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本末”观念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兹述王韬之“本末”观。
《洋务》以“借法自强”为末，“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为本：“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102〕“徒袭其皮毛”是指“末”这一部分，“本”则尚未开始。又谓：“风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103〕此处亦以“风俗厚，人心正”为本，而以“西法”为末。
《设领事》以“举贤任能”等为本，以“练兵选士”等为末：“夫有国家者，在乎举贤任能，敬教劝学，通商惠农，所谓本也。练兵选士，制器造舟，开矿理财，所谓末也。睦邻柔远，一视同仁，破除畛域，相见以天，此以尽乎内者也。遣使臣，设领事，通文告之词，浃往来之谊，此以尽乎外者也。本末兼备，内外交修，则庶乎可矣。”〔104〕
《欧洲将有变局》以“富强”为本，以“其余”为末：“今日我国之要图，首在富强。欲强则自练兵始，欲富则自治民始，此二者皆本也，其余则末而已矣。仿效西法，崇尚西学，次第以行之可也，而其大端则在得人始。”〔105〕“富强”为本之说亦见于《兴利》一文：“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106〕《理财》亦以“富足”为本，“其余”为末：“今天下理财之急务，在乎节浮开流，革奢崇俭，所以富国而足民者，其大要不外于此。盖此乃本也，而其余则末也。”〔107〕又谓：“财阜俗康，而天下自治，此所谓本也。其余一切理财之说，皆末也。本立而末举，然后次第行之，乃始不止以救一时之急，而可以巩万世之基。”〔108〕
《纪英国政治》以“政治”为本，以“水师”等为末：“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钱之充足，商贾之转输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遂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由此观之，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强雄视诸国，不亦宜哉！”〔109〕其所以“富强”者，在“政治之美”，故“政治”为本，“富强”为末。
《平贼议》以“民治”为本，以“兵治”为末：“当今平贼要务，首在治兵与治民而已。治兵则在良将，治民则在良有司。兵治，平贼之末；民治，平贼之本。盖未有民不治而贼平者也。”〔110〕此处“民治”亦属“政治”范畴。“兵治”作为“平贼之末”，只能“治其表”；“民治”作为“平贼之本”，方能“治其里”。“表里兼该，本末交尽，而天下有不乂安者乎！”〔111〕
《上当路论时务书》以“治民”为本，以“仿效西法”为末：“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我相辅而行之可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如西国之法，斲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神明变化焉而民不知。”〔112〕此处核心是反对“舍己以从人”〔113〕，反对“强我以就人”，故“我”为本而“人”为末，“中国”为本而“西法”为末。
《与周弢甫徵君》以本末而分中西：“盖中国以为用心之精不在于是，韬故曰：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114〕西人有道有器，于中国则以器胜；中人亦有道有器，于西人则以道胜。非谓中人尽有道，而西人仅有器也。换言之，王韬此处是以为“中国”之道胜于“西人”之道，而“西人”之器胜于“中国”之器，两者互有胜负，不可扬人而贬己，扬西而贬中。著者以为此种说法非全无道理。
《救时刍议》又言：“夫六经载道，穷经所以行道，中国数千年精神悉具于六经。而西学者，缋六经之未具，又非中国诸子百家所能言。”〔115〕六经属于“道”，而西学属于“未具”，此处亦是以本末关系而区分中学与西学，而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与上文以道器关系而区分中西，可以互补。
中国哲学之思维的特点是“本末无定位”：相对于“制度”而言，“器物”是末而“制度”是本；相对于“观念”而言，“制度”是末而“观念”是本。关键是看“上下文”，在甲种“上下文”中为本者，在乙种“上下文”中变为末；在乙种“上下文”中为本者，在丙种“上下文”中变为末。故王韬时而以“富强”为本，时而以“富强”为末，并非自相矛盾，只因其处于不同的“上下文”中。
中国之所谓“近代化”，第一步是所谓“器物西化”，此时“制度”与“观念”是本；第二步是所谓“制度西化”，此时“观念”是本。洋务派守的是“制度”之本，王韬守的是“观念”之本与“文化根本”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