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禄与吏禄
帝国是一个等级金字塔，官僚制的结构是分科分层。等级管理是通过品秩位阶实现的，针对于“事”和“人”两个方面：把官署和官职划分为不同等级类型，依此配置职能、权力和资源，以构成行政体制，把官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类型，依此提供薪俸、确定待遇、赋予地位和身份，以实施人员管理。总之品秩的功能，就是为官职分等分类，为官员分等分类。
等级安排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给“人”分等，或说在职位等级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有位阶；而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是给“职”分等；这种体制不为官员个人设级别，他被安排在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级别。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官阶制，大多属“品位分等”，因为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而在身份被制度化了的时候，就体现为个人的品位。
进而统治者安排位阶时，会有两种考虑。第一是运作考虑，即通过分等分类，在官署、官职之间建立合理的指挥、从属与监管关系，对各级官员待遇、业绩和资格实施有效管理，进而保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维系官僚政治的正常运作。第二是身份考虑，即通过位阶系统，安排各种政治势力的身份地位，分配权势利益。后一点尤其能让人看到传统王朝与现代政府的不同：传统官僚不单是行政雇员而已，他们也是统治阶级，是利益集团。官贵有很多类型，如贵族、军人、文吏、士人、门阀等等。不同样式的位阶，把不同官贵安排于不同地位，给其不同权益，使之按不同的标准迁升，从而对某些官贵有利，而对另一些官贵不利。
所以位阶样式，可以反映政权的成分与形态。例如，重“事”的位阶只考虑劳务、薪俸，而相对忽略身份；而重“人”的位阶，则能给官僚的品位特权与等级身份以较多保障。那么位阶是重品位还是重职位，可以映射出其时的官僚身份性的强化或弱化。在贵族政治下或在官僚发生了“贵族化”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特定的品位形式，用以区分社会身份的贵贱，而不仅仅是行政级别的高低。由此形成了位阶安排上的“贵——贱”问题。又如，面向文官和面向武人的不同位阶，往往能体现文武势力的并立和消长。“文——武”首先是个职类问题，但在古代也涉及文官集团和军人集团的权势分配问题。此外还有“士——吏”问题，即士人与文法吏的问题，他们间的矛盾变迁也体现于品位安排之上。简言之，“贵贱”、“文武”和“士吏”三者关系，就是观察传统品秩位阶的主要视角。
秦汉官僚等级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爵一秩体制”。“爵”即二十等军功爵，“秩”即“若干石”构成的禄秩，诸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爵级和秩级双峰并峙，统治者通过爵与秩实现不同目的，官贵们也通过爵与秩获得不同的东西，是为“爵禄”与“吏禄”。魏晋之时九品官品又出现，意味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继续进化。
一、“庶人之有爵禄”
周朝等级制主要是“爵”。周爵有两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其拥有者是列国国君；由公、卿、大夫、士等爵号构成的序列，古人也叫“内爵”，是为贵族官员的等级，可视作中国最早的官阶。卿、大夫、士都是独立于职位的身份，而且各种权益礼遇大都附丽于爵级，而非附丽于职位。周代的祭祖之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周代的贽见之礼：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它们都是配置在爵级之上，而不是配置在官职之上的。所以公卿大夫士的爵列，其性质是品位分等。这种以爵为本的禄位占有，我们称为“爵禄”，以与后文所云“吏禄”相对。 周爵区分贵贱，拥有公卿大夫士爵者，构成了一个高贵的阶层。周爵也区分士、吏。在拥有爵位、拥有礼乐教养的士大夫之下，还有一个卑微胥吏阶层，如府、史、胥、徒之类，他们在官府中默默承担着各种具体事务。但周爵不区分文、武，周朝的士大夫“允文允武”，既拥有礼乐教养，又有“执干戈而卫社稷”的军事责任。贵族的教养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属文化教养，“射、御”是军事技能，“书、数”是行政技能。战国秦汉官僚制化的历史运动，冲破了传统等级秩序，位阶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有两个新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军功爵制，二是禄秩。先看军功爵。各国为奖励军功，使用过各种的军功爵号：最重要的，就是秦国的二十等爵了。它始创于商鞅变法之时，当时大约有十几个爵级，到秦汉发展为20个等级。爵级上附丽着各种特权，如授予田宅，赎罪减刑、役使庶子等；还可以享受多种与平民不同的礼遇，比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树之类。汉初依爵级而赐田宅的制度，参看下表：
军功爵首先是一种功绩激励制度。砍掉一个敌方军官的脑袋，就赐爵一级：砍掉两个，就赐爵两级。其激励士气之功是很大的，以致关东诸国称秦国是“尚首功之国”。军爵的意义又远远超过了激励士气，它用功绩制冲破了宗法贵族制，为平民提供了军功获爵、改变身份的途径，这是个划时代的变革。汉人已看到了这一点：“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依商鞅之法，哪怕宗室成员，若无军功也要从宗室名籍中除名。周爵的获得根据贵族的传统地位和宗法身份，军功爵的予取予夺却出自专制君主，由此又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化。所以学者评价说：“军爵塑造新社会。”军爵用功绩制塑造社会身份，“以皇帝为中心，把包括居住在里的庶民在内的人民，都组织到一元化的秩序中去”。
清代学者赵翼指出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是个“布衣将相之局”：古代分封诸侯，各国的卿大夫世袭官位，而“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一批“亡命无赖之徒”摇身一变为王朝将相，昔日的起义将士成了新贵。他们的身份标志和地位保障，就是二十等爵。 汉高祖把功绩赫赫的从龙者130多人封为列侯，还定下了“非功不侯”的规矩；同时向起义将士们普赐爵位，已有爵的再提高其爵位。据李开元先生推算，这次权益大分配中，约有60万起义将士通过赐爵而获得了田宅；以五口之家计，则军爵的受益面约3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1/5。他们获得了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的宅地，相当全国耕地的40%。由此而形成的“军功受益阶层”，成为新政权的坚强支柱。汉高祖时，军功集团对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等重要官职的占有率，高达96%：在惠帝和吕后时，是81%；汉文帝末年（前157年），王朝创立已近半个世纪了，军功集团对重要官职的占有率仍达50%之高。鸿门宴上生吞豕肩的樊哙，封舞阳侯；后来立下了除吕安刘之功的周勃，封绛侯；最初的两位丞相萧何、曹参，一封酂侯，一封平阳候。
二十等爵最初依军功而授，但汉代承平日久，逐渐又向一般官吏授爵，用作激励手段：甚至还向民众普赐，成了向民众施惠的手段了。这时的二十等爵，就不好称为“军功爵”了。爵级普赐，使造成大量民众拥有爵级，爵级高下影响社会身份的高下，这样一来，二十等爵的身份功能，就鲜明出来了。 二十等爵的功绩制精神，代表了社会变革的方面，而二十等爵的社会身份功能，则显示了社会的过渡性。周王朝是“以爵为本”的。“爵”这种品位形式的来源古老，而且富有贵族色彩和传统色彩。尽管军功爵已被授予军功新贵，但它承用了“爵”的名称，所提供的仍是一种拟贵族的荣耀，配置在爵级上的待遇，比后代优厚得多。后代依官品占田，而秦汉依爵级授田；后代以官品当罪，而秦汉以爵级抵罪。秦与汉初还存在着“爵重于官”的情况：大臣若有几种头衔，结衔时习惯先列爵位、后列官职：不少待遇依爵级授予，而不是按禄秩授予。无爵或低爵的人如果侵犯高爵者，要加重处罚，法有明文。甚至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合伙打猎，分猎物居然以爵级高下为准。“爵”的传统影响力，可见一斑。后人评述秦汉：“而在民间，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公乘是第八级爵，参看上表。）爵级高就可以欺负乡亲，甚至在父兄面前摆架子。一个古老传统——以爵为立身之本——依然存在于社会观念之中。
第二十级爵列侯和第十九级爵关内侯，尤其为人看重。汉人特重封侯，“封侯”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汉代画像中有时会出现射雀射猴的画面，那就是谐音“射爵射侯”。苏武归汉而不得封侯，还被燕王刘旦用作攻击霍光的口实；后人还留下了这样的叹惋：“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班超早年的志向，就是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看相的也说他有“万里侯相”。汉代列侯的封户多者上万（号称“万户侯”），少者数百。据统计，二千户之封每年可得谷物约一万石，超过了拥有百顷土地的大地主。相比之下，宋朝就很微薄了，每食实封一户给25文钱而已，司马光加食封二百户，每年多得60贯俸钱，不过能买六七十石米。汉代的关内侯不少也有食邑，在二百户到二千户之间。西汉功臣侯的权益优于东汉，而东汉功臣侯的家世绵延、甚至与王朝相始终的情况，又胜过了西汉。概而言之，二十等爵令“庶人有爵禄”，这是其变革性的方面；爵仍被视为社会地位之本，其待遇比后代优厚，浸透着贵族式的荣耀，这是其传统性的方面。
山东微山画像石中的射雀射猴图
二十等爵中彻侯出于避讳原因，在汉武帝刘彻之后专称列侯。居二十等爵之首的列侯显然具有特殊性；其封授的原则是“亲”与“功”，即皇亲国戚与功臣。汉代封侯者大略有如下几种。第一是宗室的龙子龙孙们。皇帝的儿子封王，皇子的儿子封侯（即“王子侯”）。第二是“外戚恩泽侯”。汉代宗室因“削藩”而在政治上消沉之时，外戚却嚣张起来了。西汉的霍、许、史、王，东汉的窦、邓、阎、梁，都是一旦权柄在握，则兄弟并侯。光武帝时因“外戚恩泽”而封侯的有45人，东汉外戚邓氏一门封侯的达29人，无人可比。第三是“功臣侯”，最初依军功而封，但承平日久，事功也封侯赐爵，又具有行政激励功能。汉武帝始，丞相必封侯；汉宣帝重吏治，治绩卓著的郡守往往赐爵关内侯。此外东汉还有一种“宦者侯”，是宦官专权的产物。汉顺帝封了24个宦官为侯，汉桓帝封了13个，汉灵帝封了19个。两汉封侯者，王子侯约占43%，外戚恩泽侯约占14%，功臣侯约占39%，宦者侯约占4%。总之，封爵标准是“亲亲”与“褒功”，这也含有双重意义：“亲亲”以优待皇亲贵戚，“褒功”则强化了新兴的功绩制度。
二十等爵最初是军功爵，是面向军功势力的，在“文一武”视角中明显向“武”倾斜，与宋明清的主干品位——科举功名相比，历史前后期的文武轻重变化，就显示出来了。二十等爵被用作社会身份的重要尺度，但它是因功而贵的，因而从“贵一贱”方面看它不分贵贱。在被用来褒奖事功时，二十等爵用为一种吏员激励手段，但对儒生士人并无优待，因此也不涉“士一吏”之分。
二、禄秩的渊源和性格
战国秦汉位阶制的另一个变迁，是禄秩的演生。春秋战国间出现了拿粮食做俸禄的办法，并在战国逐渐普及开来了。
春秋以上贵族有爵，他们依爵享禄，是为“爵禄”，其主要形式是采邑和禄田。卿大夫领有采邑，而且是世袭领有；士领有禄田，禄田到致仕才上交。所以“爵禄”是一种“长时段”的报酬方式，适应了贵族制下身份的凝固不变；谷物或货币俸禄就不一样了，它便于即时任免和升降，适应于官僚制下官员的变动不居。在秦国和燕国，还能看到“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三百石以上吏”之类记载，显示“若干石”的俸额，进而被用作官阶了。秦汉广泛使用月俸，用“若干石”衡量官职高低，是为“禄秩”。
以俸额做官阶等级的办法，是从哪儿发展出来的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周代的卿大夫士之下，还有一大批无爵的胥吏，他们按月领取的口粮（及衣装等），称“稍食”。稍食是“短时段”的，一月一发放；而且是按劳取酬的，在年底和月底通过考课分等，按任务轻重、干事多少来发放。事繁任重则稍食就发得多，则稍食的额度，实际就是胥吏的等级。卿大夫拥有采邑，也就领有了土地人民。领有土地人民就是主子。“君，有地之称也”，卿大夫在采邑中就是“君”。而胥吏却是一个卑微的阶层。“吏”好比是打工仔，自己没一块地，只好到人家帮忙干活。秦汉禄秩，也用谷物的数量为官员分等，也按月发放月俸，其实就源于周代稍食。周爵的公、卿、大夫、士等爵称，来自人之尊称，是宗法贵族的等级标志：二十军功爵的爵称，来自军职之称，是军功新贵的身份标志；而禄秩用俸禄额度做秩名，它是文法吏的身份标志，可称“吏禄”。谁用“若干石”做官阶，谁就是“吏”。战国禄秩的推广，与文法吏的崛起是同一历史进程。秦汉禄秩用“若干石”的俸额做秩级，这是极有特色的：然而为什么如此，两千年来没人问个究竟。不过现在，我们能够提供一个解答了，答案就是禄秩源于稍食。
稍食原是胥吏的报酬和等级，所以“若干石”的禄秩，最初也只用于低级官吏。商鞅变法时所见最高秩级只是千石，秦统一前后才出现了二千石。由张家山汉墓出土《秩律》，可知汉初禄秩有11级，最高仍是二千石，最低为一百二十石，同时还存在着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这样带零头的秩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二千石中又分化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诸秩，丞相和御史大夫事实上也形成了两个秩级；与此同时，禄秩低端那些带零头的秩级，销声匿迹了。西汉中期的王朝禄秩约有21级：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
不难看到：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高端在不断向上伸展，这个段落的秩级在繁衍析分，而禄秩低端的秩级则趋简化。这说明更高等级的官职也用禄秩标示地位了，或者说用“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在禄秩序列向上伸展的同时，它还有个横向扩张的过程：一些起初不用禄秩标志等级的职类，例如皇帝的侍从、侍卫，文学之官和军官等等，逐渐通过“比”于“若干石”的办法，而被纳入了禄秩的适用范围。这就是汉代禄秩中那些称“比”的秩级，即若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秩级的来源。“比秩”的形成，大约在汉武帝前后。这就意味着，更多职类的官职，也被王朝按“吏”的方式加以管理了。从制度史角度看，“人”也是制度塑造的：同一批人，用贵族待遇对待之，他们就有了贵族的性格；用吏员手段管理之，他们就有了吏员的性格。总之，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说明更高、更多的官吏，都被王朝用“吏”的形象来定性定位了。秦汉帝国的政治精神，正是“以吏治天下”。
在最初秩级跟俸额大约是相同的，二百石秩就发二百石粮食，三百石秩就发三百石粮食。不过国家的薪体往往因时而异，而官阶却须保持长期稳定。所以“若干石”的秩级，跟实际的体额逐渐分离了，二千石官未必年俸二千石，六百石官也未必年体六百石。然而这“若干石”的秩名有如胎记，透露了其最初的来源。西汉俸禄是发钱的，丞相月俸6万钱，真二千石月钱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东汉三公月俸350斛，二千石月俸120斛，折成“半钱半谷”发放。
秩与爵还有一个很大不同：无论周爵还是军爵，它们都是个人的品位，而不是官职的等级；秦汉禄秩的性质却相当不同，它是官职的等级。禄秩所标志的是职位高低，而不是个人的品位高低：若无职位，则官员个人无品级可言。某位有爵者没有了官职，其爵位并不丧失；而某位郡守被解免，“二千石”的秩级就非其所有了。禄秩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这一点还可从如下事实中看清：汉代官僚在因病或为父母服丧而一度离职后，再度入仕之时，王朝可以不管他们先前的秩级。东汉中二千石的河南尹李咸，为母服丧三年后再仕，只做了六百石的尚书：六百石的县令鲜于璜为父服丧三年，再仕时被任命为百石的州从事。显然，汉代的官僚一旦失去职位，原先的秩级就丧失了，秩级不跟人走，因职位而定，做什么官就是什么级。由此可以判定，禄秩具有浓厚的“职位分等”色彩。在禄秩所支配的等级秩序下，官可大可小，人能上能下，这与跟后代的官场是不一样的。
职位分等是“以事为本”的，强调按劳取酬、同工同酬，注重行政效率：而品位分等是“以人为本”的，它对官僚个人的品位权益有更多的保障。越传统的社会越重身份，身份往往体现为“品位”。
所以“品位分等”不光是一种技术安排，也经常变成了一种身份安排。在帝制时代，过分优厚的品位待遇，往往跟官僚的身份、特权、自主性甚至贵族化，息息相关。而秦汉之时，新式官僚登上历史舞台为时不久，还没来得及积累出各种特权；禄秩这种官阶对官僚品位特权的保障，也是比较小的。禄秩更多服务于行政需要，从属于“运作考虑”。进而，禄秩不区分“贵一贱”、“文一武”和“士一吏”，就是说没给文吏、士人或军人以特殊身份待遇，都是作为“吏”来管理的。它与二十等爵的配合所构成的格局，就显示了秦汉官阶结构的特殊性。
至于二十等爵，则主要出自“身份考虑”，它不是官阶而是个身份序列。因而不妨说，“爵级”代表了帝国政治中的身份性因素，而禄秩代表了帝国政治中的官僚制因素。秦汉的政治等级秩序，就是以二十等爵和禄秩为主干的。这种等级秩序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所禄秩支配的行政秩序，其中的品位保障小于先秦贵族，而且比后代官僚要少，“吏禄”性质非常鲜明，它面向文法吏，体现了“以吏治天下”。第二个层面则是“爵禄”的范围，二十等爵超越了周爵，具有功绩制意义，但“爵”这东西毕竟渊源古老，仍具有一种“准贵族”的传统荣耀，爵级的好处大于后世。宗室、外戚以爵来标志高贵，其贵族身份不言而喻；因功而封侯赐爵，也好似拿到了贵族俱乐部的会员卡，这时它表现为一种贵族化了的功绩制。可以再打个比方：仅有秩级而无爵级的官吏仅仅是“吏”而已，好比干活挣饭的公司雇员，失去职位就什么也不是了；可一旦拥有爵位，那就成了帝国公司的股东。宗室、外戚、军功阶层，都是股东；行政官僚因事功而封侯赐爵的，也等于是混到股东了。
在秦汉王朝，“爵”与“秩”两个序列是相互疏离的。虽然看得到一些爵级与秩级在待遇上相互比拟的情况，例如第八、九级爵在某些待遇上与六百石秩相当，但说实话这种对应并不严格。列侯的议政资格和察举权力在不断萎缩：单凭列侯身份而参与朝议的情况，汉武帝以后越来越少，西汉的6次制举全部有列侯参加，东汉就减少到了西汉的五分之一，近20次制举，列侯只参与了其中4次。朝廷对有爵者的入仕虽偶有优待，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爵”并不构成入仕资格。跟后代一比就看出差别了：两晋有“国封”者，依制起家散骑常侍；北朝有“五等诸侯选式”，为各级封爵规定了相应起家官品：唐朝“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爵级是获得出身官阶的途径。反观汉王朝，却没有提供依爵起家的途径，不能靠爵级做官。二十等爵不是官阶，与官职无直接的联系，只是一种个人品位。
这种爵、秩分立的等级秩序，适应了残余贵族政治因素和新生官僚政治因素两立并存的历史局面。爵级被用以保证身份，用以维系统治集团的身份认同、权益分配和政治忠诚：在这一块安顿好之后，统治者就得以腾出手来严以治吏了，这就包括采用重事不重人的禄秩做官阶，有职方有禄，职高则禄重，按劳取酬，禄称其任。爵、秩的疏离，有效淡化了品位特权对行政的直接干扰。这样一种等级体制，我们称为“爵一秩体制”。它是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此消彼长的特定阶段所滋生的。爵、秩的并立与疏离，凸显出了早期帝国的政治二元性：先秦身份制、贵族制传统仍然发挥着可观余热，同时初生的官僚体制也洋溢着虎虎生气。这种充分结合了传统因素和变革因素的二元性，适应了秦汉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很可能就是其时帝国蓬勃政治活力的来源之一。
二十等爵本是一种军功激励手段，禄秩则源于胥吏的酬报和定等之制“稍食”。可见，“爵—秩体制”的背后，就是军功集团与文吏集团：这显示秦汉等级制的进化，主要是由军功势力和文吏势力推动的。这是帝国初期的政治现象。不妨与帝国后期的科举时代相比。在科举制下，学历或“功名”，如生员、举人、进士、监生、翰林之类，成了官员的基本品位；明清等级结构的主干，就是官品、职位和学历的“三角架”。二十等爵来自褒奖军功，学历或“功名”来自考试文人，它们分别在帝国前期和后期构成品位结构的主干，所反映的是军人和文人在帝国前后期的不同地位。
三、从禄秩到官品
帝国初期庶事草创，在等级安排上，各种显性及隐性的位阶，新旧杂揉，不无错综支离之处，一体化程度不高。前述二十等爵和禄秩的疏离，就是其表现之一。此外就禄秩而言，它最初也没有覆盖到所有的王朝官号拥有者。像从官、军官、文学之官、大夫之官，不属行政吏员，本来是无秩级的；后来这些官通过“比”形成了“比秩”，但“比秩”本身仍是一个“另类”的标志。所以汉代“比秩”与后世“从品”（如从一品、从二品之类）不同，它兼有区分职类的意义，而“从品”没有。又如源于周代的上公、公、上卿、卿、大夫、士概念，仍被借用以区分官职层级。例如西汉的丞相、御史大夫，东汉的太傅、三公，都无秩名，只用上公、公、上卿概念以区分之。公卿大夫士概念也被用于礼制场合，用以牵合礼书所记礼遇，但这时候往往又与秩级不合。又如八号常设将军常被用为辅政者的加号，从而具有了品位意义，此外还有战时任命的杂号将军，但各种将军号也没有与禄秩序列一体化。秦汉的朝位，即官员在朝会时的席位，也具有重要的等级功能，王朝往往通过调整某官的朝位来升降某官资望。但朝位既不与禄秩完全一致，也不与爵级完全一致。
与后世相比，秦汉位阶体制呈现出了较大的松散与疏离。帝国位阶体制的松散与疏离，既是行政结构不够完善、即诸官署、诸官职的分等分类尚较粗糙造成的；同时位阶的背后是“人”，各色位阶的松散和疏离，也是各种传统政治群体和新兴政治群体尚未充分一体化的表现。“爵一秩体制”及其所立足的政治结构和官贵成分，在两汉四百年处在不断的变迁波动之中。就品位结构而言，存在着一个“禄秩的中心化”的进程，就影响等级结构的政治背景而言，存在着“文吏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士人化”的进程。这些变化推动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缓慢进化，最终过渡到了官品体制。
首先来看禄秩的中心化。“爵一秩体制”的基本结构与爵级与禄秩并立，但随时光推移，“爵禄”不断退缩而“吏禄”不断扩张。王朝给官僚新增的很多特权和礼遇，被配置在秩级之上，而不是爵级之上。依爵授田宅的办法，因土地私有制度的稳定化，而无形自废。朝廷赐爵、卖爵越来越滥，除了列侯（及关内侯）还有不小含金量外，第十八级以下的爵级，其价值日益贬值缩水。到东汉末就成了这个样子：“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爵位是个人品位，很容易变得猥滥，因为爵既无权责又无职事，皇帝不用担心授爵影响行政。西汉的晁错就说过：“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所以皇帝授爵，总比授官慷慨得多。一套品位因滥授而越来越不值钱，在各王朝都是经常现象，可称“品位趋滥律”。凡此种种，都使“爵”越来越轻、“官”越来越重了。有爵无官者虽比平民尊贵，毕竟比不上有官有秩者手操实权，“县官不如现管”。封侯还算位望较高，至于一般的有爵无官的人，权势没法儿跟在职官僚比。官僚行政是帝国大厦的顶梁柱，官僚是社会政治的支配者，所以“爵禄”的退缩和“吏禄”的扩张，势所必然。
作为禄秩来源的周代稍食，因其所面向的是胥吏层次，所以从结构说，稍食处在公卿大夫士的爵列之下，周爵与稍食是上下承接关系。战国秦汉间，爵列与秩级却双峰并峙，变成并立关系了，是所谓“爵一秩体制”。进而等级秩序的重心逐渐向禄秩偏转，禄秩为主、爵级为辅，禄秩成了主干，爵级成为旁枝了。爵与秩一退一进，其背景就是贵族制残留影响的继续淡化，官僚政治的继续发展，以及官僚充分取代着贵族，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
那么话题就已触及文吏的官僚化了。“文吏”之称所指示的是一个“职业吏员”群体：“官僚”所指示的则是一个权势阶层。文法吏的前身，是周代卑微的胥吏。在文法吏刚刚步入政治舞台的中心之时，他们的特权还很有限。所以其等级管理手段——禄秩，也体现出了“职位分等”的特征，重事不重人，忽视官吏的个人资位。然而秦汉四个多世纪中，官员的各种特权在一点点积累着，其地位和权势一天天稳固，他们本身也逐渐身份化了。昔日的“文法吏”，开始向阶层意义和身份意义的“官僚”转变，由“职业吏员”群体变成“官僚阶层”了。在这时候，各种等级安排就将更多地围绕官职与官僚而展开，与官职相疏离的二十等爵只好退居侧位。“爵一秩体制”的二元性趋于淡化，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将要取而代之，它将以“官”即行政职位占有者为中心，而不再是官、爵并立了。
再看官僚的“士人化”。汉武帝“独尊儒术”，带来了官僚成分的重大变化。儒生或士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儒生在最初只是与文吏并立朝廷，但随后就显示了巨大的政治竞争力，逐渐占据了上风，并进而影响到了帝国的选官制度和位阶安排。秦汉小吏迁至高官，本来是没有仕途阻碍的，然而东汉后期两大仕途——州郡察举与公府征辟，往往都以儒生或“名士”为对象，单纯文吏仕途逐渐狭窄了，百石以下的小吏爬到高官越来越不容易。士大夫居上而与胥吏居下的格局，初显轮廓；选官上“士”与“吏”作为两个流品被区分开来，进而将影响到王朝的品位安排上。魏晋时一个新事物——九品官品问世了。最初九品官品与禄秩是并行的，一直到南朝：不过官品又逐渐排挤了禄秩，北朝就基本就只用官品，而由俸额构成秩级的早期等级样式，消沉了，退出了历史舞台。
九品官品与禄秩有什么不同呢？九品官品的结构性特点，就在于其总体性和一元性。它把禄秩、封爵、公卿、将军号和朝位等等各种位阶要素，都纳入其中，使之一体化了。魏晋官品除了列有各种官职之外，引人注目地把封爵也纳入其中。爵号分布一至六品：公爵在第一品，侯伯子男爵在第二品，县侯第三品，乡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关内名号侯第六品。魏晋的将军号发展到了一百多号，且由军职变成了军阶，并被纳入了官品的一至五品：黄钺大将军在第一品，骠骑等将军在第二品，诸征镇安平等将军在第三品，宁朔等将军在第四品，鹰扬等将军在第五品。魏晋还有各种散官、名号，如大夫、郎官和各种轨制；但北朝弃禄秩而专用官品，俸禄发放依官品而定，禄秩和官品并轨了。
汉代的禄秩、封爵、将军号、公卿位、散官、军号等的搭配组合，本来不无错综支离；但九品官品作为一个共同尺度，把它们汇为一体，在九品官品中各得其所，相互有了明确的可比性，等级关系一清如水了。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迁呢？这要从“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两方面看。从职位结构说，战国秦汉间的剧烈变革，各种新兴官署、官职和官号大量涌现，与旧有官署、官职、官号杂揉并存，其间的指挥、从属、监管、协作关系，其职类划分和和等级认定，一时还不够精致化。从人员结构说，各种新兴群体与传统势力变迁不定，其利益分割、权力分配和名位占有的方式莫衷一是。但随官僚帝国的不断进化，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各种身份、各种名号的拥有者逐渐融入“官僚阶级”的队伍，各种位阶也必然趋于一元化，采用“官本位”的尺度。作为综合性尺度的九品官品，就应运而生了。周代爵级和稍食本是一元性的；战国秦汉出现“爵一秩体制”，其基础是传统贵族政治和新生官僚政治的二元性；而随官僚政治日益成熟，这种二元性逐渐淡化了。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其实是加快了“士一吏”的分途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侍从，其品位意义大于职能意义，当然也列在官品之中。至于诸公及“诸位从公”者，列在第一品，汉代上公、三公没有级别的情况，由此而变。官品还遵循“同类官职以居前居后定高下”的原则。例如诸公和“诸位从公”同在第一品，然而诸公在前，“诸位从公”在后，则前者高于后者。这就是吸收了朝位的因素。魏晋南朝的禄秩与官品尚未完全一体化，等于是双轨制；但北朝弃禄秩而专用官品，俸禄发放依官品而定，禄秩和官品并轨了。
汉代的禄秩、封爵、将军号、公卿位、散官、军号等的搭配组合，本来不无错综支离；但九品官品作为一个共同尺度，把它们汇为一体，在九品官品中各得其所，相互有了明确的可比性，等级关系一清如水了。是什么促成了这种变迁呢？这要从“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两方面看。从职位结构说，战国秦汉间的剧烈变革，各种新兴官署、官职和官号大量涌现，与旧有官署、官职、官号杂揉并存，其间的指挥、从属、监管、协作关系，其职类划分和和等级认定，一时还不够精致化。从人员结构说，各种新兴群体与传统势力变迁不定，其利益分割、权力分配和名位占有的方式莫衷一是。但随官僚帝国的不断进化，组织架构不断完善，各种身份、各种名号的拥有者逐渐融入“官僚阶级”的队伍，各种位阶也必然趋于一元化，采用“官本位”的尺度。作为综合性尺度的九品官品，就应运而生了。周代爵级和稍食本是一元性的；战国秦汉出现“爵一秩体制”，其基础是传统贵族政治和新生官僚政治的二元性；而随官僚政治日益成熟，这种二元性逐渐淡化了。
官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于官僚的“士人化”，士大夫与胥吏的分途在选官已初现端倪，而九品官品其实是加快了“士一吏”的分途趋势。九品官品所容纳的官职，最低到台省令史为止（第八九品），魏晋太学的毕业生所获官资，就可以做这种九品令史之官；九品以下，就是不入流的小吏了，事实上就构成了“流外”。这就为流内士大夫与流外胥吏的区分，提供了前提。同时魏晋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依德才高下评价士人，为吏部提供任官依据。除特殊情况（如宦官），流内九品文官的任用都应依据中正品。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官僚的“士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