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1910年撰《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强调“自国自心”之重要性：“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153〕
又指斥中土学者之“偏心”：“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就像讲汉学的人，看见魏晋人讲的玄理，就说是空言，或说是异学；讲政事的人，看见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就说是废物，或说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说的，一个人做弓，一个人做箭，做弓的说：‘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说：‘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这是第二种偏心。”〔154〕
又反对学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为甚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155〕
又强调“不该听别人的话”：“又像一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有这一种转念，原说他好，并不说他不好，但是受教的人，本来胸中像一块白绢，惟有听受施教的话，施教的人却该自己有几分注意，不该听别人的话。何不想一想，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古人说的，‘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一任他看成野蛮何妨。……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156〕
又厌恶学日本人的“小家模样”：“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是）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157〕
1910年章氏又撰《留学的目的与方法》，痛斥中土学人的“迷信”习性：“照以上的话，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是最大的坦途了。既然求智，就应该把迷信打破。迷信不是专指宗教一项，但凡不晓得那边的实际，随风逐流，胡乱去相信那边，就叫做迷信。中国十几年前，相信欧洲的学问，没有路去求，求着教士，就觉得教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听到福建严几道的话，渐渐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又觉得严几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后来有游学日本的风气，渐渐把迷信严几道的心又破了，又觉得日本的博士学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及到日本来了，晓得分科，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看日本全体的学者，依然觉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一边的迷信破了，一边的迷信又起么？”〔158〕
又视别国的学问只是“借来的钱”：“大概看前人已成的书，仿佛是借钱一样，借了来，会做买卖，赢得许多利息，本钱虽则要还债主，赢利是自己所有。若不会做买卖，把借来的钱，死屯在窖子里头，后来钱还是要还债主，自己却没有一个赢余。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如果说自己没有，只好向别国去求，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就是别国的学问，得了来，还是借来的钱，必要想法子去求赢利，才得归自己享用。若只是向别国去求呢，中国人没有进境，去问欧洲人，欧洲人没有进境，又去问甚么洲的人呢？……中国就不然，自己本来有自己的学问，只见一天精密一天，就是采取别国，也都能够转进一层。”〔159〕
《菿汉雅言札记》认为“中学”在四个方面长于“西学”：“先生云：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性无等；四曰除授有格。”〔160〕
1906年《国学讲习会序》已把“国学”提升到“国家之存灭”的高度：“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61〕
1922年《国学概论》认定“中国哲学”有高于“欧西哲学”之处：“以哲学论，我们可分宋以来之哲学、古代底九流、印度底佛法和欧西底哲学四种。欧西底哲学，都是纸片上底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底文章，并不是学问，禅宗说‘猢狲离树，全无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162〕又云：“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163〕
1935年《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以“爱国心”为“一国之主宰”：“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所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