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观念西化”与坚守“民族文化自信”，实乃一体之两面：不有“民族文化自信”，则不会反对“观念西化”；不反对“观念西化”，则无以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王韬之反对“观念西化”，正基于其对于“民族文化”持有坚定不移之信心。
《变法》一篇称赞中华之“物质文明”以及中国学习西法之能力：“铜龙沙漏，璿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84〕“器物文明”之仿效是最为简单的，故王韬开出“不及百年”之预期。
《使才》一篇称赞中国人才辈出：“今我国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经济足以华国而耀远者，讵乏其人！将见后来宣上德而树远威，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国以自重，辑强邻以来归，必有随何、陆贾其人者出焉。”〔85〕
《洋务在用其所长》一篇称赞中国地大物博：“故吾尝谓，中国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国之士通今而不知古。……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强邻悍国虽有觊觎，亦不敢发。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86〕
《亚洲半属欧人》亦谓：“而地球中精美之所存，英华之所蕴，则莫若中国。……地球中灵秀沃腴之壤，不过数处，而以中国为巨擘，地球之人，无不欣羡焉。”〔87〕
《欧洲各都民数》一文称赞中国人口众多：“四大洲中，林林总总，当不知其凡几，而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数，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如就地球四大国而计之，版图户口亦以中国为巨擘。俄罗斯方七十二兆里，户口七十五兆；英吉利方八十兆里，户口二百零九兆；合众国方三十兆里，户口三十二兆；中国方五十兆里，户口四百兆。是则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顾有众尤贵能善用其众，则富强之术，保卫之方，可不亟讲也哉！”〔88〕“人口众多”未必尽是“负担”，“能善用其众”就不是“负担”。西洋近代文明驱人口而递减，并不能代表人类文明之发展方向。
《遣使亲俄》则称赞中国之国际地位，认为中国乃“天下之关键”：“至今日而中国之安危强弱在善处英俄之间，而英俄安危强弱之所系，亦在乎中国。盖中国者，天下之关键也。以地势观之，关欧洲之全局则在土耳机，系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英人之意，既欲强中以御俄，俄人之意，独不能使我中国亲俄以制英耶！此犹之战国之齐，附秦则秦强，附楚则楚奋。故英俄在今日，亦莫如结中国以自重，而中国亦宜联络于二者以恒享其安。”〔89〕不管天下如何重建，中国终将“系地球之全局”。
《西人重日轻华》称赞中国之“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地球四大洲，亚细亚幅员为最广，风气之开亦独先。中国圣圣相承，皆以达人而居天子之位。制礼作乐，肇启文明，故三千年前，已为声名文物之邦，威德覃敷，震于遐迩。海外大小诸国，其仰慕我中华如在天上。日本虽在东瀛，与我中国一海遥隔，而文字攸同，风俗无异，一切制度大都采自汉唐。”〔90〕
《六合将混为一》亦谓：“中国自三代以还，其间不无陵替之端，其治不无舛谬之迹，然未及百余年必有圣君贤相出而整顿之，以挽回气运而旋转乾坤。其所不足者，武备之精，机变之巧，如泰西各国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而已。”〔91〕
《中国自有常尊》则称赞中国完全具备“仆而后起”、“睡而后醒”之能力：“中国，天下之首也，尊无异尚，此古之通义，而非徒以口舌争者也。若夫盛衰之势，强弱之形，则自元黄剖判以来，原无一定，固不得藉一时之盛，恃一日之强，而辄夜郎自大也。”〔92〕历史证明，“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完全不是长治久安之道，故该文又说：“然则恃强以凌弱，虽事有不同，时有久暂，而其卒底于灭亡者，固亘古如一辙也。何也？尊卑之分不明，逆理犯顺，生人之道灭矣。……本之先拔，未有能久而不蹶者也。”〔93〕
历史上之中国常是弱而不亡、衰而有终，以此知中国终将有复兴之一日：“故知中国有时而弱，然弱亦足久存；中国未常（尝）无衰，然衰要有终极。盖彝伦所系，统纪所存，一旦圣君应运而兴，贤臣相辅为理，励精图治，上邀无着，下顺舆情，则强者亦将失其强，而尊卑以明矣。势无陂而不平，道无往而不复，观诸上古之迹，验诸近今之事，当不河汉乎斯言！”〔94〕中国强时，有一个可尊贵的地位；有时而弱，亦能保持其可尊贵的地位而不坠。这就叫“中国有常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中国从不“恃强以凌弱”，原因就在中国从不“以势力相雄长，以情伪相攻夺”。这就叫做“中国自有常尊”。
《普法战纪代序》亦谓：“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95〕时机成熟，中国想不富强都难。《火器略说后跋》又谓：“以中国人民之众，甲兵之广，财用之裕，物力之富，更益之以强兵讲武，奋发有为，虽雄长于天下不难，而何虑乎欧洲！”〔96〕
《续选八家文序》称赞中华文明之影响力：“我观日东，在昔虽与我瀛海相隔，不通往来，而其实同文之国也。尊崇孔孟，设立学宫，其承道学，即濂洛关闽之绪也，其论诗文，即汉魏唐宋元明之遗也。学校中所诵习者，皆我中国之经史子集也。”〔97〕
《救时刍议》将中国复兴之基筑于经济发展之上：“夫农商者，财之源。西北与东南农商既理，则天下食足货通而财赢，上下俱足。理财用十年，中国之气振；理财用三十年，中国之气大振。于以养天下之儒士，则科举人才不可胜用；养天下之战士，则海战精强足御外侮。中国既富且强，而日臻上理，有舜禹之心，而事业则过之。于戏！不其盛哉！”〔98〕经济“三十年大振”，屡验不爽之言也。
《论大地九州之外复有九州》一文，乃“中学现代释读”之典型篇章，完全秉承了中华文明在释读中发展、在释读中延续之核心精神。战国邹衍释读尧、禹时代所区之“九州”，仅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此即所谓“九大州说”：如“中国”者九，此九州之外“乃有大瀛海环其外”，“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这是将儒家“九州说”释读成“大九州”。王韬则更以现代地球观念“证明”大九州之说“可得而实指其地矣”。〔99〕
“大九州说”通过王韬的现代释读，就成为一种完整的合乎现代科学的中国人之“全球观”。此种“全球观”始于战国之邹子，邹子又“必有所授，非尽无稽”。〔100〕可知中国之合乎科学的“全球观”，至少已有三千多年之历史。王韬虽是假“薛叔耘”（“薛星使”）之名成此现代释读，然至少他是承认此说“固近而可征也”、“其说殆信而有征也”。〔101〕中华五千年文明中，能行此现代释读之说，多如牛毛。只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自信”，就不怕没有释“古典”为“现代”的机会。
以此而知“中华文明”之“现代化”，不在以“西学”取代“中学”，而在以“中学”之固有框架重释“西学”，又以“西学”之固有框架重释“中学”。双向“释读”之后，构建合乎“中学”之固有思维方式的新的“中学体系”。以“西学”取代“中学”，则“中华文明”亡矣，“中华民族”亡矣。对“中学”作现代释读，构筑“新中学体系”，则“中华文明”不亡，“中华民族”不亡。“中华文明”屡仆而屡起，赖此现代释读；“中华民族”屡睡而屡醒，赖此现代释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