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的选任
官僚组织由官职和官员构成，人员是配置在职位上的。一种看法认为，选官就是“为官择人”，即用合适的人员“填充”官职。但仅仅由此出发而展开的研究，不足以揭示传统选官的全部真相。因为“人员”也是一支官贵队伍，一个包含多种成分的统治集团。选官制也是社会各阶层的求仕者成为官贵的桥梁，也是调整统治集团成分、分配或争夺权势利益的手段。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选官制度概莫能外。选官制度变了，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就变了；反过来说，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变了，选官制度就会变。在选官制的变迁上，能看到很多东西——能看到选官程序由早期的散漫粗疏，而逐步规范化、复杂化；能看到德行、经术、法学、吏能等等标准，形成不同的考核方法；能由不同仕途、不同科目的分类取人，看到不同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还能看到政治思想的变化，像“孝廉”这样的科目得以设置，无疑出自儒家“以孝治天下”理念的直接影响。那么在选官变迁上，还能看到帝国意识形态的变迁。
一、吏道与功能
在秦与汉初，文法吏曾是帝国行政的主要承担者。与此配套，形成了相关的培训和录用制度，及相关法规。今存片断的《置吏律》、《史律》、《尉律》等，都载有吏员任用的条文。秦朝官署中能看到一种“史子”，他们在“学室”中学习，是一种学徒吏。在汉代，这种学徒吏也叫“学童”或“学事”。跟公务员考试相类，汉制，郡守与中央的太史考试学童，所试内容包括八体书法，以及背诵文字学的课本若干千字。考试及格者，便可任命为“令史”之类吏职。官员经考核，若能用通行的隶书写公文，其档案上就记作“史”；若这位官员不怎么会写公文，就记作“不史”。王充叙述所见：世人热衷于学习“史书”（指吏员的书写），研读法律，写作公文，练习对向跪拜一类的官场礼节，在家把这些东西弄烂熟了，做吏后自然轻车熟路。
一些家族父子相承学习为吏之道，官府经常从这些家族中选吏。由平民而为吏，还有“推择”的办法，即乡里推举而长官选择，当然是长官说了算。韩信因为“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可见择吏还有财产和品行的标准。汉代的长官有辟召之权，自行聘用自己的掾属。在郡县的丞、尉由中央任命，至于百石左右的掾属，就归郡守、县令自行辟召了。中央的官署，也与此相类。
由小吏而迁大吏的仕途，学者称为“吏道”。走上这条道的首先得有文法技能，再向上升就靠“功能”了，功绩和能力是迁官的基本条件。汉武帝任用了不少以“能”著称的文法酷吏：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张汤，“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义纵，“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还有个选官科目叫“治剧”。容易治理的县称“平”，难治的县称“剧”，能治这种县的人才就是“治剧”。这科目专门用来选拔能干的吏员。
汉代画像石中的考绩场景
“功”是勤务和功绩的统称。在尹湾汉墓出土简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记载了110多个迁任的实例，其中标明“以功迁”的有70多例，占到了65%。这是西汉后期的情况，可见当时选官，“功”的分量是很重的。汉代史籍中，大量充斥着“功次补天水司马”、“功次补大鸿肪文学”、“功次迁河南都尉”、“积功劳稍稍迁至尉右监”、“积劳迁为御史”一类记载，汉人对之也有“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评述。累积的功劳都记载在“伐阅”即功劳簿上。有这么记的：“中劳三岁一月”，“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功一劳一，中除十五日”；还有以“算”为单位来计算的，“得若干算”等于加分，“负若干算”等于扣分。
秦汉的官吏任用迁转，跟考课的关系非常密切。郡国地方官到年底就要“上计”，派“计吏”携带“计簿”上赴中央，报告生产、税收、财务、户口、刑狱等事宜，接受考课。皇帝经常亲自“受计”，丞相则具体负责定殿最，御史大夫审查虚实。由某某郡守“治平为天下第一”、“盗贼课常为三辅最”之类记载，能知道考课是要排序的，这当然很有激励作用。萧何在秦时做过泗水卒史，由于称职而被课为“第一”。东汉由太尉课军事，司徒课民事，司空课水土工程事，刺史课郡，郡守课县。考绩优者，就有望升官。
吏员仕途、功能标准和考课制度，显示秦汉政府的行政水平已略有近代意味了；同时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文法吏曾是秦汉吏员的主体。
二、任子与内侍
帝国的官僚靠官位来瓜分社会资源，他们总会有一个愿望：当官这么个好事儿，要是能让儿孙接班，父子相袭才好呢。这时候皇帝怎么想呢？一方面，皇帝期望选贤任能。首先从行政上看，选贤任能才能保障吏员素质和政府活力，进而再从权力考虑，父子间的冠冕蝉联可能形成门第特权，那么皇权多少就被分割、被削弱——谁当官谁不当官，不完全由专制者予取予夺了；我当官是因为我家门第高，而不全出自皇上洪恩。但另一方面，皇帝心底也很明白，他多少得满足官僚的“世禄”心愿，以令其死心踏地为之卖命，要不然他们会转而拥戴别家做皇帝，拥戴能满足其心愿的人做皇帝了。秦汉离“世卿世禄”的时代还不太远，家族宗法观念仍很浓厚，民众也不觉得官僚的“世禄”要求太过分。总之，选官上的特权问题，首先是一个皇帝与官僚的政治合作与权势分割的问题。
汉朝为官僚子弟提供的特权性仕途，主要有如下两种：任子与内侍。所谓“任子”，就是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守级的官僚——以上，任职满三年后，就可以任子弟一人做郎官。霍光是大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就是由“任子”做上了郎官的。又如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可见“任子”实际往往不止一人。西汉哀帝时一度废除了任子，但事涉官僚利益，不得已作罢了。东汉的任子范围又扩大了不少，往往由皇帝下诏除拜，称“诏除郎”，也不限于一人，甚至扩大到了孙子和“门从”（同族子弟）。有时为“规模效益”了还成批除拜，比如汉安帝这样的诏令：“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各一人为郎、舍人。”郎官是什么官呢？是皇宫里执戟宿卫的士官，由郎中令（后称光禄勋）统领。汉廷习惯从郎官里选拔行政官吏，所以郎署就成了仕途的枢纽之一。做郎官是很荣耀的，汉代乐府中有这样的诗句：“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后代把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其实就是从汉代郎官发端的。而“任子”，就是郎官的来源之一。
内侍指皇帝的侍从，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等不同名号。这些名号也用作加官，在本官上加了这些官号，就可以进入内廷侍从皇帝了。侍中要侍候皇帝的起居，包括皇帝的日用品，例如“执虎子”，“虎子”是皇帝的尿壶。汉武帝曾让名儒孔安国做侍中，由于他是著名的学者，就没让他“执虎子”，而是让他掌“御唾壶”，即皇帝的痰盂。当时“朝廷荣之”——官僚们艳羡不已。
内侍的来源除了士人跟宠臣之外，就是权贵子弟了，他们往往“襁褓受宠位”，年纪轻轻的就做内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霍去病，年方十八就做了侍中，由此青云直上。西汉以名门著称的有金氏、张氏。金氏的发迹始于金日蝉，他深受武帝宠信，其子金赏、金建八九岁就做了侍中，与汉昭帝同起同卧、朝夕相伴。史称金氏“七世内侍，何其盛也！”至于张氏，张汤在汉武帝时官至三公，此后张家子弟世世为任子郎、侍中、散骑，其显赫一直维持到东汉初的张纯做大司空。西晋诗人左思有句：“金、张藉旧业，七叶理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汉貂”指的是侍中帽子上所饰貂尾。此外皇太子也有侍从，如中庶子、庶子、先马、舍人等，任其职者“或名儒、或国亲”，既选拔学者好辅导太子，也选拔权贵子弟，陪着太子游处。太子一旦当了皇帝，其侍从当然要弹冠相庆了。内侍升迁，往往比任子郎更为优越。
三、察举与四科
在皇帝与军功新贵和文法吏共治天下之时，任子、内侍和吏道选官，大致就足够了。达官显贵的子弟可以由任子入仕，文法吏则由吏道级级升迁。而随另一种政治势力——儒生士人展露头角，察举制又发展起来了。 什么是察举呢？简单说就是朝廷设立科目，规定条件和标准，指定官员向朝廷举荐合格者。当然不能说举荐就是面向士人的；但汉代察举的发展，跟士人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察举是从汉文帝到汉武帝期间萌生的。汉文帝曾两次下诏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是为特科之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下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岁科之始。从科目看，贤良、方正、孝廉以德行立科，显示了“以德取人”的明确意图。而这正符合儒家德治主张和君子治国观念。汉代察举重德行、选官取孝子，“以德取人”构成了其鲜明特色。进而在先秦儒家著作中，已有“进贤”、“贡士”思想了。董仲舒曾建议汉武帝行察举，是这么说的：“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质言之，察举相当于“贡士”，被视为一种“礼贤”之举，是在士人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察举的“举贤”意图和“贡士”，体现了对儒生士人的尊重，从其效果看，也是使儒生士人得以源源入仕，由此改变了文吏充斥要津之局。劳斡先生曾说，首创孝廉科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察举制不仅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繁荣，而且构成了科举的前身，唐宋科举制就是由察举演化而来的。
不定期下诏察举某科人才的，称“特科”；每年定期察举的，称“岁科”。不定期的特科可分两种：一种是“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等，这种察举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分等授官。类似者还有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等。还有一类特科不经策问，是选拔特种人才的，例如明经、明法、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等。 至于岁科，最重要者有二：一种是孝廉，被举者进入郎署，担任郎官承担宿卫。西汉郡国每年举孝廉二人，东汉和帝改为每20万人举一人。大致说，每年举至朝廷的孝廉数量约二百多人。另一科目是秀才，在西汉本来是特科，后来变成了岁举，并因避刘秀的名讳而改称茂才，以州刺史等官为举主。这样，就形成了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两科并列体制。茂才的察举对象往往现任官吏，举后直接任命为县令、县长等。孝廉的来源，则有吏有民。茂才稍高于孝廉。
汉廷选官，在分科取人上形成了“四科”制度。什么是“四科”呢？就是选官的四个类别及相应标准。第一科是“德行高妙，志节贞白”；第二科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第三科是“明晓法令，足以决疑”：第四科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简言之，也就是德行、明经、明法和治剧四科，标准则为德行、经术、法令和吏能。丞相或三公，须按“四科”标准辟召官属任用吏员。
具体说来，“四科”是长官辟召属吏的标准，进而从总体上看，“四科”也是对汉代选官基本精神的很好概括。像察举科目孝廉、明经、明法、治剧等等，就可以与辟召“四科”直接对应。所以不妨说，“四科”的精神也适用于认识察举。“四科”大致可分两类：德行、经术之科，是偏重于儒生的；明法和治剧之科，是偏重于文吏的。明经、明法是就专业知识立科的；德行、吏能则是就行为特征立科的。可见，“四科”是汉代选官的结构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既体现了汉帝国对官僚资质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帝国官员来自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政治局面。
“长宜高官”铭文铜镜
四、阳嘉新制和以文取人
两汉数百年中，察举制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它包含着多种选官倾向，呈现了多种发展可能，在特定时期某一倾向得到注重，就导致了选官制的特定变化。那些不同倾向，主要是注重德行的“以德取人”，注重吏能的“以能取人”，和采用考试的“以文取人”。最终，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察举制的变迁归宿。
从形式上说，察举制是一种王朝设科、长官举荐之制。换言之，其中心环节是举荐。作为比较，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中心环节的。从取人标准看，汉廷重“孝廉”，选官重孝子，这也有异于科举，科举是以诗赋八股取人的。孝廉察举“以德取人”，来源于、又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社会的重“孝”之风。甚至出了一些怪事儿。东汉有个叫赵宣的为标榜孝心，穿着丧服在父母的墓道里守丧，一守就是二十多年，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孝子，州郡闻风而来，聘其做官。陈蕃做太守时起了疑心，结果查出赵宣居然在服中生了五个孩子，一怒之下就以亵渎先人为由，治了他的罪。
以“孝”取人，既是“中国特色”，也是历史早期的现象。社会分化尚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人格来看待。“贤”等于说这人“是个好人”。儒家认为百行孝为先，“好人”的各项美德中“孝”是纲，纲举目张；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所以皇帝“以孝治天下”，“以德取人”首先要“以孝取人”。儒经所教人的，也是做好孝子贤人的道理。汉儒讲究“经明行修”，“经明”和“行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从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化角度看，问题就不同了。不同职事需要不同技能。判案就需要司法技能，理财就需要财会技能，这不是“孝子”能应付的；精研经书，跟孝敬父母也是两回事。儒家重“人”而法家重“事”。在法家看来，治国要靠文法吏，压根就跟“孝”无关，这就体现了专业意识和社会分化的意识。汉武帝“独尊儒术”，又创孝廉科，但汉廷的政治方针儒法兼综，“以德取人”并非帝国选官的全部，除此之外，重视功能、“以能取人”仍是常规做法。选官“四科”中有明法和治剧，是偏重强调行政能力的。
既便就孝廉科而言，东汉初年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王朝注重“吏化”，光武帝便规定，州郡察举孝廉、秀才必须“授试以职”，就是要求州郡给候选人一项职务，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具备吏能，合格者方能察举到朝廷上来。至于“试职”的年限，在汉顺帝时是“吏职满岁”，即一年为限；汉桓帝时又增加到了“十岁以上”。汉章帝还下诏申明“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对州郡所举者“既非能显”提出批评。可知照汉章帝的看法，茂才、孝廉也须“累功劳”、“以能显”。由于“试职”之法的实行，察举中“以能取人”的因素被强化了。这当然对文吏更为有利，一度造成了“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的情况。东汉郡国察举又称“举吏”，也是因为，即使被举者原先不是吏，但既经“试职”，也等于是“吏”了。由郡吏取人，强调实践经验和行政能力，这跟考诗赋、考八股的科举制仍不相同，是为汉代选官的又一特点。
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又一个变化发生了。其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对孝廉进行考试。具体办法是由公府主考，“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儒生出身的考经学，文吏出身的考文书。公府考毕，再由尚书省覆试。 “以德取人”注重德行，依赖于举主的了解和社会舆论：“以能取人”注重吏能，依赖于“试职”的工作检验；而阳嘉新制被后人称为“试文之法”，它的亮点是“以文取人”，即书面考试。这次改革，是察举中出现了弄虚作假而引发。德行和吏能有可能由举主夸饰，考试却是一种先进的文官录用制度，能更有效地抑制类似弊端。所以阳嘉孝廉考试之法，标志着传统选官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阳嘉之前，察举主要依赖刺史、郡守的个人举荐；而阳嘉之后，察举呈现出两个环节：一是州郡举荐，一是朝廷考试。仅得到地方官举荐并不能保证得官，被举者还须通过朝廷考试的环节。所以阳嘉之制，可以看成察举到科举的过渡形态。
我们看到，到东汉顺帝为止，察举所含有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的不同因素，都获得了制度化的发展。至于那一个将成为主导呢？还处于探索之中。孝廉考试最初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检验，当时不乏反对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一是强调孝廉科的本意是举孝子，实行考试就偏离了设科之本意；二是强调选官应该重功能，能考试的人未必有能力。可见这时的选官制度，其发展方向还是摇摆不定的。但魏晋以下察举，考试环节就越来越重，举荐环节越来越轻了，“以文取人”最终主导了察举制发展，并进化为科举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