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光绪六年（1880）二月十三日之日记中，郭氏提出中华复兴“三百年说”，谓：“故尝论泰西勤求武事，万难及其百一。然有贤者起，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谓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为自秦汉以来四千年流极败坏之久，愚积之深，非是不能有成也。若如圣祖以至乾隆之季一百三十余年间，重之以精求学校之实，鼓舞人才，以使之务实求精，其庶几可望也。俯仰今昔，慨然伤怀，能知此义者谁哉？”〔93〕
“器物西化”，三五十年可有成效；“制度西化”，必垂三百年方有“振兴之望”；郭氏未主张“观念西化”。此即郭氏有关中华复兴“三百年说”。
邹红霞分析此“三百年说”云：“可以说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尖锐批判，并认为需要加以改造的人。”〔94〕此有“过誉”之嫌，因为郭氏并未主张“观念西化”。
张卫波视此“三百年说”为“渐强”思想，并认为“渐强”思想的形成“是郭嵩焘考察和探索西方文化的归宿，标志着他的中西文化观不再是单纯的比较和选择，而已转化为一种政治理想，即利用西方文化实现富强的愿望”。〔95〕从“政治理想”的高度看郭氏反对急功近利的“三百年说”，确为的见。
“渐强”就是“改良”，而不是“革命”。郭氏看重南宋以前中国的“控御夷狄之道”，批评“南宋以后”的“主战”言论，基调是“改良”而非“革命”；自觉地不惜尽毁声誉地与清廷朝野上下的主战派背道而驰，讲求的也是“改良”而非“革命”。光绪元年的《条议海防事宜》也是以此为基调：“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富强之理。”〔96〕总之倡“渐进”而反“激进”，乃是郭氏一贯的思路，也是“三百年说”之核心。
郭氏提出“三百年说”，是在光绪六年（1880），三百年后应是西元2180年。第一个一百年（1880—1980）中国底定政局，开始“器物西化”；第二个一百年（1980—2080）中国完成“器物西化”，开始“制度西化”；第三个一百年（2080—2180）中国完成“制度西化”，开始“文化复兴”。固守中华文明之“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是很关键的，反对“观念西化”是很关键的，因为假如这一道防线守不住，三百年的努力就会变成一种“虚无”。
关键是“文化”，守住了“文化”，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守不住“文化”，则中华民族自此而绝，而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同其命运，而变成“古中国”矣。
以此而观郭氏之“三百年说”，确为当时之“高见”，于今仍是“高见”。予中华复兴以“三百年”之期，不长也不短，可谓恰到好处。中国太大了，“文化”太厚了，三百年脱胎换骨不算长。
关键是要有信心，要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有信心，要有郭嵩焘这样的坚守与高瞻远瞩。不能学第三期的“全盘西化者”，竞相以否定自己的“文化”与“文明”为能事。
假如中国人不能在第二个一百年找回对于自己“文化”与“文明”之信心，第三个一百年的“文化复兴”就会是一句空话。假如这种状况成真，则中国三百年的“西化”努力就是一场噩梦，世界上唯一不曾中绝的文明，就会如镜花水月，变成“遗址”与“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