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庸注》：“以西化儒”
出亡海外前期，康有为“避地于槟榔屿英总署之明夷阁”，恨《中庸》一篇之“大义未光，微言不著”，“遂虑掩先圣之隐光，而失后学之正路”，乃著《中庸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书。先载《不忍》杂志第四册（1913），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单行（1916），并收入《万木草堂丛书》。
《中庸注》何所作也？“以西化儒”之作也！详言之，“以西洋进化论生解儒学”之作也！既如是，则“反映了作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保守思想和消极情绪”〔60〕之判定，乃不攻自破矣。
《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康氏注云：“人莫不爱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孔子告子贡以一言行终身者。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故子思特揭之。”〔61〕此处是以西洋“自主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康氏注云：“天之生人，一视无私，而有富贵贫贱、愚智寿夭、安乐患难、诸夏夷狄之万殊迥别，惟有因之而已。譬如草木，美种而壮良者，天则繁植之；恶种而微弱者，天则剪覆之也。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孔子发天因之理以劝之，竞于大德，而后克受天休也。”〔62〕，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释读儒学。
《中庸》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康氏注云：“然天人进化，无有穷尽，不可守旧以自安。凡已过之故迹，可温寻考验，以证其得失。凡未著之新理，可深思力索，以知其变通。夫故者，大地千万年之陈迹，不温寻之，则不知进化之由，虽欲维新而恐误；新者，万物无穷尽之至理，不考知之，无以为进化之法，虽能胜古而亦愚。孔子甚爱古迹，尤好新法。法者，其义相关，故戒守旧之愚害，而亦不可为灭古之卤莽了。”〔63〕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中庸》云：“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康氏注云：“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拨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时，内外远近大小若一。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此孔子制作所以大也。盖世运既变，则旧法皆弊而生过矣。故必进化而后寡过也。”〔64〕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中庸》云：“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康氏注云：“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则三千也。孔子发明据乱、小康之制多，而太平、大同之制少，盖委曲随时，出于拨乱也。孔子之时，世尚多稚，如养婴儿者，不能遽待以成人，而骤离于襁褓。据乱之制，孔子之不得已也。然太平之法、大同之道，固预为灿陈，但生非其时，有志未逮耳。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65〕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康氏注云：“盖尝论之，以古今之世言之，有据乱、升平、太平之殊，不可少易。而以大地之世言之，则亦有拨乱、升平、太平之殊，而不可去一也。即以今世推之，中国之苗瑶侗僮，南洋之巫来由吉宁人、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烟剪人，今据乱世之据乱矣；印度、土耳其、波斯颇有礼教政治，可谓据乱之升平矣；若美国之人人自主，可谓据乱之太平矣。今治苗瑶黎侗、非洲黑人之法，必设以酋长，别其男女，教之读书，粗定法律，严其争杀，导之礼让，斯可矣。若遽行美国之法，则躐等而杀争必多。待进化至于印度、波斯，乃可进变于美国也。太平与据乱相近而实远，据乱与升平相反而实近。而美国风俗之弊坏，宜改良进化者，其道固多。若所以教中国之苗人、非洲之黑人，则教据乱之法，尚不能去也。将来太平之世，各种未齐，亦必有太平之据乱者存，此亦无如何者也。故今者大地之中，三世之道并行，法则悖矣，而治世之意各得其宜，则未尝小悖也。中国之苗瑶侗僮、番黎狆，与我神明之胃并育一也，各用其据乱、升平之道而不相害。美洲之土人与白人并育一也，各用其据乱、升平之道而不相害。非洲黑人与白人并育一也，各用据乱、升平之道而不相害。若夫一世之中，条理万千，乃成治法，如百川之纷流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孔子之小德也；若其大者，无论治法之相反相悖，要以仁民爱物，加厚而进化之知仁勇，孔子之大德也。惟其道能错行代明，并育不害，并行不悖，此孔子所以与天地同大也。”〔66〕此处先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然后以“儒化进化论”释读“世界史”。
《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康氏注云：“知天地之化育，盖言《易》也。《易》道阴阳，言天地之道，万物之理，消息之微，死生之故，变通进化之故，尤为微妙。”此处是以西洋“进化论”释读儒学。
二、《孟子微》：“以西化儒”
出亡海外前期，康有为又撰《孟子微》，继续其“以西化儒”之旅。
《孟子微》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刊于《不忍》杂志第一册，曾选载于《新民丛报》第十、十三、十七、十九、二十号。后收入《康南海文集汇编》（1914），另有上海广智书局万木草堂丛书本（1916）。
全书以类编形式，将《孟子》七篇重新勒为十八篇，分别为：总论、性命、心身、仁义、礼智、孝弟、仁不仁、王霸、仁政、同民、政制、外交、战、贵耻、师友、辨说、论古、辟异。每篇分若干章，每章之后加上康氏之长篇按语与评论。全书之中心思想是以“西学西理”，尤其是西洋之“进化论”“生解”儒学。认为颜渊死后，传孔子《春秋》三世、大同之学者，惟孟子一人而已，而后世《孟子》诸注家却并未发明此义。
《孟子微》之“序”云：“《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67〕又云：“然则孟子乎，真传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来，条分脉缕，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颜子之道不可得传，得见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68〕
《孟子微》之“《新民丛报》本序”云：“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69〕“平等同民之公理”属于“西学西理”，撰写《孟子微》之目的，就在以“西学西理”重新释读（或曰“发明”）“孔孟之义”。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一段，康氏释读云：“盖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尧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世，有拨乱，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胜野蛮，拨乱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70〕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进化”之说、“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段，康氏释读云：“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各有所为，而孟子之说远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人人有是四端，故人人可平等自立。”〔71〕此处以西洋“电”之说、“以太”之说、“进化”之说、“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一段，康氏释读云：“孔子立三世之法：拨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为进退大小。大同之世，人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禹稷当平世，视人溺犹己溺，人饥犹己饥，人人平等，爱人若己，故平世之仁广远，不独亲亲矣。……凡世有进化，仁有轨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轨道大小，未至其时，不可强为。孔子非不欲在拨乱之世遽行平等、大同、戒杀之义，而实不能强也。可行者乃谓之道，故立此三等以待世之进化焉。”〔72〕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一段，康氏释读云：“以仁为任，民智未开则觉其愚，民有患难则同其凶，故一在觉民，一在救民，此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73〕此处以西洋“人道之公理”之说、“独立而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尽心上》“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一段，康氏释读云：“愚谓生人皆同胞同与，只有均爱，本无厚薄，爱之之法，道在平均。虽天之生人，智愚强弱之殊，质类不齐，竞争自出，强胜弱败，物争而天自择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圣人调之。……至各国殖民之地，若新辟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则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资生学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议。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农工商之业通力合作，各食其禄，此则孔子分建之法，但小之耳，终不能外孔子之意矣。盖均无贫、安无倾，近美国大倡均贫富产业之说，百年后必行孔子均义，此为太平之基哉！”〔74〕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资生”之说、“均贫富”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一段，康氏释读云：“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奥、意、日、葡、比、荷、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顾问官也；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以国者，国人公共之物，当与民公任之也。孔子之为《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是也，尧之师锡众曰‘盘庚之命众至庭’，皆是民权共政之体，孔子创立，而孟子述之。惜后世人君，为老子、韩非尊君卑臣、刑名法术、督责钳制所乱，此法不行耳。然斟酌于君民之间，升平之善制也。”〔75〕此处以西洋之“民权”之说、“君主立宪制”、“民权共政之体”释读儒学。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段，康氏释读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盖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天生民而利乐之。民聚则谋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礼乐政法皆以为民也。但民事众多，不能人人自为公共之事，必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之所公举，即为众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耳。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然总统得任群官，群官得任庶僚，所谓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也。今法、美、瑞士及南美各国皆行之，近于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已早发明之。”此处以西洋“民主之制”、“选举之法”释读儒家。
《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时，三过其门而不入”一段，康氏释读云：“《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孟子传《春秋公羊》学，故有平世、乱世之义，又能知平世、乱世之道各异。……故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以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故君主之权、纲统之役、男女之别、名分之限，皆为乱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则人人平等有权，人人饥溺救世，岂复有闭门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当平世，文明大进，民智日开，则不必立纲纪、限名分，必令人人平等独立，人人有权自主，人人饥溺救人，去其塞，除其私，放其别，而用通、同、公三者，所谓易地则皆然，故曰‘礼时为大’。”〔76〕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独立自由”之说、“平等自主”之说、“人人平等独立”之说、“人人有权自主”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一段，康氏释读云：“至于推行为太平道，则推己及人，莫如强恕。则人己不隔，万物一体，慈悯生心，即为求仁之近路。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问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终身行，孔子告以恕。故子贡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证圣之法、太平之方，内圣外王之道，尽于是矣，学者宜尽心焉。”〔77〕此处以西洋“独立”、“平等”、“自主”之说以及“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一段，康氏释读云：“此明天生民以物则善性，人人可为善也。……盖惟人人有此性，而后得同好仁而恶暴，同好文明而恶野蛮，同好进化而恶退化。积之久，故可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建德之国也。若无好懿德之性，则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将为禽兽相吞食而立尽，岂复有今之文明乎？此孟子探天则而为言，推人道于至贵，令人不自暴弃，以为太平之基者乎！其情可为善，乃所谓善，此孟子性善说所由来也，即董子以为善质者也。”〔78〕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一段，康氏释读云：“此明仁不仁之敌不敌。人道竞争，强胜弱败，天之理也。惟太平世，则不言强力，而言公理。言公理，则尚德尚贤。然而文王以百里而兴，纣以天下而亡，则仁最强，不仁为最弱矣。秦、隋之全盛，而胡亥、杨广亡于匹夫。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皆起布衣而有天下。览观今古，故孔子诵《诗》至此曰‘大哉天命’，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也。”〔79〕此处以西洋之“进化”之说、“公理”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一段，康氏释读云：“此言能仁而不嗜杀者，能一天下。……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足为万世法矣。若天下之定于一，此乃进化自然之理。……故禹时万国，汤时三千国，武王时千七百国，春秋时兼并余二百余国，孟子时七国，卒并于秦。汉时开陇、蜀、粤、闽、交趾，通西域三十六国。至元时奄有印度、波斯、天方、西伯利部而一亚洲。即泰西亦自亚力山大兼并希腊十二国，埃及、波斯、罗马继之，乃成大国。凡大地皆自小并至大，将来地球亦必合一，盖物理积并之自然。……孟子此言，盖出于孔子大一统之义。将来必混合地球，无复分别国土，乃为定于一、大一统之征，然后太平大同之效乃至也。”〔80〕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以及中国史、世界史。
《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一段，康氏释读云：“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大学》第一义在新民，皆孔子之要义也。孟子欲滕进行于平世，去其旧政，举国皆新，故以仁政新之。盖凡物旧则滞，新则通；旧则板，新则治；旧则锈，新则光；旧则腐，新则鲜。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天下不论何事何物，无不贵新者。孟子舍新子之国，盖孔门非常大义，可行于万世者也。”〔81〕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梁惠王下》“庄暴见孟子”一段，康氏释读云：“孟子善于说辞，纳约自牖，因小事而皆见民义。如此独乐不如与人乐，少乐不若与众乐，实是人情。故非地球太平大同，人人独立平等，民智大开，尽除人患，而致人乐，不能致众乐也。孟子一通仁说，推波助澜，逢源左右，触处融碎。今泰西茶会动至数千人，赛会燃灯至数百万人，其余一切会，皆千数百人，皆得众乐之义。孟子为平等大同之学，人己平等，各得其乐，固不肯如暴君民贼，凌虐天下，以养一己之体，而但纵一人之欲，亦不肯为佛氏之绝欲、墨子之尚俭，至生不歌，死无服，裘葛以为衣，跂屩以为服，使民忧，使民悲也。”〔82〕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万章上》“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一段，康氏释读云：“此明民主之义。民主不能以国授人，当听人之公举。《记·礼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朝觐、讴歌、讼狱所归者，天下归往，谓之王，民之所归，即天之所与也。故《书》曰：灵承于帝，灵承于旅。三人占，则从二人，讴歌朝觐同，则归多者得举。不之者，言少耳。以民情验天心，以公举定大位，此乃孟子特义，托尧舜以明之。”〔83〕此处以西洋“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一段，康氏释读云：“此明君民共主之义。民思贤主，则立其子，如法之再立罅礼拿破仑第三也。或民主，或君主，皆因民情所推戴，而为天命所归依，不能强也。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时命运遇，不能强致，大义则专为国民。若其因时选革，或民主，或君主，或君民共主，迭为变迁，皆必有之义，而不能少者也。即如今大地中，三法并存，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此孟子遍论三世立主之义，其法虽不同，而其因时得宜，则一也。”〔84〕此处以西洋“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尽心上》“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一段，康氏释读云：“此二章，明君不仁可放弑之义。民者，天所生也。国者，民共立也。民各营其私业，必当有人代执其公事。如一公司之有千万分，不能不举一司理人以代理焉。君者，国民之代理人也。代理人以仁养民，以义护民，众人归心，乃谓之君。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则可。常为司理，如有侵吞，已当斥逐，况于残虐为民贼乎？亿兆怒之，无助之者，是谓‘一夫’。孟子正共名曰‘贼’，去其所有曰‘一夫’。英杀其君查理第十一，而议院开；法杀路易、逐罅礼拿破仑，而民权定；奥逐飞蝶南，而立宪成；意之奈坡里，则逐其王，至从他国矣。公理既明，民权大倡，孟子实为之祖也。……若平世，则民权既兴，宪法大定，不贤则放逐，乃公理也。”〔85〕此处以西洋“民主”之说、“民权”之说、“公理”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告子下》“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一段，康氏释读云：“此明乡饮酒燕飨亲迎之礼。盖食色性也，圣人因人道而节文以礼，制为乡饮酒礼、公食大夫礼、飨礼、宴礼、士昏礼，与天下行之，以为人道之弥文。饮酒之礼，则一饮百拜。亲迎之礼，则男先于女。饮食易贪，不以退让，故累揖累拜。男子太强，教以平等，故御轮执辔。分阶直让，奠雁至门，平等之道，廉让之义，于兹寓焉。”〔86〕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离娄下》“子产听郑国之政”一段，康氏释读云：“孟子明平政之义。天生人本平等，故孔子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春秋》、孟子言平世，不言治世，盖以平为第一义耳。平政者，行人人平等之政。如井田，其一端也。孔子、孟子欲天下之人无一夫失所，仅济一人，非所尚也，故借子产而明之。”〔87〕此处以西洋“平等”、“人人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一段，康氏释读云：“数论、时论、尼犍、耆那，佛氏号四大外道而辟之，若孟子之辟杨、墨矣。耆那教至今犹在印度，其徒二十五万人，若佛教几绝无人，但不传教入中土，故人不知之。此犹孔子一统，而老学犹存焉。希腊、波斯，则有祚乐阿士对之教，必亦诸子并出。是时诸子杂出，立说者二十余人。自腓利细底首传印度四韦陀，波斯祚乐阿士对反腓尼基之学，其说主一神，生而有一动一静，而生五行，颇同吾太极生两仪之说。兑刺士继之，首创三百六十五日为年，以水为万物之本，犹中土天一生水之义也。其弟子阿那吉满大创言月无光，为日所照，以万物自有根本，隐而不露，无穷无尽。巴拉国拉士主诚意省身，修威仪，信轮回，并教男女以天文地理，动植之物皆出于数。仁诺注内士善诗，独尊上帝，以为人心皆同，故日以周游劝教为事。把门义兑以人物皆生于暖气，人智分有定无定二者。阿那基内美士创黄黑道，以气为万物之本。希拉基督士亦以气为物本，而根于火，以变化生物皆出于火，其理至精矣，非世诈伪，高尚不仕。阿那哥拉士为索格底之师，以万物皆有元质，无终始而有聚散，至无而会至有，至小而成至大，然元质尚有主宰之者。敌恶知内士以万物皆有吸拒，以物生于气，气生于魂，魂出于活，活出于灵明。恩比多吉立士则明地、水、火、风四元，而主仁明轮回。敌魔基督士发天地皆虚、一切惟心之说。百罗发有疑无信之教。地傲皆内士以苦行名于世，若陈仲子。爱比去路以纵身欲穷天理，若杨朱。仁诺主明理行善，安命守道，与朱子近。及索格底出，则为道德之宗。其弟子伯拉多，再传亚利士滔图，皆守其说。而亚利士滔兼及物理学，而攻诡辨之教，怀疑之教，与孟子略同矣。”〔88〕此处以亚里士多德释读孟子，以整个“古希腊哲学史”释读孟子辟杨、墨之背景。因此段文字写于1901年，故在“西洋哲学输入中国史”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亦应占重要地位。
《孟子·滕文公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段，康氏释读云：“中古人与人争地，故以灭国俘虏为大功。上古人与兽争，故以烈山泽、逐禽兽为大功。尧舜之时，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至周公时，尚以兼夷狄、驱猛兽为言。今则中原大地，猛兽绝迹，田猎无取，此后人道大强，兽类将灭。盖生存竞争之理，人智则灭兽，文明之国则并野蛮，优胜劣败，出自天然。而所以为功者，亦与时而推移。野蛮既全并于文明，则太平而大同矣。猛兽既全并于人类，惟牛马犬羊鸡豸豢养服御者存，则爱及众生矣。此仁民爱物之等乎？”〔89〕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文明野蛮”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一段，康氏释读云：“爱无差等，与佛氏冤亲平等相近。平等之义，但言人类平等则可，孔子所以有升平、太平之说。若爱，则虽太平、大同亦有差等，盖差等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为也。父母等于路人，以路人等于父母，恩爱皆平，此岂人心所忍出乎？离于人心，背于天理，教安能行？故孟子以墨子为无父也。孟子直指礼教之本，发明其天良，于是夷子怃然。盖亦知其教不可行矣。”〔90〕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孟子·公孙丑下》“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段，康氏释读云：“平世曰平，乱世曰治，此进化之差也。不忍之心，圣贤至盛，安民之志，朝夕系怀。不获乎上，无以治民，既遇英主，更思藉手。此三章见孟子忠厚之心，爱恋之意，拳拳知遇，感人至怀。”〔91〕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总之，《孟子微》者，“以西化儒”之作也。“西”指的就是“西学西理”。“西学西理”指的就是“进化”之说、“平等”之说、“民权”与“民主”之说、“公理”之说等等。
三、《礼运注》：“以西化儒”
出亡海外前期，1901—1902年间，康有为避居新加坡、印度，遍注四书，兼注《礼记·礼运》，继续其“以西化儒”之旅。
《礼运注》之“叙”载于1913年《不忍》杂志第五册，正文则连载未毕。1916年上海广智书局出单行本。全书主旨则以西洋“进化”之说，溶合今文《春秋》之公羊三世说，对《礼记·礼运》分条评注，阐发“孔氏之微言真传”。认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认为“进化”之阶梯只能“循序而行”，不能“躐等”。
《礼记注》之“叙”云：“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是书也，孔氏之微言真传，万国之无上宝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92〕又云：“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圣，为人道之进化，岂止大同而已哉！”〔93〕此处均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一段，康氏释读云：“孔子以群生同出于天，一切平等，民为同胞，物为同气，故常怀大同之志，制太平之法，而生非其时，不能遽行其大道。”〔94〕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一段，康氏释读云：“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哀也。”又云：“讲信修睦者，国之与国交，人之与人交，皆平等自立，不相侵犯。”又云：“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道也。”〔95〕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孔子曰：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一段，康氏释读云：“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无征而可伤。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泽。久积于心，乃触绪大发，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然周亡于幽、厉，平王夷为列国，王迹已熄，天下不康，遂为乱世。茫茫天地，浮海居夷，亦无所就。既生于鲁，舍之何适？况鲁犹秉礼，犹可一变至道也。”〔96〕此处以西洋“民主”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一段，康氏释读云：“此为人道之义，自一人、一家、一国施之者也。其他国与国交，人与人交，平等而可絜矩，至公而可互行者，则信睦为凡人之公利，争杀为凡人之公患。故讲信修睦，尚让禁夺，实为人道之公理，可行之天下。”〔97〕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一段，康氏释读云：“五行之名，不过化物明理，不必泥金、木、水、火、土也。印度以地、水、火、风为四行，希腊亦同，加以气为一行，此求之实义者。要大地前圣之制，若行其意，犹同近言六十四原质，恐将来亦可破，但在前民用而已。”〔98〕此处以西洋之“希腊哲学”以及科学中“元素”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一段，康氏释读云：“盖物得五行之余气，而人得五行端首之气，故超然贵于万物也。以其有智慧文理，故口能食味，耳能别声，目能被色，精益求精，以求进化，礼以节之，此所以日启文明也。”〔99〕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礼运》“故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一段，康氏释读云：“如人道之用，不出饮食、衣服、宫室、器械、事为，先王皆有礼以制之。……后此之以楼代屋，以电代火，以机器代人力，皆可例推变通，尽利实，为义之宜也。拘者守旧，自谓得礼，岂知其阻塞进化、大悖圣人之时义哉！此特明礼是无定，随时可起，无可泥守也。”〔100〕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四、《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以西化儒”
出亡海外前期，康有为又补撰《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01年补作），以稽考形式，阐发孔子笔削《春秋》之微言大义。认为“当今进至升平”，应“君与臣不隔绝而渐平，贵与贱不隔绝而渐平，男与女不压抑而渐平”。又以西洋“政体”学说释读“公羊三世说”：“《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终于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于太平，为民主。”全书以此为“释读框架”，解读全部“中国史”与“世界史”，并最终归依于社会渐进、君主立宪、民权平等之追求。
该书之“自序”云：“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立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101〕又云：“亦庶几孔子太平之仁术、大同之公理不坠于地，中国得奉以进化，大地得增其文明。”〔102〕此处均以西洋之“进化”之说、“平等”之说释读儒学。
在卷一“隐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孔子以人世宜由草昧而日进于文明，故孔子日以进化为义，以文明为主。”〔103〕此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又云：“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此如土耳其、波斯、印度，则日教以西欧之法度，渐去其生民之压力，而升之于平。而美国之文明，已至升平者，亦当日求进化，乃能至太平也。”“其他一切进化之法，以求进此世运者，皆今日所当有事也。”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全书分隐公、桓公、庄公（闵公附）、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凡十一卷，全部采西洋“进化”、“平等”或“民权”诸说为“释读框架”，实为发明“西学西理”之作也。
在卷八“襄公”部分，康氏释读云：“从夷狄而灭人，则中国不复存矣。按孔子所以重中国者，谓先王礼乐、文章、政治之所存，人道之文明也。文明国当崇礼义，不当不仁而自翦伐。然以文明灭文明国，虽无道而文明无损也；若文明国从野蛮以灭文明国，则胥天下而为野蛮，而文明扫地、人道退化矣。此生民非常之大忧也。故孔子不与之。”〔104〕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又云：“然地势虽殊，种族犹争。生存竞争，强胜弱败，其理一也。峨特之侵于欧北，回部突厥之据君士坦丁，大势亦同。当时希腊恶马其顿为夷狄，而为亚力山大所灭，且混一埃及、波斯。罗马恶沙立曼为夷狄，而为沙立曼所分，遂开今法、德、奥、英，至后世皆以为文明矣。此皆据乱世自然之理。若今则渐入升平世，无复有野蛮乱文明者，只有以文明兼野蛮。至太平之时，则大地种族混合，天下如一，治化大同，无复文明、野蛮之别矣。”〔105〕此处亦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在卷九“昭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孔子贵进化而恶退化，以野蛮主文明是退化也，孔子所不许。然孔子所谓中国、夷狄，非以其地也，但以其文野之别耳。中国而能文明也，则可主中国；中国而野蛮也，则亦不可主中国。故孔子至公者也。又别灭、获，以别君臣各得其名分也。野蛮而稍有文明者，则孔子进也。”〔106〕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在卷十“定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孔子言公，纯乎公理者也。其行而文明也，则野蛮亦文明之；其复野蛮也，则野蛮之。故文明、野蛮无定地，无定人，惟行是视。凡师兵入国，多掠人妻、居人室，此野蛮莫甚之行，而号称文明之国者多行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之师入顺天犹然，俄、法、德最甚，此亦还为野蛮者矣。”〔107〕此处亦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在卷十一“哀公”部分，康氏释读云：“太平之世，大国小国皆平等，故无所详略。今欧洲希腊、荷兰、比利时、瑞典诸小国，皆与俄、英诸大国平等。日耳曼诸小国，若汉堡、罕伯雷，十数里小国，亦与诸大国平等。乃至南美诸小国，苟得在公法之列，无不平等。亦可谓升平之世矣。”〔108〕此处以西洋“平等”之说为“释读框架”。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之结尾部分云：“《春秋》托始文王，以为人道之始。故一部《春秋》，皆言人道，发人道平等、自立、自主之理，不及鸟兽道。孔子以天为体，以物为胞，众生同出，推恩亦同，但施之有次第耳。故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先其国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至于人人平等自立，远近大小如一，人道备矣，次当德及鸟兽，言及豚鱼。”〔109〕此处以西洋“平等”、“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又云：“人道有正道，文明、平等、自立、仁心、公理，正道也，皆拨乱之法。但正道有三，有据乱之正，有升平之正，有太平之正，各视其时所当世而与之推迁。所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也。孔子有此文明正道，托之鲁《春秋》隐元年至哀十四年史文之中，各寓其义，分张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于是人事浃，王道备。其有同在一时而治化迥异者，如今美国之自由，当进以太平；欧洲之政治，当进以升平；非洲之野蛮，当进以据乱。且据乱之中，又有升平、太平。”〔110〕此处以西洋之“平等”、“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又云：“虽法制不同，然各得其所，要于进化而已，实道并行而不悖也。进治鸟兽，则为颂平之据乱；进治昆虫，则为颂平之升平；进治草木，则为颂平之太平。推至诸星诸天，进化无穷，道亦无穷，皆并行而不悖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诗》托始文王，《书》托始尧舜。治法进化，由君主而及民主，文王为君主之圣，尧舜为民主之圣。《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于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于太平，为民主。”〔111〕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为“释读框架”。
总之，西洋“平等”、“民主”、“进化”诸说，乃是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之主体“释读框架”。
此“释读框架”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以“泰西”为进化的顶极，把“泰西文明”拔得太高。视“泰西文明”为“据乱”可矣，顶多拔为“升平”；视其为“太平”，实在有吹捧之嫌。何也？“泰西文明”者，“杀人，利己，寡廉，鲜耻”之文明也，此等“文明”实无异于“野蛮”。“民主”亦远非“太平之法”，在诸种政制中，“民主”亦恐“末法”而已。由是观之，康有为“三世进化”之说，有其得，亦有其失。其得者，以为中国不能“遽行民主”也；其失者，以为泰西民主为“太平之法”也。
五、《论语注》：“以西化儒”
出亡海外前期，避居印度期间，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补撰成《论语注》二十卷，继续其“以西化儒”之旅。
《论语注》继续以西洋“进化”、“平等”诸说释读儒学，不过在“三世进化”说之外，另行增加了一项以西洋“博爱”说释读孔子之“仁”的内容，以为孔子之“仁”即西洋之“博爱”。
总之以“西学西理”为“框架”，以“中学中理”为“材料”，以“西学西理”为“刀俎”，以“中学中理”为“鱼肉”，仍为《论语注》一书之主体框架。换言之，“西为刀俎，中为鱼肉”仍是康氏持守之“学问框架”，亦是中国所谓“近代化”普遍遵守的“行为框架”。中国学界所谓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指的就是“西为刀俎，中为鱼肉”。
《论语·学而》“子赣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一段，《论语注》释读云：“谄，佞谀也，卑媚之容。马六尺曰骄，喻高倨之态，此人处贫富所不能免者。若不以贫屈于人，不以富加于人，完人道自立之界，而不侵犯人界。子赣不欲人加，亦不加人，盖倡自由平等之学。”〔112〕此处以西洋“自由平等之学”释读儒学。
《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所谓乾元用九，见群龙无首，而天下治。行太平大同之政，人人在宥，万物熙熙，自立自由，各自正其性命。……升平世则行立宪之政，太平世则行共和之政。……人人共之以成大同，故端拱而致太平，如北极不动，而众星共绕而自团行也。无他，惟天下为公，故无为而治也。”〔113〕此处以西洋“自由”之说、“立宪”与“共和”之说释读儒学。
《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一段，《论语注》释读云：“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则远近大小若一。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114〕此处以西洋“君主”、“立宪”、“共和”之说以及“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一段，《论语注》释读云：“盖人者，仁也，取仁于天，而仁也以博爱为本，故为善之长。有仁而后人道立，有仁而后文为生。苟人而不仁，则非人道。盖礼者仁之节，乐者仁之和。不仁则无其本，和节皆无所施。”〔115〕
《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文明既进，则乱世之奢，文明以为极俭。世愈文明，则尚奢愈甚。若于三代珠盘玉敦之时，而必反之污尊抔饮生番野蛮之俗，以致人道之退化，非止事不可行，亦大失孔子意矣。天未丧斯，文不在兹。《公羊》称孔子为文王，盖孔子为文明进化之王，非尚质退化者也。”〔116〕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释读儒学。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段，《论语注》释读云：“此论君主、民主进化之理。盖孔子之言夷狄、中国，即今野蛮、文明之谓。野蛮团体太散，当立君主专制以聚之，据乱世所宜有也；文明世人权昌明，同受治于公法之下，但有公议民主，而无君主。二者之治，皆世界所不可少，互有得失。若乱世野蛮有君主之治法，不如平世文明无君主之治法。”〔117〕此处以西洋“进化”之说、“文明野蛮”之说、“君主民主”之说以及“人权”之说等，释读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