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器物”、“制度”与“文化根本”三层次中，王韬主张“器物西化”与“制度西化”，但却反对“文化根本西化”或“观念大义西化”。
“器物西化”如购炮买舰之类，被王韬视为最低层次的西化，认为“器物西化”是末，“制度西化”才是本。故其提出拯救中国的诸多方案，均以强调“制度西化”为主。其《洋务》一文论“器物西化”与“制度西化”之关系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彼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64〕“器物西化”必与“制度西化”并而行之，才能收纲举目张之效；不讲“制度西化”，只是“徒袭其皮毛”。
《变法》一文认为有四样东西“皆宜亟变者也”，一曰取土之法宜变也，二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三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四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65〕此四方面基本是讲“制度西化”。《治中》一文论“水师宜立专局训习技能”，“陆营宜改营制汰军额简丁壮厚饷糈”，“战船宜易帆舶为风轮火琯”，“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66〕四个方面的“当变者”，似兼及“器物西化”与“制度西化”两方面。
《重民》一篇则涉及“政治制度西化”之问题。文章认为泰西以三种政制立国，一曰君主制，二曰民主制，三曰君民共主制。行君主制者，有俄、墺、普、土诸国；行民主制者，如法、瑞、美诸国；行君民共主制者，有英、意、西、葡、嗹诸国。君主制的特点是“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民主制的特点是“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君民共主制的特点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67〕比较三种政制，王韬以为“君民共主制”较适合于中国：“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68〕
王韬以为英国所采“君民共主制”，是泰西诸国最好的，“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69〕。至于中国“三代以上”，推行的也是“君民共主制”，行“君主制”乃自秦而始：“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呜呼！彼不知民虽至卑而不可犯也，民虽至愚而不可诳也。”〔70〕政制改革的目标是“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71〕
《达民情》一篇，亦论及“政治制度西化”：“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由是而制器则各呈其巧，练兵则各尽其材。上下同心，相与戮力，又安见邦本既固而国势不日隆者哉！”〔72〕实现“君民共主”，被抬到最基础之地位。
《禁鸦片》一文赞英国政制说：“英国于国家大事，多民为主而非君为主，苟民皆欲禁，君亦不能强民以不禁。”〔73〕《纪英国政治》一文赞英国政制说：“由此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74〕《上当路论时务书》赞英国政制说：“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75〕英国式的“君民共主制”，似是王韬心中最为理想的“制度西化”模式。
《除弊》一文论及“所当因革者”六条，基本属于“制度西化”范畴：清仕途，裁冗员，安置旗民，废河工，捐妄费，撤厘金。〔76〕《拟上当事书》则描绘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近代化方案：一曰练兵，二曰造船，三曰制器，四曰选士，五曰储材，六曰重艺术，七曰开垦各矿、广采五金，八曰筑路，九曰理财，十曰慎遣使臣，十一曰厚待外人，十二曰固守邦交。“以上十有二条，皆善后事宜，所当亟行者也。而富国强兵，睦邻备远，亦不外乎是矣。”〔77〕这个近代化方案既涉及“器物西化”，亦涉及“制度西化”。
相对于“制度西化”而言，“器物西化”是末，“制度西化”是本；相对于“观念西化”而言，“制度西化”是末，“观念西化”是本。王韬已上升到“制度西化”之层面，尤其是倡导“政治制度西化”，他是不是同时亦倡导“观念西化”或“文化根本西化”呢？答曰：否！王韬讲“西化”止于“制度”，他对于“文化根本”有坚定不移之捍卫。
《原人》捍卫着中国人的“夫妇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而知礼义之所措。……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诗始关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78〕
《答强弱论》捍卫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天盖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也，然后世变至此乃极，天道大明，人事大备。间尝笑邵康节元会运数之说为诬诞，今而知地球之永，大抵不过一万二千年而已。始辟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无而有之天下；将坏之一千年，为天地人自有而无之天下；其所谓世界者，约略不过万年，前五千年为诸国分建之天下，后五千年为诸国联合之天下。盖不如此，由世变不极，地球不毁，人类不亡。我故曰：善变者，天心也。庄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旨哉言乎！”〔79〕
《华夷辨》捍卫着中国人的“华夷观”：“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80〕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捍卫着中国人的“圣教观”。所提五条建议——广贸易以重货财、开煤矿以足税赋、设保险以广招徕、改招工以杜弊病、杜异端以卫正学——之最后一条，就是专门捍卫中国人之“圣教观”的：“天下之变，愈出而愈奇，杨、墨、庄、老自内而勃兴者也，佛、回、景、祅自外而流入者也。子舆氏距杨墨，昌黎氏辟佛，何则？以其害于孔子之道也。至回、景、祅诸教之进中国，无一人斥其非者，以其道不足与辨也。”〔81〕
天主教、耶稣教假洋人天算舆图格致之学而东来，“皆足为人心风俗之大害”，原因就是它们正毁坏中国人的“圣教观”：“杨墨之徒不敢与孔子为敌，而孟子犹且距之。佛生西土，其道虽悖孔子，而不敢毁孔子。今天主、耶稣二教，居然以孔子为不足法，圣教为不足遵，昌言于众中而莫敢谁何，此真生民以来所未有也。顾出自西人之口，犹可言也。甚有儒冠而兽行者，一为衣食所驱，遂至随声吠影，恬然不知耻，悍然罔所顾，此不独名教之罪人，实民心之蟊贼，为王法所必诛。……中国之人，每好异而喜新，一若教中之理，事事皆可从，而惟弃绝祖宗，停斥祭祀，为子孙之心所不忍出。”〔82〕
《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捍卫着中国人的“处世观”：“我中国先文教而后武功，重德性而轻诈力，不以近功易远略，耻机心而贱机事。视之若甚拙且钝焉，采之若可狎而侮焉，而久之为其所化而不知，或阴中其病而罔觉。是实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自古仁义为国，其敝也衰，甲兵为国，其亡也蹶。是以泰西诸国，其兴勃然，而亡亦忽焉。不见罗马盛于汉，荷兰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盛于明，而今皆衰矣。就在中国而观，商之鬼方，周之玁狁，汉之匈奴，晋之拓跋五胡，唐之吐蕃回纥，宋之契丹女真，其种类或存或亡。而所谓中国者，数千年以来如故也。政事法令未尝改易，土地人民未尝损失。且唐时回人之散居天下，至今何如？宋时犹太人之入处河南，至今何如？奈何欲以暂来之西人，易数千年之中国！用夏变夷则有之矣，未闻变于夷者也。”〔83〕
中华文明之“观念体系”，实为退却之最后防线，不守则“亡天下”矣；中华文明之“文化根本”，实为退却之最后防线，不守则“亡天下”矣。王韬守之，此即其“观念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