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在关系论”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第二节 “大心论”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第三节 “功能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第四节 “大利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第五节 “大知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第六节 “大义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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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中国近代儒学”源始论
“中国近代儒学”从何时写起，这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从鸦片战争写起。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儒学”在时间上的上限。至于下限，则有不同看法，有些人主张定在“五四”运动（1919），有些人则主张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五四”运动，并认为其主要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封建主义文化是属于中学或旧学的营垒。与此相对立的，是西学或新学，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它们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新文化。”〔1〕
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且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叙述了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心物（知行）”之辩、逻辑与方法论问题、人的自由与理想问题这四大哲学论争之后，冯著说：“以上是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四个主要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线索。……总的来看，四个论争都反映了‘古今中西’之争，既继承了传统而又有近代的特色，既受西方影响而又有中国的特点。”〔2〕
姜林祥著《中国儒学史·近代卷》，也是主张把“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认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09年，是中国的近代社会”。相应地，“中国近代儒学”也宜以此为上下限，因为“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向近代转换的过程”〔3〕。关于“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姜著列举了如下诸项：“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儒学”、“儒学的日渐式微与独尊地位的终结”、“各派社会政治势力、思想流派对儒学的基本态度”、“近代儒学的特殊命运及其历史地位”。
侯、冯二氏虽说确定的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下限，但我们也可认定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下限，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无法分开的。这样去看侯、冯、姜三人，他们都认定“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个时间上限是依据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而定的。
以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为哲学上“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时间上限，是不是可行，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是可行的，但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中国近代儒学史”而言，这个上限的设定理由显得很不充足。
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姜林祥认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东西文化冲突”，他们有一个“公约数”，就是“中学与西学”之争，或曰“中西之争”。具体到“中国近代儒学史”，其核心就应是“儒学与西学”之争，或曰“儒西之争”。“儒西之争”就是“中国近代儒学史”的主线，找到了“儒西之争”的源头，也就找到了“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源头。“儒西之争”的源头在哪里呢？著者以为不在1840年鸦片战争，而在明末。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不过是明末“儒西之争”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是流，而不是源。
本卷《中国儒学史·近代卷》是从思想史角度讨论此时期“儒学”变迁之轨迹，故对当时儒学之经学研究方面甚少涉及。此盖因“西学”之传入致使中华文化遇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使儒学日益衰微。然而，儒学自有其学术传统，因而本卷将以“儒西之争”思想史料之阐述为主体，此是时代变化之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