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致笙陔叔》论自我云：“居官居乡，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顾人喜怨。非敢为崛强也，性自定尔。往在军中数年，未尝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动曰所获盈万，吾弗辨也。每岁资助亲友较多于存与，不以人议吾之富，遂怀顾忌也。”〔97〕此为典型的“中式贫富观”。
在《致沈幼丹制军》中论自我云：“病体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世，内度之身，自计己审。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之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姓名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98〕此为典型的“中式毁誉观”。
《曾宫保五十寿序》论自我云：“嵩焘以为国家之所以待功臣，与功臣所以自待，当各尽其宜。……士之求自遂其志，诚有不得已耳。为天下者，宁使士之志不尽得所安，而要使其才皆足以自达。苟才足以自达，而志亦毕矣。士毕其志，而国家之治亦隆矣。”〔99〕此为典型的“中式才志观”。
《周筱松先生八十寿序》论云：“尝论人生才志之所极，各视其量以为程。其量恢恢乎有容，斯所及者远，而所涵蓄为尤大，虽极崇高富贵，其心终若不自慊而常欿然。视所受于天者未有能尽也，是故忧虞之意多，而欢欣愉快之时少。至终其身困穷抑厄，或积一生之勤苦，博一官，效一职，以自慰其读书求志之心，而泰然有以自得，于人世无所动其歆羡。二者之于天下，未数数然也。夫居大受之地，而匔然以惧，与小有所就而敛然以自抑，是皆内有以自求于心，而无累于物。道之隆杀固殊焉，而为量一也。”〔100〕此为典型的“中式忧乐观”。
《张菉潭七十寿序》论云：“士大夫居官而无益于国，居乡而无益于邻里，是与林之鹤、渊之鱼、深山之木石无异，虽寿千百，亦奚以为？生而有益于人，虽一乡一邑，所施不远，而乡邑之人望其寿考期颐，以长享其利济，其爱而祝之也，乃不容已。”〔101〕此为典型的“中式邻里观”。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记论云：“吾亦窃笑诸人目光不能盛寸。天下事是非利害，久而后定。今日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利害亦时颠倒交错其中。至于久，利者必是，害者必非。天下万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人须放开眼孔，念及数十百年以后，此心方有把捉。”〔102〕此为典型的“中式利害观”。
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日记云：“须是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内真人品。古人闲适处，今人却忙过了一生。古人实受处，今人又虚度了一世。谈纷华而厌，或见纷华而喜。语淡泊而欣，或处淡泊而厌。须扫除浓淡之见，欣厌之情，才可以忘纷华而甘淡泊也。”〔103〕此为典型的“中式浓淡欣厌观”。
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云：“天下未尝无人，待朝廷大气转移之。大气谓何？诚而已矣！有壁立千仞之象，令人不敢干以私，方见力量。……恶人在位弗去，不祥；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恶于众，是谓拂天地之性，而亏本明之心，不祥莫大焉。”〔104〕此为典型的“中式朝野观”。
咸丰十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云：“知天下之险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核残忍，皆道之所能格。是以憯肌肤、戮妻子而不动，受垢污、被攘夺而不怼。不足于物，有余于己；不足于身，有余于心。君子出身以任家国之事，所守者道也，所重者耻也，所惜者名也，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宠不惊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贞也。乐则行，而忧则危者，大人之时也。”〔105〕此为典型的“中式君子观”。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记云：“张子言：人苟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益。有限之心，只可求有限之事。欲致博大之事，必以博大之心求之，所谓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者也。”〔106〕此为典型的“中式大心观”。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日记云：“天地之气，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徇物。……学问须严密，体会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君子不以天下万物挠己，己立矣，则运天下、济万物必有余裕。”〔107〕此又为典型的“中式君子观”。
总之郭嵩焘之人生观，乃完全是“中式”的，他不可能走上“西洋文明优越论”或“中华文明二流论”之路。他讲中华文明为“二流”或“半文明”（half-civilized，他译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是转述“欧洲诸国”的观点，且仅限于“器物”与“制度”的层面。至于“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他是始终坚守的，在这一点上，他跟曾国藩没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