也，知仁勇之为达德，尽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数者之分为达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义也？中庸于此三者，言之详矣。……读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于圣贤成己成物之功，亦足窥其崖略矣。”〔33〕又谓：“中庸喫紧在慎独，而推本性之原于天，以见人之所以与天地同量者，其原固无二也。……性丽于道而原于天，以待体于人，则人自效其成能而物无与，注以人物各循其自然，而谓之道，疑所谓自然者，天道之无为者也。率乎性而为道，圣人尽性之功也，人道也。天既命于人而有性，而凝之以为道，则此道字不必虚属之天。率性者，人道之有事乎。率也，非循其自然之谓也。”〔34〕
又撰《论士》、《文中子论》、《朱子家礼》五卷、《玉池老人自序》等，又于湖南城南书院、思贤讲舍等地讲论船山学、礼学、庄子学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固守“儒学”与“中学”，坚守中华文明之“文化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