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代的
皇权与门阀
重重矛盾之下的东汉王朝衰颓、崩解，随后分裂和动荡成了经常现象，人们见惯不惊。相对于秦汉大帝国，魏晋南北朝呈现为一个政治低谷。这时的皇帝已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么神气了，专制官僚政治发生扭曲变态，世族门阀获得重大的政治权势；“五胡乱华”和十六国林立，使中国北方陷入了长久动荡；少数族入主带来的部族因素，又令政治的“变态”雪上加霜。这个时候，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露出了苗头，比如贵族政治，比如部族政治。不过北朝胡汉文化制度的碰撞及融合，逐渐孕育出了新的转机。北朝军功贵族所支持的强大皇权，逐渐扭转了帝国的颓势，并使北朝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由此出口，中国文明步入又一个盛期，同时也回到了专制官僚制的老路上继续前行。这就是随后的几章中，我们行将叙述的内容。
一、黯淡失色的皇权
东汉后期，帝国大厦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争权夺利，造成了无益的政治损耗；士大夫清流和浊流的党争，导致了朝野的离心；官僚世家，成为朝廷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无形削弱了君主予取予夺的权威；豪右大姓的武断乡曲，侵蚀着朝廷的地方控制能力。世入建安，军阀割据而国家四分五裂。魏晋以来士族门阀蒸蒸日上。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了，儒学低落玄学抬头，淡化了皇权的神圣性。五胡乱华，给中原政权以沉重一击。昔日疆土分为南北两系。
西汉的瓦解还有王莽来做替罪羊，反莽群雄们很多都打着刘氏的旗号。而东汉末就不同了。一段时间中“名节”还能阻滞权臣的窥盗之谋，但汉室将亡却也成了普遍的社会预期，“豪杰之士，竞希神器”，“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人们对“汉室”没多少依恋了。一些起义领袖公然自称“皇帝”、“太上皇帝”、“阳明皇帝”，这是民间蔑视皇权的表现。
黄巾起义利用了“太平道”，清人王夫之惊为异事：秦末起义者是“悲六国之亡”，新莽起义者是“思汉室之旧”，而黄巾却以“道”为号召，是前所未有的。宗教的空前发展，为起事者提供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思想号召。汉魏间五斗米道领袖张鲁，居然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宗教政权。他自号“师君”，把基层教区分为“二十四治”，统治了三十多年，倒也造成了局部的安定。在这以后，托名为李弘（或李辰、李脱、李洪等）而起事的人，“岁岁有之”，可统计的不下十多次。所谓“李弘”，被说成是老君的许多化名之一。晋代以下，五斗米道转而向上层传播，世家大族中也不乏信徒。东晋孙氏家族世传天师道，百姓敬之如神，教主孙泰借机作乱。北魏僧侣起事的事件屡屡而有之，并利用了“弥勒下生”的信仰。儒教帝国中的这些宗教异端，一时淡化了民众们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
“苍天乃死”字砖，东汉建宁三年。1976年安微毫县元宝坑出土
寺院还占有了大量白徒、养女之类的依附人口，梁武帝时官僚有“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惊呼。这时期的户口亡失，远不只是寺院庇荫造成的。东汉的豪族经济下，豪右“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已使许多依附者脱离政府控制了。三国后期天下户口约767万余人，只不过是东汉的六分之一强。西晋极盛时户口1616余万，是东汉的三分之一。刘宋的户口517万，陈朝灭亡时户口只200万，还没北京市海淀区人口多（2004年为224万人）。战乱只是人口衰减的原因之一。两晋间有至少90万北方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还有不少蛮族融入了汉族，可自吴至陈的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量人口流入私门。有人估计，魏晋南北朝的依附民数量，约略和编户相等；更有人认为，南朝政府最多只能控制实际人口的三四分之一。基层编户组织，被侵蚀得锈迹斑斑、千疮百孔。国家规模与皇权强弱是正相关的，风雨飘摇的小朝廷之主，无法与秦汉大帝国的皇帝相提并论了。
曹丕效王莽之故智，以“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虽然曹氏有扫荡群雄之功，但“篡夺”之举对士大夫所珍视的儒教纲常，仍是一次强烈冲击。随后司马氏篡魏，其“做家门”时的卑鄙和残酷，让皇权“膺天顺人”的光晕再度黯然失色。权臣屡篡消解了臣民的崇仰和敬畏：皇位哪里是来自天命民意，不过是强者为王罢了！此后宋齐梁陈的更代，“一依虞夏故事”，宜称效法虞舜和夏禹而行“禅让”。禅让的模式，一般是在“做家门”已近成功、实权在握之际，先加“九锡”（九种隆重的赏赐和礼遇），侈陈功德；随后封国称王、建台领录（把持尚书台、领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再经一番装模作样的假辞让，便正式受禅而龙登九五。冠冕堂皇的禅让像是沐猴而冠的闹剧，梁朝的文人袁淑有《鸡九锡文》与《驴山公九锡文》以为讽刺。形似和平的禅让并不“和平”，也伴随着血腥的诛戮剪除。梁武帝就曾感叹：“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除了对付外部威胁，君主还得时时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甚至疑神疑鬼残杀功臣，“自毁长城”。官员们的动荡险恶之感，也为之大增加了，他们不能安心事务，还得分出好大的心思来应付党争倾轧。
士大夫今天拥戴这个明天拥戴那个，“将一家物与一家”，对改朝换代熟视无睹，腆事新主不以为耻。只有民族大义，也就是保存华夏文物和北向抵抗五胡，还能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一些支持。东晋王朝微弱萎靡，然而得以延续百年，吏民还愿意拥戴这个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它“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系明德其是赉”。心怀民族大义者着意北伐，野心家也经常拿“北伐”做号召。东晋桓温北伐灭成汉、破前秦，威望大增，后来差一点当了皇帝。齐武帝萧赜威望不高，后人也说他“智识凡猥”，然而他也知道标榜“北伐”可以自抬身价，所以在十年中举行了5次“讲武”之礼，宣称要效法北击匈奴的汉武帝。汉武帝曾在昆明池练水军，齐武帝东施效颦，“讲武”时把建康的玄武湖改名昆明池。
秦汉三统或五德观念，虽然能为皇权天授提供论证，可也为野心家提供了口实：一个王朝并不能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德运变化了就得改朝换代，谋篡者就可以宣称自己是新的一“统”一“德”。曹丕就是这么做的，他宣传曹魏为土德，取代汉之火德乃是名正言顺。不过曹魏改德之时，却没按规矩改变正朔服色。自魏以下，晋号称金德，宋号称水德，齐号称木德，梁号称火德，陈号称土德，同时正朔服色却都仍前代之旧。可知时人对三统五德说并不认真，往往以意为之，它为皇权提供不了太多有用的观念支持了。维系帝王神圣性的礼制也松弛了。蜀国和吴国都没按照礼制给祖宗建立七庙。曹魏的宗庙里，竟然尊奉宦官曹嵩为“高皇帝”，此人系曹操父亲曹腾的养父，大概是古代唯一一位荣获“皇帝”名号的宦官了。秦始皇、汉武帝的陵墓都有巍峨的封土，曹魏皇陵却“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既没坟丘，也不植树。表面上是崇尚节俭实行薄葬，可曹操、曹丕的《终制》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害怕掘墓。可见皇帝们对国祚灵长，已全无信心。西晋的帝陵，都不起陵寝；东晋的皇陵，大多凿于山腰，也不起坟。南朝皇陵起坟者略多了一些，但坟丘的高度，一般不过是汉陵七八分之一。皇陵从大到小，正是一幅帝国盛衰和皇权强弱的示意图。
二、东晋：门阀政治
中古时期皇帝神圣性的下降及其权势的弱化，与“中古士族门阀”是密切相关的。中古士族门阀是一种贵族化的官僚，所谓“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的。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在贵族较为强大的时候，王权就不会太强；而当君主寻求专制集权之时，他多半要出手打击贵族。商鞅变法谋求尊君，同时就以削弱贵族为务。英国的培根说过：“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而极端的专制国：土耳其是也。因为贵族是调剂君权的，贵族把人民底眼光引开，使其多少离开皇室。”梁启超也看到了同样现象：“贵族政治，为专制一大障碍。其国苟有贵族者，则完全圆满之君主专制终不可得而行。”
官僚本来是专制集权的重要条件。虽从概念说，“专制”不必定与官僚相关，但在存在专制主义的地方，一般都同时存在着一大批官吏。但官僚权势与君主集权，也存在矛盾的方面。因为随官僚权势的扩展，官僚将出现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甚至贵族化，那就将分割君主权势了。所以中古门阀与皇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门阀强了，皇权就弱了：皇权强了，门阀就弱了。那不一定是某皇帝与某人某族发生了个别冲突，而是指一种总体上的权益分配格局。
东汉士族已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汉末动乱中，名士官僚也是活跃于政坛的实力派，而在秦末、西汉末，我们就没看到类似现象。魏晋以降的国家分裂、政治动荡，倒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空间。首先，战乱摧残了社会文教，只有少数官僚家族保存着文化，出现了“教育的家族化”；那些家族成员及其子弟，当然是朝廷瞩目的政治资源了。进而是“统治集团的封闭化”。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不光在魏国、吴国，就连偏居一隅的蜀国也是如此。尽管诸葛亮治蜀，后人盛赞其“选贤任能”；然而功臣子弟们居官执政的趋势，在蜀国同样昭然可见。就《蜀书》传主做一粗略统计，八十多位官僚中有半数以上，其子弟继续做官，有的还延续到了第三代。蜀汉不过四五十年，但“官族”在这里照样源源而生。这是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一种本能反应，可称“退行性政策”，意思是从大帝国的“法理型”政治形态后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了。
“禅让”形式的政权转移，也给士族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中国的王朝更迭，也可以看成另起炉灶、清洗腐败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西晋的刘颂，就把改朝换代看成一个“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然而刘颂随即指出，由于魏晋更迭用“禅让”，未能“洗心整纲”；晋廷所依靠的仍是“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曹魏的高官及子弟。那么前朝所积累的腐化、老化和世家化因素，就原封不动地带入了新朝；对他们，王朝只能优容、纵容以换取其效忠。由于缺乏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所以西晋的腐朽来得分外迅速。“禅让”造成了魏晋间官僚家族权势的连续性，就促成门阀的催化剂。
西晋皇室司马氏，本身就是河内大姓。在司马氏政权中，几十家大士族垄断权势。如陈国何曾、颍川荀勖、太原王浑、泰山羊祜、琅邪王祥、河东裴秀等等，都是当世名门。其下还有一批二、三流的士族。官僚们开始依门第而分化为不同层次，“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各有各的特权。
西晋时还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王政治。本来，秦汉帝国是靠法治来维系专制的，不靠宗亲，并以严厉的“削藩”措施，抑制诸侯王的离心倾向。可魏晋间“封建”的呼声，忽然高涨了。司马氏决意重用皇子宗王，令其在外都督一方军事，在朝担任要职，所谓“或出拥施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唐长孺先生认为，重用宗王表明，在贵族政权下，皇室是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的。这种“第一家族”的形象，比起秦汉帝国的皇帝来，无疑是一种降格；因为任用宗亲，靠亲缘维系皇权，实是一种非法制化的政治手段，也属“退行性政策”。宗王所招致的“八王之乱”，就显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
西晋政局其实处于一个微妙的关口，它可能维持优容士族的现状，但也可能逐渐回归集权官僚政治的“常态”。然而在这时候，北方少数族的发展轨迹，与士族的发展轨迹发生了交叉。“五胡乱华”中洛京倾覆，北来的琅邪王氏等百余家士人，在江左拥戴宗室疏属司马睿为帝。江左微弱的小朝廷，随即成为南渡士大夫发展家族权势的沃土。他们构成了五朝侨姓门阀的基本阵容。东晋由此出现了门阀政治。
参照田余庆先生的概括，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和“流民御边”。东晋的建立，全靠琅邪名族王导、王敦兄弟，二人一主政、一掌兵，成为江左的军政支柱。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之时，竟然强拉着王导同登御座；王导推辞再四，说是太阳若屈尊与万物并列，苍生就没法儿仰望了，司马睿方才作罢。以致当时有句民谣：“王与马，共天下”。晋成帝见了王导要行拜礼，给王导写信要加上“惶恐言”三字；王导死，丧葬参用天子之礼。东晋与皇帝“共天下”的门阀，先后有琅邪王氏、新野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成帝、康帝之时，庾亮庾、翼兄弟号称“冠冕当世”。庚翼将死，请求让儿子庾爰之镇荆州，而何充请用桓温。有人表示担心：庾爰之肯避让桓温么？后来桓温上任，庚爰之不敢与争。可见门阀政治下往往子承父势，政治举措受制于各大族的平衡和盛衰，不是皇帝所能独断的。从晋穆帝到晋孝武帝初，桓温一直占据着上流荆州重镇，“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还曾把皇帝司马奕给废掉了。孝武帝时谢安为相，是谢氏最盛之时。晋安帝时桓玄作乱，竟然篡夺了皇位，国号为“楚”。史称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东晋王兴之墓志
东晋的扬州、荆州、徐州、豫州等重镇，大抵由各家门阀把持瓜分。尤其是扬州和荆州，号称“二陕”。下游扬州是中央所在，又是“谷帛所出”的重要经济区；上游荆州“为国西门”，兵强将猛，镇守的统帅有时兼督七八州。东晋经常出现“荆、扬之争”，其背景就是门阀践扈、蔑视中央。王氏、庾氏、桓氏家族，都曾长期把持荆州。
北来士大夫称为“侨姓”，江东的本土士族如朱、张、顾、陆等，则称“吴姓”。在江左政权中，吴姓士族的地位一直低于侨姓士族，他们曾为此耿耿于怀，但为长远利益考虑，最终仍接受了这一现实。高官要职，南士们只能分享侨姓的余沥。齐高帝萧道成想用吴郡张绪做尚书右仆射，王导的五世孙王俭很不乐意，说是“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不能坏了规矩。
宦官、外戚、太后、宗室专权的现象，在东晋却偃旗息鼓了。宦官、外戚、太后、宗室都是皇权的附属物，靠着皇帝才能作威作福；在皇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也无权可弄了。权臣庾亮执政时，就对数位宗室诸王下辣手制裁，藕除了皇帝赖以自重的羽翼。晋成帝时庾太后一度临朝，不过此时权归庾亮、庚翼兄弟，与其说是外戚擅权，不如说是门阀专政。晋穆帝、哀帝及废帝海西公时，褚太后曾四次临朝称制，那只是权臣擅权时的装饰物。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门阀政治下，动乱通常并不来自宦官、外戚或宗室的专政。软弱的皇权下他们无所凭依，难以兴风作浪。
支撑东晋半壁江山，文化士族们不足以负起全部军事责任。不少非高门、非土族的将领承担着小朝廷的国防。晋室南渡前后，还有很多千百为群、以宗族乡党相结聚的流民，也由北而南。东晋朝有很多千百为群、以宗族乡党相结聚的流民，也由北而南。东晋朝廷任用流民帅为将领，但又对他们心怀疑忌，而流民帅自己也不愿脱离部曲，所以这些人大多停滞在江淮之间。尽管流民武装有时也称兵作乱，但他们强悍善战，构成了江左政权的军事屏障，并成为北府兵的主要兵源。淝水之捷，北府兵之功居多。上游的江陵、襄阳得以成为重镇，也离不开流民之力——这里聚集秦州、雍州、司州的南迁流民。流民武装是东晋政权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并将在条件具备时就寻求表现自己。
总之，东汉的士族现象发展到东晋，终于因“门阀政治”而达到了顶点。此期的士族权势之大，人们用与皇帝“共天下”来形容。有人把这种政治状态，定性为“贵族联合专政”或“寡头政治”。不过照田余庆先生的看法，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就是说它并没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权臣擅政，一人得势而家族鸡犬升天的现象，其实在很多朝代都能看到。西汉的霍光，西汉末的王莽，东汉的梁冀，皆是。东晋权臣现象更突出，也跟“乱世”有关，跟那个偏安的小朝廷风雨飘摇有关。又如明末清初的若干南明政权中，也存在着权臣专政的情况。东晋权臣专政的时间较长，其时的官僚确实也门阀化了，形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阶段。但说到底，士族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的贵族，也没有造成政体的根本性转型。不妨说对东晋门阀政治，我们一半从士族门第权势来理解，还有一半是从“乱世”来理解的，并不把它视为“常态”、视为一种稳定的政体。
三、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
北府兵将领刘裕，以其赫赫功业代晋建宋。历史由此进入南朝。刘裕代晋的意义，不止是改朝换代而已，也标志着门阀与皇帝“共天下”局面的结束。
东晋后期的孝武帝，已曾尝试尊君卑臣了。门阀桓玄一度篡位称帝，但也随即就作威作福，没有迹象表明他乐于跟哪家门阀继续“共天下”。换言之，只要有可能，皇权必定寻求集权专制。刘裕来自北府兵武将，是靠着军权和军功夺得皇位的，高门士族中却没能出皇帝。这再度昭示了这个规律：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南朝皇权强于东晋，盖源于此。学者指出，南朝四朝，都由“次等士族”或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四朝内部政争，也往往与“次等士族”相关——某些非高门出身的军官，因其祖上有居官记录，被一些学者称为“次等士族”。“次等士族”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概念。像刘裕这类人，迳视为军人就可以了。
南朝皇权重振，改变了东晋君主的萎靡和软弱，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不再与门阀“共天下”了。这样，魏、西晋、东晋、南朝的皇权强弱，呈现为一个中间低、两边高的马鞍形轨迹。南朝史学家称刘宋皇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这个评述显然是把东晋门阀政治视为“乱世”、“变态”的，而“主威独运”则属理所当然，不过是帝国正常状态的回归而已。
重振的皇权，随即采取若干措施以自我强化，主要有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刘宋初创，一改东晋的宗室消沉，皇子宗王纷纷出镇荆州、扬州、徐州、江州、雍州等重镇。刘裕定下了制度，荆州以诸子次第镇守；京口要地，与建康切近，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宋、齐、梁皇帝，无不如此，各个要州以诸王坐镇。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
宗王对高官的占有率也在同步上升。魏晋以来三公变成了年高德劭的元老之位，南朝却经常用作少年皇子的加号。宋武帝的次子刘义真，十五岁做了司徒；宋孝武帝的儿子刘子鸾，年方八岁就兼任司徒。学者对录尚书事、中书监令、侍中、尚书令仆等八官加以统计，其结果是：东晋门阀政治下，世族占78%，宗室外戚占7%；而在西晋与南朝，宗室（及外戚）所占比例分别为19%至38%，世族的比例则为49%至64%。可见世族与宗戚二者明显互为消长，而其背景，就是门阀与皇权在权势分割上，互为消长。
一些寒人、寒士得到了君主的特殊恩宠和拔擢。中书省有种官叫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以来多任以寒人并委以机要，从而成为皇帝的心腹，迁转诛赏等大事，往往与其计议。那些寒人弄权擅政，势凌朝官，以致有“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之说。寒人戴法兴擅权，以致人们编排说“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此外尚书省的都令史，也经常由寒人担任，具体政务往往操于其手。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原因，是皇帝不肯假权大臣，而高门又不屑于竭智尽心以邀恩宠，然则“希荣切而宣力勤”的寒人，因其最便于君主驱策，就成了君主的心膂。
刘裕的崛起，也就是寒人将帅的崛起。东晋士族生机勃勃，还是有能力掌兵的，像王敦、庾亮、桓温及淝水之战中的谢氏家族，都曾荷国防重任、系一时安危；南朝士族就不同了，不但治国无术，在帅才军功方面已无足称道。赵翼指出“江左世族无功臣”——宋、齐、梁、陈的名将大抵是职业军人，他们“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
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从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诸项措施中，既能看到皇权的重振，同时也看到了其重振的限度。
在宗王问题上，我们认为秦汉帝王超越社会各阶层、也超越了一己皇族的形象，才是高度专制集权的标志；而以宗亲抗衡士族权臣的宗王政治，终归是一种带有“饮鸠止渴”意味的政治措施。宗王政治在西晋招致了“八王之乱”，在南朝也导致了皇族相争和惨烈的骨肉相残。寒人其实就是工具型的官僚，他们掌机要固然给君主提供得力助手，但这本身依然含有一种扭曲：寒门才俊仍被视为“另类”。正如宋人叶适所论：若在后世，“则（寒人）戴法兴与徐爱、阮佃夫辈，皆士大夫之选，岂得尚为恩倖耶？”被贬抑为“寒人”、“恩倖”，无法成为堂堂正正的“士大夫”，这既压抑了其才能发挥，也淡化了其职业荣誉感，使之转而弃名求利。所以“恩倖”不乏贪污受贿、舞文弄法之人，甚至动乱的推波助澜者。时人所谓“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再就武将执兵柄而言，南朝的士族权势及其重文轻武之风，仍然堵塞着武将的参政渠道，及其改造政治的可能性。一些武将子弟羡慕文化士族的文采风流，弃武向文，反而导致了家门的衰落。
南朝士族门阀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蓬勃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梁朝政权，江左最盛。所谓“逮有梁之兴，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不过梁武帝既扶植宗室，也优容甲族；既任用寒士，也保障旧门；既有意于军功事功，又耽迷于制礼作乐、玄佛文史。他力图调合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未能造就一支新兴政治势力，其繁荣只是非驴非马、破绽百出的“繁荣”。侯景之乱中，梁朝的外繁荣而内腐朽就充分暴露了。时至陈朝，国土蹙狭而政治萎靡，吴姓士族地位上升，土豪酋帅加入政治角逐，但他们的政治号召力都是很有限的。南朝走入了历史的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