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上有所谓“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那是西洋之“特产”，完全与“中式思维”无关。就宗教学意义上说，“人类中心论”与西洋之“地球中心说”，联系在一起。西洋中世纪经院哲学与神学，就曾立足于圣经式之托勒密宇宙论，来讲“人类中心”，认为人是宇宙之中心，地球是宇宙之中心，世界是上帝为人而创造，是“为人的”存在。
从哲学角度说，西洋哲学中至少有三类命题可为“人类中心论”之代表：一类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式之“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类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式之“人为自然立法”，一类是康德式之“人是目的”。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存在论命题，全文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人凭什么可成为尺度呢？普罗泰戈拉以为是凭“感觉”，能进入人之感觉者即是存在，不能进入人之感觉者即是不存在。黑格尔称赞此命题为一“伟大的命题”。与此相类，因而同样“伟大”之命题，尚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不过它以为“我”之所凭不是“感觉”，而是“思想”。此命题告诉吾人，一切东西之存在均可怀疑，如感觉之存在、天地之存在、自己身体之存在、数学与逻辑真理性之存在等等，惟有一样东西不可怀疑，即“我在怀疑”或“我在思想”。“我在怀疑”或“我在思想”既不可怀疑，则“我存在”就是确定无疑者。“我在”与“我思”总是一致，总是不可分割，故“我思故我在”即可作为全部哲学确实可靠之基点。由此逻辑推论，则“我”之外一切“不思”或“不能思”者之存在，就成为“可疑”者。黑格尔亦称赞此命题为“转移近代哲学兴趣之枢纽”。
“人为自然立法”，是一知识论命题，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即是为证明此命题而作。它以为“自我”不是认识之对象，而是认识对象所以成立之理由，所以成立之先决条件；它以为没有“自我”，就没有知识，亦就没有知识之对象。此即所谓“人为自然立法”，此即所谓西人津津乐道之“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核心。
“人是目的”是一价值论命题，由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所提出。核心内容有两项：宇宙中人所希望与控制之一切东西，均只是手段，唯有人是“自在之目的”；人于行动时不但应视自己为目的，且应视他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简言之，人是目的，应该而且必须；天地万物是手段，应该而且必须。康德以为此命题乃是普遍必然适用于任何道德准则之先验原则，以为此命题乃是具有绝对价值者，故名之曰“绝对命令”。感性之人也许会把他人作为满足自己欲望之主观目的与手段，但理性之人在作为目的一点上，却是一律平等者。西洋哲学家常高度评价此一命题，认为它反映了康德伦理学中“积极的人道主义思想”。
从存在论之角度说，人是万物存在与不存在之尺度；从知识论之角度说，人是现象世界秩序之赐予者；从价值论之角度说，人是唯一目的，其他一切均只是手段。此即西洋“人类中心论”之基本哲学内涵，是从哲学角度观察所得“人类中心论”之基本面貌。
以此反观“中式思维”，则知“中土思想”与“人类中心论”根本不能兼容，以“人类中心论”释读“中土思想”，根本不通。中土哲学家讲“人为天下最灵”，此“灵”完全无“中心”之意；中土哲学家讲“人最为天下贵”，此“贵”完全无“中心”之意；中土哲学家讲“人者天地之心”，此“心”亦完全无“中心”之意。
张载《正蒙·大心》之核心，是“大其心”，就是扩大心胸，放大胸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不仅没有“自我中心”之意，且是明确反对“自我中心”的：“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以我视物”，那是“西式思维”，在“西式思维”中只有“我大”，没有“天地万物之大”；“以道体物我”，那是“中式思维”，在“中式思维”中只有“道大”，只有“天地万物之大”，根本就没有“我大”，根本就没有“人大”（即“人类中心论”）。“我大”或“大于我”，那是“自我中心”，那是“小人之大”，那是狂人之呓语；“道大”或“大于道”，那是“反自我中心”，“反人类中心”，那是“君子之大”，那是“真正之大”，那是“真大”。可知张载“大心”之“心”，不仅绝非“中心”，不仅明确反对“自我中心”，且明确反对“人类中心”。
《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载朱熹《尽心说》，提出“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无限量”之命题，显然亦非“人类中心论”之思维：“尽心”之目标是要突破“自我中心”，而达至“非自我中心”；“即事即物穷究其理”之目标，亦是要突破“自我中心”，而达至“非自我中心”。
中土哲学家专门挑出一“心”字来，反复讨论，目标就是要打破“自我中心”，进而打破“人类中心”；中土哲学家重视此“心”字，意图就在打破“自我中心”，进而打破“人类中心”。中土哲学家亦承认“自大”乃所有生命之自然倾向（一如康德认定“追问本体”乃人之自然倾向），但对于“大”之内涵，却有完全不同于西洋同行之理解。他们以为人之伟大不在以“小我”傲视“大我”，而在融“小我”到无穷无尽之“大我”中，少融少伟大，多融多伟大，完全彻底融入者则即是“大人”，即是“圣人”，完全彻底不融入者就是“小人”，就是“禽兽”。
“中式思维”以为人类之“大”，不在“自大”，而在“大物”；不在“大我”，而在“忘我”。此之谓“大公无私”。故陈白沙《赠彭惠安别言》讲“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治心》讲“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均明白斥责“自我中心”、“人类中心”乃“贼之言”，而非“人之言”。此亦“中式思维”对于“人”与“贼”之一基本区分。
总之在“中式思维”格局下，“自大”非大，“大物”乃大；“自我膨胀”非大，“自我克制”乃大；天地万物以“我”为转移非大，“我”以天地万物为转移乃大；以“大我”屈从于“小我”非大，以“小我”屈从于“大我”乃大；脱离自然非大，融入自然乃大。西洋哲学试图通过构建“自我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彰显人之伟大，试图通过“自大”、“我大”彰显人之伟大；中土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
“中式思维”反对“人类中心论”，倡导“道大”、“物大”，此套观念亦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因为一个“以天地万物为目的”之文明总应比一个“以天地万物为手段”之文明更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