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杂糅与
胡化汉化
广大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中，华夏族的文明进化最快，直到进化出了秦汉大帝国。但周边各少数族民族也在发展，他们的人口也在增加，有尝试扩展其生存的空间。东汉时少数族已不断内徙，魏晋间“杂虏”入塞者“前后千余辈”。华夏政权不足以阻其入塞，一场民族冲突已势不可免，西晋末的“五胡乱华”，使周边少数族的发展线索，对华夏族本来的历史进程，造成扰动、发生“叠加”了。
这种叠加和扰动，在南方和北方有不同的表现。洛阳倾覆后，司马氏偏安江左，皇权衰落、政治动荡使政权进一步封闭化，“世家”现象大为浓重了，出现了门阀当道的情况。（田余庆先生就把“五胡乱华”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视为门阀政治的三个外部条件之一。）而在中国北方，民族仇恨造成各种破坏，旧有秩序解体了。少数族的社会组织、部族风习有异华夏，建立政权后又开始直面农耕区旧有的政治文化遗产。这样一来，中国北方也就成了不同政治传统的交揉碰撞之所了。帝国制度史上的“胡汉”问题初次凸显出来，出现了胡汉杂揉、胡汉分治等等制度“变态”。这与江左士族门阀政治造成的“变态”，可以并列为中古政治两种“变态”之一。在北方，“民族”成了分配权势的主要尺度，形成了“异族皇权一部落贵族一国人武装”体制。北方有异于江左朝廷的政治波动，却也孕育着有异于江左的新的可能性。少数族的进入既带来了“胡化”因素，他们也在积极学习汉制，又出现了“汉化”潮流。十六国北朝在“胡化”和“汉化”的交替之中，孕育出了强大皇权，并借助军功贵族政治，最终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北方政权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这一事实，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北方民族对中国史的宏观影响，以及在帝国政治的“常态”、“变态”问题上的历史地位。
一、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十六国以来少数族政权的部族传统，带来了新的政治因素；它们与华夏旧制彼此激荡，在相当一段时间中造成了各种扭曲畸变，可称“胡化”。部族首领名号与部族的编制方式，是其部众久所习惯的；然而入塞建国之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异变。尤其是较早建国的政权，其族群在汉地已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对汉制和汉文化不算陌生。在建立政权之后，对华夏皇帝的集权专制，部族首领们一见倾心；至少在管理被征服的汉族士民上，官僚行政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胡汉杂糅”和“胡汉分治”，就成了十六国政权的突出特点，尤其在其初期。所谓“胡汉杂糅”，就是胡制和汉制错杂交织；所谓“胡汉分治”，就是对胡人和汉人的采用不同行政编制，通俗地说，就是“一国两制”。
甘肃嘉峪关魏晋三号墓彩绘砖
起兵称“汉”的匈奴刘渊，自称大单于，又设有鹿蠡王、於鹿王、独鹿王等，这些都是匈奴传统的首领名号。刘渊称帝，任命了丞相、太尉、录尚书事、御史大夫、大司农、太史令等等，这些就是汉式的名号了。刘渊让儿子刘聪做大单于，其头衔是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之西。当时既有大单于台，又有三公府、尚书省，制度上的胡汉兼用是非常明显的了。
匈奴曾是称雄大漠的强大势力，所以“大单于”之号对少数族很有号召力，在十六国时被广泛采用，用以号令胡人，所谓“单于所以统壹百蛮”。大概有十余个政权使用过“大单于“，或由皇帝（或天王、王）兼任，或由皇子兼领。在由皇子兼任之时，大单于相当于副王，地位很是显赫。羯族的后赵政权，曾发生汉人冉闵起事的事变，其时部下就劝冉闵“诛降胡、去单于之号”，以示与胡人决裂。可见“单于”之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意义。大单于台中，设有左右贤王；有时也称左右辅、左右相，等于左右贤王的汉化称呼。北燕政权还曾增设前辅、后辅，形成四辅。大单于台的属官，大抵由部落酋长担任。前赵刘曜，让皇子刘胤为大单于，单于台设在渭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有学者认为，在十六国，大单于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权，民族压迫也相应较重；而根本不设大单于的，多是汉化较深的政权或时期。
匈奴族的刘汉政权在刘聪统治时，大单于台的左右辅各领“六夷”10万落，每万落设置1名都尉，共有20名都尉。“六夷”指的是匈奴以外的其他少数族。若以每“落”以5人计，则所领六夷约100万人。可见大单于台是个少数族的管理系统，这就是“单于所以统壹百蛮”的意义。汉人编户又怎么管理呢？刘聪为每万户设一个“内史”，共43个内史，分别统于左右司隶。若以每户5人计，43万户约有汉民215万人。刘聪还设有辅汉、都护等16号大将军，都以皇子担任，各领营兵2千，再加上皇帝掌握的以匈奴为主体的精兵10多万，这些军士及其家属，就是汉赵政权的核心力量。由此，同族、异族、汉族的“分治”轮廓，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也得说明，“胡汉杂糅”并不是部落名号跟魏晋官名的简单拼合，其间还滋生了不少非胡非汉、不伦不类的杂交物。比如石勒的后赵设有“门臣祭酒”，掌管胡人辞讼，设有“门生主书”，掌管胡人出入。这两个官号，既非胡族旧制，也不是汉魏旧官，而是适应新情况而新造的。各政权在使用汉晋官称的时候，往往名同实异、甚至面目全非。比如上面提到的43员内史和20员都尉，其职能跟汉晋的内史、都尉大异其趣。照汉晋制度，“长史”只将将军幕府中的高级僚佐，可十六国的一些政权其首领有“将军”之号，“长史”有时就变成政务总管了。前凉有“太府”、“少府”，乃都督府、凉州府之别称。十六国还出现一种标新立异的做法，就是舍汉晋而从古制。在儒家经书中，舜有“纳言”之官、周有“常伯”之号，汉晋有时以尚书令比拟“纳言”，以侍中比拟“常伯”。而前燕政权索性不用尚书令、侍中之名，运用“纳言”、“常伯”做官称，反而比汉晋更显古奥了。还有周朝的“天王”之称，也被重新起用了，往往是称帝的前奏。十六国的若干君主，在称帝之前先称“天王”，过渡一下，是汉族士人给出的主意吧。
十六国以来，镇、戍、护军一类设置，遍于北方各地。镇、戍是地方驻军，战乱中往往也是地方行政的支撑。“护军”原是汉式军职，“护”有监护之意，十六国时护军兼管军政民政，管理着本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族。北方大地上还出现了众多坞壁，少数族和汉族民众在其中聚众自保，也有各种军事势力建立的。并州的坞壁特别多，很多是匈奴部所建，冀州的乌丸、青州的鲜卑段部，也都建有坞堡。少数族的坞壁，也是其进入农耕地区后保持武力的一种形式；在坞壁被纳入政权控制后，其首领就成为“戍主”、“坞主”，开始向镇、戍演变了。镇、戍、护军、坞壁之类，使社会呈现出一派“军事化”的面貌。
汉晋之间，部曲、佃客等依附劳动者的身份，开始正式化了；魏晋以下士家、兵户、吏户、匠户等各种身份性的民户，种类和数量也在明显增多。一些学者将之看成“封建化”进程的一部分。少数族的入主，强化了这种趋势。在征服中，部落贵族大量占有依附农和奴婢。慕容氏的前燕，王公贵人的萌户比国家户口还多。十六国北朝的身份性民户五花八门，如营户、军户、屯户、牧户、乐户、金户、伎作户、细茧户、绫罗户等。少数族政权的社会风习比较原始，对承担特定职事或拥有特定技能者，习惯令其身份世袭。这情况在华夏早期其实也有，例如商周。那么“五胡”的入主，看上去是导致了某种历史的“退行”。附带说，有学者把少数族政权的汉化称为“封建化”，似对“封建”概念的一种滥用。“汉化”与“封建化”应该有所区别。
坞壁砖画，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北魏前期，官制上胡汉杂、非胡非汉的情况也很明显。平城周回五百里的“畿内”，拓践族居之，其编制是“八部”或“六部”，各有“大人”。其外“地方千里”的“甸服”，诸多依附部落及“新民”居之，编制也是“八部”。学者觉得，这两种“部”有点像清朝的满族八旗、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之间的关系。这种分部制度乃是鲜卑旧制，鲜卑慕容部的诸燕政权，也有八部之制，所辖者大约也不是慕容本族。北魏对“甸服”以外的汉人实行州郡县制，对其他被征服民族设护军以统之；镇、戍依然广设于各地；境内一些顽强保留着氏族形态的部落，就任命其首领为“领民酋长”来统率。
拓跋部入塞较晚，所保存的鲜卑旧俗更浓厚些，跟魏晋不一样的官名也最多。像直懃、羽真、乞银、阿干、比和真、俟懃地何等等，一看就是部族旧号。“阿干”乃鲜卑语，是“阿哥”意思，我们今天管兄叫“哥哥”，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诸曹走使称“凫鸭”，因为野鸭子飞的快，正好比拟那些腿脚麻利的当差者；侦探伺察之官叫“白鹭”，是取其伸长脖子远窥的意思吧。这类传神的官称，原生色彩是很浓厚的。还有一些官虽不是鲜卑旧称，但也和魏晋南朝不同。比如，“八国”中的大师、小师，为王国侯国而设的典师，以及侍从宿卫之官如都统长、幢将、内三郎、内官、侍官、麒麟官、中散等。一些新鲜官名被用来与汉晋官职相比：武归、修勤二官，说是比拟郎中、令史的；内官，说是比拟侍中、常侍的；麒麟官，比拟常侍、侍郎；受恩，比拟特进；蒙养，比拟光禄大夫；长德，比拟中散大夫：训士，比拟谏议大夫。它们大概都有鲜卑语的叫法，在拟为汉名时不用汉魏官名，有意标新立异。即便是效法汉制而设立的机构，其实际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往往也跟魏晋不怎么一样。比如尚书省设有南部尚书、北部尚书，分知南北边州郡，这里就含有鲜卑南北部旧制的影子。魏晋的尚书省里没这两样官儿。
总之，制度胡汉杂糅的情况是很复杂的：除了纯粹的部落旧官号和魏晋官号外，还有本为部落旧官、但又拟制了汉名的官职：承袭汉魏，但名同实异的官职；部落所无、但汉魏亦无的新创官职；等等。由此我们看到，北方异族政权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规划制度时经常以意为之，不惮于“标新立异”。那“标新立异”最初只是一种制度畸变而已，然而到了一定阶段，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制度活力的。北周大规模复古改制，舍魏晋三省，全面实行《周礼》“六官”，也可以作如是观。
二、异族皇权·国人武装·军功贵族
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与魏晋江左有很大不同。它们大多存在着民族统治和异族皇权。“异族皇权”指代表某个少数族统治多数异族人民的皇权，它得到了国人武装和军功贵族的支持。北朝也有汉族土族，不过因其处在不同政治结构之下，其社会地位、政治功能和文化风貌，就与江左高门有了很大不同。我们不能只看南北士族的共同点，而对其不同结构性地位视而不见。这种差别深刻影响了南北朝的政治发展，决定着双方的不同命运。
比较东晋与十六国皇权，一个相反的趋势立刻映入眼帘：一方皇权趋弱而另一方皇权趋强。东晋皇权落到了与门阀“共天下”的地步，而北方就不同了，十六国君主，大抵开初就拥有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威。后赵皇帝石虎立法禁止私论朝政，鼓励下属检举长官，奴仆检举主人，弄的公卿以下相顾以目、不敢交谈。胡三省评论说：“石虎之法，虽周厉王之监谤，秦始皇之禁语，不如是之甚也！”石虎所为，跟秦之“禁私议”、“告奸”确实也相去不远。石虎太子石宣的围猎，竟有这样的排场：“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不妨拿这“文武皆跪立”场面，与晋元帝生拉硬拽着王导同登御座相比较。对比真够鲜明的。后赵皇帝作威作福的消息，传入了成汉之主李寿的耳朵里，有使者向他“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李寿马上如法炮制，大修宫殿，“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在寻求专制上，当君主的总是不甘人后。在江左皇权进入低谷之时，北方的异族皇权却一举扭转颓势。
外戚、宦官是依附于皇权而播云弄雨的政治势力。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专权，政治舞台上外戚、宦官的身影，就黯淡下去了。而十六国却出现了后妃、宦官“权倾内外”的情况。北魏的冯太后、胡太后，皆大权在握、威福由己。北魏的宦官更为活跃，他们封爵拜相，其名号之崇高为历代所无；弄权擅政，竟至“杀帝害王”、“废后戮相”。以致有学者说，北魏是历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时期之一。陵墓规模，有时也是皇权强弱的一个投影。前面说过，曹魏皇权低落，皇陵就没有封土。而前赵刘曜为自己建寿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为其父其妻建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费用以亿计，用了六百万个劳动日。北魏帝后陵，重现秦汉侈靡浩大的雄风，冯太后永固陵高达23米，结构宏大而建筑精美。十六国的君权也有粗糙不稳定的方面，如皇储制度不怎么周密，皇子们争权夺位、彼此厮杀，经常招致动乱。统治者也探讨解决之道。北魏有太子监国之制、辅政大臣之制，还有“子贵母死”之制，皇位的稳定交接得到较好保障。所谓“子贵母死”，就是哪位后妃的儿子被定为太子，则其母赐死，以此堵死后族干政之途。
无论如何，存在着强大的皇权这一事实，对北朝政治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和运作保障。北朝政府能完成很多南朝望洋兴叹的任务，就在皇权较为强大，进而是官僚组织较高效率。比如北魏有能力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王仲荦先生认为，其原因就是“拓践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
异族皇权的强化，与北族部落组织、部落精神直接有关。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颇为不同。华夏士人的行为模式，包含寻求政治理想、寻求个性自由的方面，比如“从道不从君”、比如蔑视权势富贵等等，这对专制集权有一种抵消或限制作用；而酋长部众间的“主奴”关系，却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和无条件的忠诚。“五胡”在“汉化”中、在采用汉式皇帝制度时，也用部落传统中的“主奴”观念，强化了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所谓“专制”，本来就是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处理为“主奴”关系的一种制度。
王仲荦先生又认为，拓跋王权强大的原因在于自由民的存在；王权保障自由民，而自由民支持王权。按，所谓自由民支持王权，很大程度上在于部族纽带的维系。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的社会漩涡中，同族成员无论尊卑，只能抱成一团死地求生。由此形成“国人武装”体制。按，在周朝，本部族的成员称“国人”，土著居民和被征服者称“野人”。十六国北朝袭用了“国人”之名，用以称呼本族同胞。石赵就把本族羯胡称为“国人”，而把汉人称为“赵人”或“晋人”。鲜卑秃发氏的南凉，以晋人事农桑，以国人习战射；打仗时晋人守外城，国人守内城。北魏“国人”指称的是“与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孙”，丁零、匈奴、氐、羌及汉人都不是“国人”。“国人”往往组成世兵，成为政权的军事支柱，甚至组成为最精锐的禁军，由此获得仕进机会。前赵的中军宿卫、亲御郎，后赵的龙腾中郎，北魏的羽林、虎贲等，都是这种禁军。同族纽带的强大凝聚力，保证了国人武装的强大战斗力。南朝也有世兵，然而地位低下、形同贱隶，出征时得有时给他们加上锁镣以防逃亡。而“五胡”兵力强劲，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尚武和骑射传统，也因为他们是在为本族、甚至为自己而战。而在这时候，强大的国人武装也就支持了一个军事专制的皇权。
国人支持皇权，皇权也保护国人利益。与中国之君不同，北魏皇帝经常率兵亲征，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人人有份儿。这显然是游牧族的传统：部众只崇拜勇猛的主子，而掠夺物被认为具有“共有”的性质。在北魏，还能看到君主频繁巡行，宴耆老、问疾苦、赐贫人妻、赐医药、赈灾民，这都很像是在履行父家长或氏族首领的原始义务。孝文帝的巡行赈恤之举，曾拯救了数十百万的饥民。北魏的均田制，源于对国人的“计口受田”，学者认为，它与部落的原始平等精神和村社传统相关，保证了每位国人都有一块土地。迁至平城的新附者也被“计口授田”，既然归附了本族，那么就给予类似国人的“同胞”待遇。看似原始的部族风习，其实也蕴含着文明阶级社会业已丧失的某些东西。江左政权缺乏这样的制度。拓跋族入塞最晚，“鲜卑野俗”最为浓厚，然而那也使部族的原始平等之泉，得以给华北大地以较多、较长久的滋润。当然，拓跋政权中已存在着等级和压迫了，“氏族平等”、“村社互助”等只是一种残留因素：然而在错综分力中加入了某种新的分力，就可能使事物进入新的平衡态。从“国人”始，自由民组成为政权社会的基石，劳动者地位得以提高，由此展示出了有异江左的社会前景。
从周代井田公社制到战国授田制，留下了一种传统，即公社之上的君权的“父家长”式的干预与支配。战国《田律》之类文献显示，国家对耕作的管理非常细密。汉代自由小农已大量出现了，但因历史的惯性，国家还经常以父家长对待村社的姿态君临编户，管理细密而无微不至。例如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之类律文，就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强势干预。北魏拓跋族入主中原后，部族传统导致了类似的君民关系。北魏的均田制，该种多少桑田、多少麻田、多少菜田，都一一规定之。正如战国授田制，构成了秦汉编户齐民体制的前身、构成了早期专制皇权的基础一样，北魏的强大国家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
国人武装之外，军功贵族是异族皇权的又一坚强支持者，也是政权中的最大权势者。军功贵族的核心成分，则是皇亲国戚。匈奴的汉赵政权就是一个例子。周伟洲先生曾提供了这样一份统计：在263名官员中，刘渊一族占到了44人，刘氏宗族占30人，其他匈奴族40人，以上共计114人；汉族131人，其他少数族18人。汉族士人做官的虽不算少，但大权在匈奴手中，不太好说胡汉共治。前秦的汉族士人王猛协助苻坚改革，政绩卓著，不过从统治成员比例看，在面对氏族权贵的时候，王猛几乎是孤家寡人。
北魏初年，因部落大人制度的残余影响，异姓王公的权势一度是比较大的。皇权随即抑异姓而崇宗王。魏孝文帝降低了异姓王公的爵号，废除了他们的世袭军号之制，而让自己的兄弟“献文六王”出踞显位、占据要津。西晋和南朝也出现过宗王政治，那是皇权衰落时自我维护的“权宜之计”，不无“饮鸩止渴”味道。北魏的情况却相当不同，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宗王权重，便意味着皇权的伸张”。北魏的宗王很少觊觎皇位、生事作乱，他们“枝叶扶疏”的家族，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高大防波堤。孝文帝改革后，汉族高官数量大增；然而统计又告诉人们，孝文帝和宣武帝两朝，诸公、尚书令仆、侍中及领军、护军几种要职中，鲜卑贵族分别占68%和67%，其中宗室比例为36%和56%。“防波堤”矗立依旧。封爵是北魏贵族的身份尺度。孝文帝时，公侯万数。宣武帝颁布了“五等诸侯选式”，确定拥有封爵者的起家资格：封公爵的，同姓宗室自正六品下起家，异族贵族自从七品上起家，汉族士族自从八品下起家；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三种等而下之。那么从选官特权之差，鲜卑同姓权贵、异姓权贵和汉族士族三者的政治地位之差，就昭然若揭了。
北魏重装骑兵俑，1953年西安发现，高38厘米。
十六国政权大都尽力吸纳汉族士人，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有的还沿用了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汉化改制时，也把士族制度视作“汉制”的固有部分加以采用了，大规模地“分定士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主族，居汉族士族之首；同时鲜卑权贵，也各自被授予了崇高的门第。为了区分门第高下，朝廷还制订了膏梁、华腴及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类等级，各郡中正据此编制一种叫作“方司格”的文件，作为选官的依据。然而考察也显示，北魏的士族高下，更多是由皇权确定的、以当朝官爵为准的，传统门第只起次要作用。陇西李冲、中山王中山王叙都不是魏晋旧门，但他们得到文明冯太后的宠幸，便被不次拔擢，由此逐渐成了盛门；又赵郡的李奕、李敷兄弟，也有类似的际遇。身为大族却以“内宠”、以床第之幸而得显贵，陈爽先生称之为“令人尴尬的非常途径”。北魏“姓族”系由皇帝“分定”，这与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情况很不相同。
即令北方汉族士族以门第自诩，他们仍是被征服者：面对鲜卑皇权的生杀予夺，他们无从抗拒。北魏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他们在统治层中的数量增加，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北朝的政治主调是军功贵族政治，而不是士族门阀政治。北方士族既无江左高门的那种尊贵雅望，也没有多少坐享天禄、悠游放诞的社会空间。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方士族高度“官僚化”了。他们勤奋敬业，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兼资文武，呈现出了类似军功贵族的风貌，从而与江左名士的精神贵族形象，分道扬镳了。北方政权的开放性是很大的，还在不断地吸收地方豪族，他们构成了军功新贵的又一来源。这在西魏北周更为明显。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北方“世家”与江左文化士族的距离。
简单说来，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则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进一步观察，则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与南朝相当不同。由于民族矛盾，北朝的政治结构之中，存在着江左政权所没有的强大张力。作为征服者，君主得以对民众施加更严厉的管制——压迫异族人，总比压迫同族人容易得多；统治部族也保持着高度警惧，夙兴夜寐、紧密团结，以应付被征服民族可能的叛变；被征服者在别无指望的情况下，就只能兢兢业业地邀宠于新主了。在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下，政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被激发出了政治活力。
三、胡化、汉化的摇摆波动
北方少数族入主给中国北方带来了“胡化”局面，从人群结构上说是如此，从文化和政治而言也是如此。不过在建立政权后，尤其在吸收了汉族士大夫之后，异族政权又在努力学习汉制和汉文化，自身又在“汉化”。胡化与汉化的交织，就是不同民族的制度文化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跟任何事物的变化一样，这过程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推进的。
有一种看法，把五胡十六国的入主与欧洲史上蛮族南下灭亡罗马帝国的事件相比，认为后者造成了欧洲的“中世纪”，五胡入主则为魏晋的“封建化”一锤定音。问题真是这样吗？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几乎是以全盘抛弃罗马的帝国体制和古典时代的文化为代价的，故有“黑暗时代”之称；而十六国对汉制和汉文化，却表现了相当不同的态度。
十六国官制虽发生了扭曲变态，但其架构，大致仍以汉晋制度为本，例如诸公制度，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的三省制度，地方州郡县制度，以及用于等级身份管理的军号、封爵及散官制度等。其公文及户籍制的建立，西北地区出土的文书能够提供证据。察举考试是一种面向士人的选官制度，然而十六国很多政权都有察举。前赵的刘曜，曾命令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并亲自在东堂加以策问。后赵石勒，设有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及计吏等察举科目；对秀才、孝廉科还要考试，考在上第者拜为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前燕、前秦、南燕、北燕、后凉、北凉、后秦等政权，也有类似的情况。北凉的举孝廉和西凉的举秀才的情况，还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看到。比如，一份《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的残件，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一份古代考卷原件。
尽管十六国是个狼烟四起、烽火连绵的时代，但统治者并未遗略文教。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学校，其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后秦之主姚兴，让儒生在首都长安立学教授，诸生自远方而来的成千上万。石勒、苻坚、慕容皝、姚兴、慕容德等异族君主，都有亲临考校、黜陟任用的记录。作为对比，东晋的国家学校不过百十学生，而且时有时无，管理松散，还出过学生放火烧校舍的乱子。东晋文化是北方所不能比的，但在国家学校的规模上，十六国反胜一筹，这真是让人惊讶。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有羯人石勒之功。“史学”一词，至今仍然被史学家们使用着。清人李慈铭十分感慨：十六国“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盗亦有道”的说法，自属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至于“文教之盛，转胜江东”之说，若从国家学校的规模看，并不是空口无凭。
江左的专制和法制趋于低落之时，十六国的法制却在筚路蓝缕、逐步建设之中。石勒制定了《辛亥制度》，让续咸、庾景担任律学祭酒，还让第二个儿子石弘跟着续咸习律。王猛帮苻坚治理前秦，“明法峻刑”，使苻坚有了“今吾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之感。后秦之主姚兴在长安建立律学，让郡县散吏来京进修法律，成绩好的回郡县担任法官。面对这类事实，吕思勉先生称赞说：“其重视法学，转非中国之主所能逮也！”南燕慕容超，也曾议定《燕律》。五胡政权虽不乏混乱暴虐，同时也孕育“天下有法”、“天子为尊”的因素。
十六国政权努力汉化，继承汉晋的政教遗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北方，不可能变成西欧中世纪的那个样子。北魏的政治发展上承十六国。百年来的政权建设，到孝文帝时就孕育出了一个汉化改制的高潮。
十六国墓壁画中戴进贤冠的官员
在政治体制上，孝文帝进一步完善了官僚组织架构，实施了俸禄制和考课制，修订《魏律》，实行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三长”是政权的基层编制，即邻长、里长和党长。改革还深入到了文化层面。鲜卑族的语言、姓氏、服饰、风俗，是构成其民族特性的基本要件，而孝文帝决意抛弃之，转而采用汉语、汉姓、汉服和汉俗，等于“全盘汉化”。为便改革和谋求发展，孝文帝还把首都由代北迁至洛阳，这曾是魏晋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南北朝首都的空间距离缩小，双方的制度差异也大大缩小了。
北魏方山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孔雀石雕
改革令北魏进入了一段盛期。王朝着意“文治”，汉族士族的地位明显上升。南迁洛阳的鲜卑显贵习惯了洛阳的繁华奢靡，其子弟有条件接受良好的国家教育者，还大大加速了汉化，有人的诗赋经史水准甚至超过普通汉人。但没跟上“汉化”时尚的鲜卑武人，未免在政治上黯然失色了。孝明帝时，有汉族官员企图“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结果激起了禁军羽林、虎贲的暴动。羽林、虎贲向来是由宿卫获得出仕资格的，但在汉族官僚看来，那些武人无力胜任“文治”。北镇将士更感到了巨大落差。平城以北设有六个军镇，驻重兵以御柔然，本是号称“国之肺腑”的贵族子弟立功升迁的好去处，其地维持着浓厚尚武传统和鲜卑风习。然而随洛阳朝廷转向文治，六镇鲜卑将士的仕途变狭窄了，升迁无望，部分人甚至沦落到了“役同厮养”的地步。北魏社会由此出现了深刻裂痕。有远见的人士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武、质、文、华之词与治、乱之词联系起来，用来指示急剧汉化所造成的种族、文化和阶级裂痕，以及社会的脱序、失调和错位。
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在“汉化”的暖风中开始融解，一时却没有什么替代物足以支撑那个呈现裂痕的社会。人们担忧着北镇军人的离心与反叛，呼吁“文质互用”。他们不幸言中了，六镇大起义爆发，北魏随即陷入动乱。本来在孝文、宣武之朝，是一批文质彬彬的人物活跃于政坛的；而六镇起义后，一大批边镇鲜卑涌入华北，众多边将、胡酋的陌生面孔，似乎是“突然地”崭露头角了。而洛阳的“文华”，曾一度掩盖了隐藏着的另一个“武质”方面。契胡酋长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围杀北魏王公大臣二千余，洛阳汉化势力惨遭重创。
北朝陶俑
陈寅格先生以“汉化的反动”和转向“胡化”，来解说魏末的政治走向。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东魏北齐重新使用鲜卑语，“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历次党争，往往以鲜卑勋贵成功地排挤了汉族士族而告终。北齐的并州是鲜卑重兵所居，晋阳又设了一个尚书省，号称“并省”，皇帝常住晋阳。在北齐政权的空间结构上，首都邺城汉族士人相对、尚存“文华”，而并州晋阳则构成了另一个“武质”的重心。
北齐毕竟处于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关东，地处关西的西魏北周，其胡化倾向就更显著了。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而西魏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恢复了胡将的胡姓，还向汉将赐胡姓。西魏实行府兵制，其统帅是六柱国，下有十二大将军，以及几十个军府；府兵不入民籍，免除了租庸调，农隙习战。学者认为，六柱国或八柱国之制，应是对鲜卑六部或八部大人旧制的比附；而府兵军士都得改成军府主将的姓氏，也显有模拟氏族传统和部落兵体制的意思—具有胡化的意义。大诗庾信描写北周世风，有诗“梅林能止渴，复姓可防兵”。“复姓”指鲜卑姓氏，鲜卑姓氏的人就没人敢惹。柱国、大将军们地位显赫，其家族子弟充斥朝廷，所以史称“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府兵军士也变成了一个高于平民、得到政权优遇的阶层。一度衰败的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修复。
然而，胡化和汉化既是“交替”的，也是“交织”的，同一事象，往往兼具胡化、汉化的双重意义。北镇将士涌入内地，分别建立了东西魏，这事实固然有胡化意义；但那也把一大批北镇将士，以及各地汉化尚浅的众多起事族群，再度卷入了汉化潮流。北方二百多年动荡至此，胡汉融汇已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东西政权虽各自表现了胡化倾向，可是两政权的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却各自斐然有成。
东魏北齐地处文化昌明的关东，其法律建设、制度建设和礼制建设，集中体现在《齐律》、《河清令》和《五礼》。西魏北周地处关西，这里各族杂处、社会文化相对落后，但其统治者宇文泰励精图治，与苏绰、卢辩谋划，大行《周礼》复古，标榜“关中本位”和“关中正统”。周朝被认为是中华礼乐正统，揭举“周”之大旗以为政治号召，可算是“汉化”举措吧？西魏北周以《周礼》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取代三省制，用《尚书》周诰文体取代通行文体，虽显得不伦不类，但其标新立异之举，毕竟显示了一种积极探索的蓬勃制度活力。宇文泰令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把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奉为施政指南，更是重振官僚政治的纲领性文件。
魏末以来的胡化，可以理解为异族皇权一军功贵族一国人武装体制被汉化所动摇之后发生的结构性调整，它没能改变此期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汉化方向，而是在调整中继续行进。无论在东在西，人们都看到了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劲复兴。下章继续论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