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第一期“援西入儒（中）”，他是“尊儒（中）”的；在第二期“以西化儒（中）”，他是“尊儒（中）”的；在第三期“儒（中）西并尊”，他是“尊儒（中）”的；在第四期“以儒（中）化西”，他更是“尊儒（中）”的。“尊儒（中）”之立场，他终身坚守。
《康子内外篇·肇域篇》（1886）从全球地理大势上论“中国”之可尊：“中国在昆仑山为东龙，先聚气于中原，自汉以后，然后跨江以至闽粤，跨海以至日本。盖地球之远，固如是也。波斯、犹太于昆仑为西龙，故其文物次于中国。欧洲最远，故最迟，至罗马而乃盛也。”〔218〕
《与潘文勤书》（1888）从幅员、人口、历史上论“中国”之可尊：“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祖列宗缔构人心之固，君权之尊，四洲所未有也。使翻然图治，此真欧洲大国之所望而畏也。”〔219〕
《广艺舟双楫》（1890）论中国“文字”之可尊：“中国自有文字以后，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220〕
《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1891）论中国“人种”之可尊：“我中人聪明为地球之冠，泰西人亦亟推之。……凡西人所号奇技者，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泰西各艺皆起百余年来，其不及我中人明矣。”〔221〕
《桂学答问》（1894）论“孔学”之可尊：“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仁，其制为不忍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222〕
《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论“先圣义理”之可尊：“况中国地方二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多，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富，加以先圣义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后，下知忠义而无异心，上有全权而无掣肘，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泰西诸国之所羡慕者也。”〔223〕
《南海师承记》（1896—1897）论“孔子”之可尊：“天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去今三千年，其学何在？曰在六经。夫人知之，故经学尊焉。”〔224〕
《日本书目志》（1898）论“六经”之可尊：“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故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225〕
又论《春秋》之可尊：“《春秋》者，万身之法，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盖圣人先得公理，先得我心也，推之四海而准也。”〔226〕
又论“四维”之可尊：“管子曰：礼义谦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儒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自非生番野蛮之国，未有不贵道德修身者。此万国古今之通理。国之强盛弱亡，不视其兵甲之多寡，而视其风俗道德之修不修。”〔227〕
《中庸注》（1901年3月）论“孔子之教”之可尊：“天下之为道术多矣，而折中于孔子。……因使孔子之教，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228〕又论“中庸”之可尊：“天下之道教多矣，然如耳目鼻口，各得一偏，寡能齐天地之容、协群生之宜者。惟孔子中庸之道，虽极平常，而实诣其至极。”〔229〕又论“兼言鬼神”之可尊：“佛氏专言鬼，耶氏专言神，孔子兼言鬼神，而盛称其德。”〔230〕
《孟子微》（1901）论孟子之可尊：“夫人有患难，孰不欲人救之；人有仇雠，谁不欲人复之？有救难复仇者，民皆归之，人人欲戴以为主。天下归往，谓之王矣，复何畏于大国焉！耶苏专以救民为义，摩诃末（按：即穆罕默德）专以复仇为义，而成两大教主，民皆归之。得孟子单义如此，而诸君诸国无如何，足见孟子树义之坚，而包括之大，切于人心矣。”〔231〕又论孔子之可尊：“盖知孔子之道之大，乃知诸教之小也。”〔232〕
《论语注》（1902）论孔子之可尊：“使当时孔子西浮印度、波斯以至罗马，东渡日本以开美洲，则大教四流，大同太平之道，当有一地早行之也。传教救人，宜出海外，后学当以孔子、子路为法，无惮艰远矣。”〔233〕又论“贵中”之可尊：“以仁为主，当以智为役。若但仁而不学，亦不可行也。佛、耶为高而难行，孔子贵中而可行。孔子与佛、耶之异在此，学者可留心参之。”〔234〕又云：“中者，无过不及。允执厥中者，中庸之德，中和之理，用其中于民，中国政术、学术尊奉之。此为公理之极，放之四海万国而准者也。”〔235〕
《大同书》（1902）论“中国文字”之可尊：“及国界已除、种界已除后，乃并本国、本种之语言而并舍之，其文字则留为博古者之用，如今之希腊、拉丁文及古文篆隶、印之霸厘及山士诰烈可也。（中国文乃有韵味者，不易去也。）”〔236〕又论中国“文字语言”之可尊：“择大地各国名之最简者如中国，采之附以音母，以成语言文字，则人用力少而所得多矣。计语言之简，中国一物一名，一名一字，一字一音。印度、欧洲一物数名，一名数字，一字数音。故文字语言之简，中国过于印度、欧美数倍。故同书一札，中国速于欧美、印度数倍；若以执事谈言算之，中国人寿亦增于印度、欧美数倍矣。”〔237〕
又论“孔子纪年”之可尊：“三国时，君士但丁始从耶教，于是耶教大盛于六朝、唐时，于是以耶教纪年，追推上世，并定前数以纪之。而自唐、宋间欧洲诸国并起，而教皇独尊，其以教主纪元以归统一，实便于人事也。是时回教亦极盛，相与以教纪年。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因以佛纪年者。……凡人服从君主之权势，不如服从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纪年，于义最大，于力最省，允为宜也。若中国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纪年。……然诸教竞争，各尊其教，谁肯俛就？人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由之理，不能以多数胜少数论也。”〔238〕
《比利时游记》（1904）论中国“霸资”之可尊：“今者鲑格纳所创之霸义既盛，则有霸资者必借大国乃行之。而地球国之至大，人民至多，能比欧土全洲者，惟有我国。而以莫大之国，又复同文、同教、同俗，结力至大且厚，然则天留我国以霸资者实自二千年之统一得之。吾国人幸生此伟大莫比之国，横视全球，无当我者。”〔239〕
《补奥游记》（1908年5月）论中国“平等无级自由”之可尊：“吾国民无级，人人平等，以地大，故官虽少尊，而人人可得科第而为之，故自由已甚，民气久平，不可以欧人相比例矣。夫大道之行，事理之变，皆自不平而渐底于平，如水流之就下，然但需时耳。故孔子之立升平世、太平世，乃人道之必至，而无可遁者乎！中国平等无级自由之乐，诚为大地之最先进者哉！”〔240〕
《中华救国论》（1912年5—6月）论中国“教化”之可尊：“逸居无教则近禽兽，今是野蛮之国，犹有教以训其俗，岂可以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经无量数先圣哲之化导，而等于无教乎？今以中国之贫弱，及前清之失道，人民慕欧思美，发愤革而易其政可也，然岂可并数千年之教化尽扫而弃之？”〔241〕
《丁巳代拟诏书》（1917）论中国“教化”之可尊：“东西相反而相成，冰炭极反而同用。惟今中国之立国，非采东西之新法、新学、新艺，则不能图富强；非保中国之教化、礼俗、道揆，则不能固根本。孔子不云乎，温故而知新。调和新旧，各得其宜，勿令偏颇，以得中和。”〔242〕
《赠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序》（1921）论“中国画”之可尊：“吾藏宋时油画，已开欧人之先。气运既生动，写形复毕肖，其美至矣，感人深矣。吾遍观各国画院，周游大地，观古文明国突厥、波斯、印度之画，皆迹象板滞而无神韵，不足与于斯文。即欧土自十五纪前，只写神画，亦复钝滞少生气，无秀韵。盖自十五纪前，大地之画，无如中国宋画者。”〔243〕
《〈江南万里楼词钞〉序》（1924）论中国“语文”之可尊：“大地万国语文，皆用拼音。惟中国语文，虽有谐声而用单文，故有属对。夫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文词穷奇偶骈俪之工，整齐绮丽之极，万国无比焉！”〔244〕
《与刘太希函》（1926年10月）论中国“大学”之可尊：“德之榾损伯大学，英之剑桥，法之维曼，皆在西历千二百年后。而白鹿洞乃创自唐代，实为环球最古之大学。”〔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