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朝到隋唐
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对于华夏政权的固有政治进程，十六国北朝的影响是双重的。魏晋政治已发生明显“变态”，但这个临界点是否能走到门阀政治，则还在未定之天；这时候来自北方少数族的沉重一击，就起了决定性的促成作用。同时，中国北方的旧有政治秩序崩溃了，陷入了民族仇杀、人民流徙和经济破坏。
不过问题还有一方面。尽管从汉族士人的立场看，“五胡”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部族，但他们对黄河流域的冲击和军事胜利，却也说明其部族制度与军事组织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有人觉得北朝除了兵强马壮，没别的优点；北朝能统一南朝，不过是“仗势欺人”罢了；北朝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必要的曲折。但问题恐怕不这么简单。北方少数族造就了异族皇权，它得到了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的坚强支持。这种有异于南朝的政治结构，预示着与南朝不同的政治前景。在胡化、汉化的波动摇摆中，异族统治所含有的新鲜政治因子与汉式的官僚政治制度，经复杂互动而逐渐磨合、相互调适；部族军事组织所蕴含的政治动量，逐渐被纳入轨道。这样，与缺乏新鲜因子而日益萎靡的南朝相比，北朝就显示出了更大政治活力。
这一章中要叙述如下内容：在北朝后期官僚行政秩序全面复兴，一种更富功绩制色彩、服务于军功集团和吏员群体的等级管理体制出现了，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汉唐盛世之间，魏晋南北朝是个帝国的低谷，北朝则构成了走出低谷、通向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一、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在十六国的纷繁乱象中，皇权、官制、法制和文教的进步，就已隐约可见了。异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本是从魏晋南朝学习而来的，但北魏孝文帝改制后，北朝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已不逊色南朝；考课、选官、文教、法律、监察、中央官制和地方控制各方面都显示，北朝集权官僚政治，全面复兴而蒸蒸日上，甚至青出于蓝。
军功贵族与国人武装支持了一个强大的军事专制皇权，而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在帝制时代，一个铁腕的皇权，通常比较利于维系官僚秩序与官僚法制：皇权软弱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法纪松弛的情况。较之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的皇权已有所振兴了，可士族政治积重难返，所谓“主威独运”是打了折扣的；北朝皇权却拥有真正的专制权威，其所支持的官僚政治，也呈现了反超南朝的前景。
官僚考课是行政运作的基本保证。魏晋的事功派官僚曾致力于强化考课，南朝君主也时有督励考课之诏，其效果却乏善可陈，没能改变士族的平流进取和无功受禄。北朝就不同了。部族的重军功传统，在建立政权后就发展为重事功、重吏绩的倾向。北魏太武帝曾“亲考内外，大明黜陟”。孝文帝颁布了《外考令》等法令，六品以下的官儿由尚书主考，五品以上的官儿自己亲临朝堂考核，其场面之严肃，绝非南朝所能有。虽然北朝考课也常流于形式，但“贵贱内外、万有余人”、“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统统考课的情况，仍然给人强烈印象。“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的记载，更反映了“门第”之外，“考第”日益成为官员升迁的常规依据了。孝文帝时内官三年一考，散官四年一考，此外还有例行的岁考。考课采用正负记分的量化办法，北齐还按工作的繁忙程度，把官署分为闲局、平局、繁局三类。繁局容易出错，所以计分也较宽松。北周每年一考，四考黠陟，隋朝的“四考受代”制度，应是上承北周的。隋朝的考课相当频繁、频频见于史料，与江左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帝国行政已全面振作。
唐代科举是“以文取人”的，有人认为这是南朝传统。然而就考试选官的规模和范围来看，无视北朝很不公平。十六国很多政权实行了察举。北魏的察举，大约是从太武帝开始的，孝文帝以降趋于兴盛，“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约有三分之一的秀才被任命为博士，成为文教官员的重要来源；其中4/5的人最终做到了五品以上官，仕途前景是满不错的。北朝后期，察举的门第限制日趋松弛了，“儒生寒宦”也能由此入仕。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贫寒学子，“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荫，动逾千数”。这与东汉的游学求宦的景象很类似了，在江左诸朝却不常见。它显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普通知识分子在悄悄抬头，考试为他们提供了入仕通道。北朝举秀才对五策，孝廉试经十条，同于南朝；北齐的地方官还对秀才进行初试，这是后世“乡试”制度的青萍之末。
北魏后期到北齐，考试选官日益普及，御史台、东西省、尚书省的官职，往往都用考试竞争的办法来录用。魏孝明帝有一次选拔御史，参试的竟达八百余人。魏孝庄帝、节闵帝时政局大乱，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即令在这时候，朝廷在选任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时，依旧一丝不苟采用考试。北齐文宣帝有次选拔东西二省官员，参试者竟达两三千人！这种成百上千人考试公职的壮观景象，不仅东晋南朝看不见，甚至汉代都未曾有过。可见北朝的考试不仅反超南朝，而且超迈秦汉。
十六国的国家学校规模，时或在东晋之上。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立了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小学三学，按父祖官品高下确定入学资格。国子生给予从六品下的出身，他们最终做到了三品以上官的，约3/5强。此外北朝还有律学、书学和算学三学，属专科教育。这样北朝就形成了“六学”体制。南朝刘宋一度设立了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学馆。这“四馆”体制，体现的乃是士族名士的文化偏好；北朝的律学、书学和算学则更富实用性，事关国计民生。南朝学校主要是国子学，那么隋唐“六学”之制——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就是上承北朝的。
十六国君主重视法学的传统，被北魏君主继承下来了。拓跋珪建立北魏，随即就开始了立法活动。孝文帝立法活动达到了高潮，多次更订律令，削繁复而从简明，删严酷而尚宽轻，罢门房之诛，废族刑之法。程树德先生予以盛赞：“君臣聚堂，考订之勤，古今无与伦比！”宣武帝颁布了《魏律》二十篇，这是拓跋政权一个世纪立法工作的结晶。陈寅格先生既指出“律学在江左无甚发展”，又大力赞扬“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北魏的立法成就，也超越南朝了。东魏有《麟趾格》，西魏有《大统式》，“格”、“式”形式对唐代的律令格式体制的形成，应有直接推动。北齐修成《齐律》十二篇，又在《魏律》之上，代表了北朝法律的最高成就。程树德云：“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唐律》十二篇，上承《齐律》。《唐律》向来被视为中华法系的里程碑，而北朝的立法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北朝的监察情况，也较南朝为优。魏文成帝和孝文帝时内外“候官”，多达千人。候官的职能类似国安局，他们微服刺探，“奸巧弄威”。这种监察虽不规范，却显示了皇权的强大。江左就没这种候官。南朝的司法监察之职，一向是士族名士瞧不起的。北朝却不相同。北魏御史中尉（即御史中丞之又名）地位相当之高，出行时可以与皇太子分路，连王公也得逊避一旁。御史之官号称“高选”，“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御史之资望轻重，就反映出了南北法制之轻重。北朝的廷尉与御史台之间，还形成了“寺署台案”（御史台断案，须经廷尉审核签署）的制衡关系，有人认为，这开了唐代“三司推事”制之先河。北朝的遣使出巡州郡之事，远比南朝频繁。孝文帝分设东西道大使，宣武帝又增设畿内大使，有人认为是唐代分道巡行之滥觞。
北朝三省制度，在孝文帝就很完备了。北齐的尚书与诸曹的隶属关系，比起南朝来，又有很多合理化的地方。唐代的六部与九卿建立了清晰合理的“下行上承”关系，这个进步，被认为与北周的“六官”改革相关。北朝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核与发出，也拥有对尚书章奏的封驳权。北齐还有覆奏之制，重要的政令需经门下覆奏（即重新上奏）。这在后代发展为三覆奏、五覆奏的制度。
南朝州郡县的畸形增殖现象，北朝同样存在着，人们很形象地称之为“十羊九牧”，即官多民少。然而北齐在天保年间，一举废除3州、153郡、589县，这种大刀阔斧的气魄，南朝未见。西晋因士族不乐意做地方官，曾制订过一个“甲午制”，规定先做县官才能做朝官，以图纠矫，不过不久就成了一纸空文。有趣的是，北齐袭用了西晋“甲午制”法，实行“士人为县”，以强硬手段迫使士族就任地方官，居然一举成功。东晋南朝的地方军政长官，往往拥有大量部曲，甚至动辄拥兵向阙；这类情况在北朝就少得多了，显示了中央朝廷的更大控制力。
魏晋以来，王朝控制编户的能力大为低落。但北方就不同了。十六国战乱也许给人这样的想象：社会凋敝，人烟稀少…...。可那只是北方的部分景观，不是全部。早在后赵时，北方户口就显示出了增长趋势；前燕的户数，更超过西晋同一地区的户数一倍多。这也许会让一些人大感意外吧。北魏末年户数约500余万，推知其口数当在2000一2500万。北齐北周在籍人口合计，也许到达了2700万。
北齐校书图
而江左的陈朝不过200万口，与十几倍于己的北朝抗衡，像是以卵击石。北方依附农所占人口比例要小得多，国家的括户能力则相当强大。前燕一次括户，“出户二十余万”，北魏末年河北括户，“所括得丁，倍于本帐”；东魏一次括户，凡获逃户60余万。隋朝变本加厉，通过“大索貌阅”、“输籍定样”，进丁44万，得口164万！北朝在重建地方控制和编户齐民体制上的成就，南朝无法望其项背。北朝的户口增加，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原较高的生产水平，还要归功国家的强大，归功于均田制和三长制。学者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才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发展的主流，而均田制不过是北朝所带来的一个曲折而已。这说法虽然不错，但我们还想补充这样一个看法：东汉魏晋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而北朝却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将之重建出来和强化了：在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再度发展、均田制趋于衰落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它们是皇权和帝国的柱石——已先已矗立在那里了。换言之，从土地关系变迁看，北朝的均田制也许只是个曲折；但从政治发展看，均田制和三长制，是北朝皇权和中央集权重新振兴的必要环节。
总的看来，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往往就比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还不仅是学习汉晋南朝制度而已，还能转徒为师、青出于蓝，提供若干新鲜的制度成就。尽管江左五朝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隋唐制度有很多来自北齐北周。鲜卑异族政权，居然也构成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
二、等级安排与身份管理的进化
官僚体制是由各级官职和各级官员所构成的科层体制，所以它的等级结构，是能够体现一个官僚体制的特性的；同时一个政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体现在等级和品位结构之上。北朝政治结构的主干，我们概括为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而这一点，也将体现在等级安排和身份管理之上。
魏晋以降，官员的等级安排明显繁复起来了，出现了“品位化”的高潮。秦汉的爵级和禄秩之外，又出现了九品官品及流外制度，出现了将军号构成的军阶，还有九级中正品和“清浊”制度，还有形形色色的散官、名号、加衔，也雨后春笋似的繁衍开来。无论南北，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然而南北还是有所区别的。北朝等级管理制的特点，是一体化程度更高，更简练实用，其功绩制的色彩更浓厚，而且明显向军功倾斜。
九品官品是一个综合性的等级尺度，把其他各种等级安排，如禄秩、封爵、军阶、散官等，都容纳其中了。但魏晋江左的官品，还没与禄秩完全整合，同一品中经常列有不同秩级的官职，北朝俸禄则全依官品而定，实现了秩、品的一体化。魏孝文帝又把官品析分出正从品、上下阶，形成了九品十八级三十阶的框架，其下还设有流外七品。南朝梁有十八班制及流外七班，看起来跟北魏颇为相近，但不同之处还是有的。首先，梁十八班主要用以确定官资，与权责、俸禄无干，也不涉爵级，这与北魏的官品正从十八级不同；进而，梁十八班外另有三品蕴位及勋位、州班、郡班十班、县班七班、军号十品二十四班、不登二品之军号八班，施于外国之军号十品二十四班等，它们一定程度逸出了九品或十八班。梁十八班与爵级无关，爵级起家的制度相当散漫；而北魏五等爵不仅自身有品阶，而且袭爵者的起家官品安排，也相当清晰整齐。南朝军号与官品也不一致，二者并不级级对应，例如陈朝的官品六品上就拥挤着104个军号，说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各成序列的。各种散官的品级也散乱无序。而北周北齐的军号、散官，则都与官品一体化了，在官品上作匀称分布。
这样我们就看到，南朝直到梁陈，班、品、秩、爵、军阶、散官等等，在结构上依然旁逸斜出；而北朝的官品、俸禄、封爵、军号、散官等等，与官品的整合更为紧密，相形在官品框架中的分布严整有序，各种位阶的一体化程度更高。隋唐官阶呈现为一个一元化、多序列的等级架构，职官、爵号、阶官、勋官等在官品架构中井然不紊，这显然是上承北朝的。
梁朝除了官品、封爵、中正品外，又有十八班、七班、三品蕴位、三品勋位州郡县班及军号之班，显得分外繁复冗杂。魏晋军号本来约100多号，而梁天监年间“厘定”军号，“厘定”到了200多号：大通三年（529年）再度“刊正”，不但没有刊繁为简，反倒“刊”成了360多号！陈朝的军号，仍达237号之多。品位序列的繁杂细密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江左朝廷把大量精力，投到了安排官贵的个人级别之上；谁比谁的官儿大一丁点儿，都得用官号和级别表示出来，不能让官僚吃亏，埋没了他的荣耀。过于复杂的位阶体制，在管理上将浪费更多的时间、资源和精力。在堆积如山的军号里挑出官员应得的那一号，选曹不知要白搭多少无谓的功夫，假使君臣乐此不疲，就只能说是嗜痂成癖了。
在身份管理和职位管理的关系上，秦汉的重心在后者，皇帝对官僚的品位保障不操太多的心，官僚大多一人一衔，官阶管理很简洁：而南朝的重心在前者，官阶繁复，一个人有一大堆头衔，身份管理的工作量畸形膨胀了。北朝虽有类似弊端，但变迁与南不同。北周军号由百余号化简为不到50号，而且与官阶一致化了，均匀分布在官阶各级上，北齐的军号也简化到了70多号；隋朝军号一度只有43号；到了唐朝，武散阶一至五品有将军13号，再加上六至九品16个校尉、副尉，军阶只29号。隋唐军号的简化趋势，显然上承北朝。
为什么北朝最终孕育出了一个更严整简练等级架构，并为隋唐所继承呢？首先是南朝上承汉晋，制度上陈陈相因的守旧倾向，自然比较浓厚；而北朝在规划制度上更自由随意，可以大起大落地调整尝试，反而容易出新。其次，品位结构是各势力政治博弈的结果，而江左士族盘根错节、利益格局积重难返，皇权并没有力量真正撼动它。梁武帝的官阶改革看上去花样翻新了，不过走近一看，那对既定权势格局并无实质触动，大多是表面的花架子。而北朝不同，即令位阶的大幅度调整中有部分官员吃亏，他们也没力量抗衡皇权，只能自认倒霉。
中古政权的身份管理和品位结构，涉及了四大问题，“贵一贱”、“士一吏”和“文一武”与“胡一汉”。“贵一贱”就是士族、贵族与寒人的关系问题，“士一吏”就是文士与专业吏员的关系问题，“文一武”就是文官与军人的关系问题，“胡一汉”就是异族权贵与汉族官僚的关系问题。这四个问题是彼此交织的。
江左的士族身份，主要体现为中正品，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一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之内，则有“清浊”进一步区分门第、身份与官职。所以中正品和“清浊”的性质，可称“门品”，它们令品位结构的重心向士族门第偏转了。而北朝的位阶，则具有明显的功绩制特点，而且偏重军功。
首先看功绩制性质一点。梁有十八班，北魏正从品十八级，看上去都是18等，实则不同。十八班列有各种官职，“班”所标示的，主要是这些职位的任官资格，资格则取决于各人的出身、门第和资质。而北朝存在着活跃得多的考课制度，考课晋级以“阶”做尺度；“阶”就是正从品十八级，一阶又分为“上阶”和“下阶”两等。“众人竞称考第，以求迁叙”的记载，反映了北朝官品十八阶是依功升迁的阶梯；相对而言，梁十八班是士族“平流进取”的阶梯。北朝的封爵与军号，呈现了更鲜明的功绩制意义。鲜卑军功贵族以封爵标志身份，一度还有对袭爵者授予军号的制度。北魏、北齐、北周各朝，军功授爵的情况都很普遍。军号也是如此。“将军”之号本是军职。汉末魏晋间狼烟四起、战争频繁，为激励士气就要及时赏功罚过，而升降军阶就是最便利的手段，所以各色将军没多久就发展为军阶了，而且用于文职。可见军号具有功绩制的来源，并不特别优遇士族门阀。南朝的军号虽然同样具有功绩制性质，但从整个品位结构看，通过军号进入“清品”的渠道较为狭窄，“门品”才是决定性的。北朝就不同了，军号使用比南朝广泛得多。甚至小县县长、台省令史，往往都拥有“将军”之名。往往是一场大战之后，就有众多将士获得更高军号，进而问津高官厚禄。总之北朝封爵和军号，其褒奖军功的作用明显大于南朝，这体现在封授更普遍、由此晋身的前景更为光明之上。
南北朝时用于维系官僚个人位阶的官号，除了军号之外还有文号，即文散官，它们往往以××大夫、××常侍、xx侍郎等为称。南朝文化士族当政，官场重文轻武，人们更看重的是文号而不是军号，因为它们是身份标志。武将很难得到文号。将领朱修之、宗悫，都是老得摔断了脚之后，才获得了文散官“光禄大夫”的。又如吕安国，他在宋齐之间一直“以将领见任”，直到老病之时才获授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其时他“欣有文授”，喜不自胜而视为殊荣，告诉儿子将来别当武官，要做就做文官！明明不以军号为荣，而且能看到武人获得文号之不易。北朝的情况恰好相反，文武并重，以功为准。北魏有个官僚叫明亮，其阶号原先是文散官员外散骑常侍，进阶时转为勇武将军，便为此快快不乐，抱怨说“其号至浊”，要求改授文号。然而宣武帝据理驳回：“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南朝“文清武浊”观念，到北方就碰了壁。由于鲜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功政治传统，统治者并不重文轻武，不是以士族偏好而是以对国家的贡献，来判断文武价值的。南朝官僚若有一人拥有若干官号，结衔一般以文号居前、军号居后。而北朝却是以军号居前、文号居后。
以“清浊”论官职高下的制度，为秦汉所无，而是魏晋以下发达起来的，系由士族的文化偏好所造成。官僚体制的官职分等分类，本应依照权责与职类而定；而基于“清浊”的分等分类，对之显然就是一种“扭曲”。文化士族通过对清要、清闲和文翰性官职的独占，进而将其弄成“清官”，来维系其对寒人、对吏职、对军职的优越地位。北朝官制来自魏晋，当然也有文散官，也把若干官职视为“清官”，还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的规定。但在这里，南北还是有明显不同的。首先，南朝是“官以人而清”，士族偏好的官就是“清官”，北朝的“清官”却是硬性规定的，它不因士族偏好而变化，谁做到这个官儿，谁就“清”，即“人以官而清”。其次，江左“清官”偏重“清闲”，而北朝所谓“清官”多是台省要职，或说北朝“清”的标准更偏重“清要”。比如说，廷尉、御史之官在南朝不算清官，因为士族讨厌法制；但北朝的廷尉和御史，都在“高选”、“清官”之列。可见北朝“清官”观念，已摆脱了士族偏好，而向官僚政治回归了。北朝的军功贵族，对“清浊”那东西是很淡漠的。很有趣的是，南朝的秘书监、秘书郎最为起家华选，乃是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而在北朝我们却看到，有个“力曳牛却行”的伊香馛做了秘书监，有个“勇健不好文学”的贺若统做了秘书郎。武士居然能做秘书省清官，这种事儿，在南朝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西魏统治者所颁《六条诏书》申明：“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确实，西魏的军功新贵，有很多就是“起厮养而为卿相”的。史称北周“选无清浊”，不再有江左的那种清官浊官之分了。唐朝的清官、清望官概念论“官”不论“人”，这是上承北朝的，而非南朝。在北魏末到东西魏之间，门阀化了的洛阳权贵受到重创，战乱中一大批军功新贵涌入了统治阶层。值此之时，中古文号、军号、清官、浊官的品位秩序，再一次面临猛烈冲击。其时出现了一种文号与军号的“双授”制度。朝廷在用位阶酬奖将士军功的时候，除了授予军号外，还要同时授予一个文号。比如，授予振威将军之号时，同时又授一个给事中：授予骠骑将军之号时，同时又授一个光禄大夫。西魏北周的“双授”制度最为典型，九命官阶的正从18级，每级列有两个军号、两个文散官，共36阶，以供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以及两号同时迁升。参看下表：
《西魏北周双授表》。右栏中以郎将、都尉、司马为称之官，此时亦属文号。
军号与散官这种品位性的东西，本是各自发展的，而在“双授”制度下，两条进化轨迹奇妙地重合了！“双授”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军功新贵的再度崛起，他们不再满足于占有军号，进而问鼎文散官，将那文化士族的昔日身份标志，也强行据为己有。中古“文武清浊”的品位秩序，被决定性地突破了。
当然军功贵族政治本身，还不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常态”，其“常态”仍是文官政治，或说“士大夫政治”。隋唐间帝国政治继续“回归”，以科举繁荣和进士集团崛起为标志，文官政治恢复“常态”了。这个历程依然与品位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西魏北周的“双授”之制在隋唐间告终，唐初形成了文散官和武散官两套序列，文号与军号再度分途，也就是文武分途。那么中古的文号和武号关系，就经历了三段变化：首先是文武两分，重文轻武，进而是文武兼重，西魏北周甚至有文武“双授”；随后隋唐又是文武两分，以文为主。正如北朝的军功贵族政治，既非中国政治“常态”，但又是政治“回归”的一个必要环节一样：西魏北周的“双授”制度虽是一时之制，但其历史意义，依然不可低估。
三、北朝政治文化风尚：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
钱穆先生曾论述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陈寅格先生有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文化病”和“新生的希望在北朝”的说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与“中原文化颓废之躯”的对举，都发人深思。
若用一种简单化的表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南朝的皇权重振，得力于所谓“次等士族”，即军人势力；但南朝军人仍受文化士族的压抑，未能发展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所谓“次等士族”重振皇权、重振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之大。骑马民族的天性就是强者为王、崇尚军功：在建立政权之后，“重军功”的精神就顺理成章转化为重吏治、“重事功”了。军功是要付出生命与热血做代价的，若军功贵族居强势地位，那么文化士族只凭“冢中枯骨”、只凭风采风流而“坐享天禄”吃白食儿，就不太容易了。军人们将理直气壮地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老子的名位可是拿命换来的，那你们呢？你们至少也得有事功可称可考，才算公平吧？由此，鲜卑军功贵族不仅支持了一个强大皇权，而且以其发扬蹈厉的军功精神，为官僚体制注入了蓬勃活力。
中古士族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士族，即，拥有士人身份。士人就可能寻求一己的政治理想，寻求个性自由，可能为寻求文化成就而旁置了行政职守；而军功贵族却是“军事化”的，军事化的人际关系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所以，以士人为支柱的政权和以军人为支柱的政权，其运作模式和政治形态都相当不同。不妨这样比方：中国官僚政治以“吏治”为支柱，左右各有“崇文”和“尚武”两条绳子拉着它。在江左政权因过度“崇文”流于政治松弛、甚至出现政治萎靡，“吏治”支柱倒向一侧、摇摇欲倾之时，北朝的“尚武”把它拉了回来，令其再度巍然矗立。士族在江左的形象是“精神贵族”，在北朝则被“官僚化”了，向秦汉那种职业吏员“回归”，被“拉”回来了。简言之，“尚武”对“崇文”之病，有一种“矫枉”之功。
南北都存在着门第观念和门第制度，但南北仍有不同。魏孝文帝实行了门阀化政策，但那不是其全部宗旨。有一次孝文帝策试秀才孝廉，要他们揭发地方官是否苛虐：秀孝们未能如实陈述，孝文帝便勃然大怒，宣称要“按以大辟，明罔上必诛”。南朝秀才策试，大抵被看成名士们驰骋文藻的机会，而北朝对“文”的要求则是“文治”而非仅文藻。孝文帝还说过“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有人曾问他：设置官位是为了给膏梁子弟提供进身之阶呢，还是为了“益治赞时”呢？孝文帝的回答相当干脆：“俱欲为治！”可见孝文帝的士族化政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北朝异族皇权的存在和功绩制精神的浓厚，北朝的士族门第并不稳固。魏孝文帝之后没多少年，就出现了“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的情况。宣武帝还对“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提出过尖锐批评。可见北朝的门第观念，淡薄脆弱得多。江左中正大抵以士族名流担任，北朝就不是这样了，很多武卒小吏厮役恩悻，“蕃落庸鄙”之人，甚至被华夏士人视为贱人的宦官，都堂而皇之地高踞中正，就任“清定门胄，品藻高卑”之职了。像宦官平季，他做了幽州大中正，同时又兼摄燕州、安州、平州、营州中正。这些人能有多少维护士族之功，真该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五胡”对汉式门第，当然不会有汉人那种高山仰止之感了。按部落观念，大家都是同胞、都是人。在艰难求生的奋斗中，谁能沙场平敌、谁能建功立业、谁有权有势，谁就是老大。比如说北朝宦官，北人没觉得他们怎么下贱，他们也是人。只要宦官能弄权擅政，大家就争着跟他联姻认亲。又如北魏的工商皂隶，也经常是战后班赐掠夺物时的受惠者，王朝让吏民“上书极谏”时，把工商皂隶也算在里头。南朝的工商皂隶，可曾得到过“上书极谏”的权利么。
魏晋玄学的弥漫，侵蚀了专制官僚体制的观念基础。北方玄学不盛，法术之学却为人所重。公孙表曾向魏道武帝献上《韩非书》二十卷，劝其“以法制御下”，道武帝一见倾心。北方治法术的学者还有刘昞、李先、崔昂等，勃海封氏世传律学“好刑名”、“好法律”的官僚更不乏其人。史称北齐士人“多晓法律”。宇文泰与苏绰的君臣投契，“申韩”曾是其间纽带：苏绰向宇文泰“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字文泰“不觉膝之前席”，俩人一气儿聊到天亮。史叙北朝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风气一直持续到隋，隋文帝“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
北朝重法制，与部族传统有关。华夏族早期“兵刑不分”，刑法源于军法：而据史载，拓跋部早期也曾“以军令从事”。拓跋猗庐做首领时，刑法严酷，民众以违命而死者以万计；各部集会之日，迟到者“举部戮之”，惨遭族灭的部落老少，只能相携赴死，没人敢于违抗。这种严刑酷法，倒也为后来的法制贯彻创造了条件：统治者一旦认真起来，法律真能雷厉风行。史称北魏“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以前，朝法尤峻”。北魏前期官僚的贪污现象曾很严重，然而制裁也颇峻厉。明元帝校阅守宰们的资财，若不是上任时带来的，一律看成赃款，献文帝规定，长官接受一只羊、一斛酒，就要大辟处死；孝文帝颁行俸禄后，赃满一匹即死。在这样的严厉打击下，一时“赇谒之路殆绝”。
北魏迁洛后一时“文雅大盛”，但至宣武帝以降，“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孝明帝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竟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陈寅恪，魏孝文帝的文物风流复炽于北齐邺都，然而另一些记载又谓：“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所谓“容止蕴藉”，指的是标榜文采风流。而且轻文士而重吏治的风气，还不止北齐而已：“近代左右邦家（指周、齐二朝），咸取士于刀笔”。汉代有儒生、文吏之争，而北朝后期“刀笔吏”们再度展露头角，其事颇堪寻味。那意味着与汉政相近的那种政治文化模式，正在回归。
魏与西晋事功派官僚曾抨击名士“浮华”，而北朝又有其事。史称“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宇文泰）欲革其弊”，西魏宇文泰为抑文辞浮华之病，下令采用《尚书》周诰的文体。那还不是某位皇帝一时心血来潮，隋文帝同样“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宪台执法，屡飞霜简”，御史台十分尽力，对词藻淫丽者屡加弹劾。文人喜欢淫丽还是喜欢古朴，关朝廷什么事儿？北周苏威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术”，隋朝李谔云，魏晋江左“竞骋文华”，结果“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江南的“学术”淡化了“世务”，“文华”造成了“政乱”，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东西。
十六国政权选起迭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中，北方士人不大好找世外桃源，能让他们像五朝名胜那样玄谈放诞。后秦有个叫韦高的崇拜阮籍，居母之丧而弹琴饮酒。这事被古成诜知道了，就拿着剑去杀韦高“以崇风教”，吓得韦高终身躲着古成诜走，阮籍算是学不成了。北朝的文教体制也不同于南朝，律学、书学和算学一类实用学科，地位明显高于江左。学校中还有军事教育。例如后赵石勒的学校，“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前秦苻坚的太学里有“教武堂”，由明兵法的太学生负责培训将领。这也是江左所罕见的。幽深的玄理、精妙的诗句、玄远的风神……都是有闲文人消受的奢侈品，在那个“生存至上”时代必须停产；将才和吏才，才是应该加班加点生产的必备物资。
比较南北史传的人物描写，其差异是很明显的。魏晋史传赞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之词；南朝史传赞，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之词。都是以“文”为尚。而十六国北朝的勋贵传记，却以军功为尚、以吏治为尚。赞扬军功的评语，如“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之类；赞扬吏才的评语，如“明解律令，议断平允”、“详练故事，有几案才”、“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之类。北朝士人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
南北风气之异，还体现在文学之上。以宫体诗的香艳柔媚为标志，中国文学在南朝走进了靡靡之音的死胡同；只是北朝民歌，能令我们呼吸到爽朗、清新、刚健、辽阔的气息。源于北朝民歌的《木兰诗》，有人们熟悉的动人诗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桥，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何等飒爽英武！革命烈士王若飞对这样的句子爱不释手，其名字“若飞”二字，就是从这儿来的。虽然近体诗的形式上承南朝，但盛唐诗歌的刚健风骨、廓大意境和恢弘风格，不会是来自“六朝金粉”吧。甚至连南北士人对容貌的美感，也出现了明显歧异。王瑶先生说：“在魏晋，其风直至南朝，一个名士是要他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的。一般土族也以此相高。……病态美是最美的仪容。”这“病态美”的判断，与钱穆先生“文化病”的说法，遥相呼应。而由北朝史传，可以知道北人所赞扬的仪态，却是男子汉式的“雄豪”。这似乎也在提示人们，为什么北朝士族在唐代依然名人辈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江左高门却黯然无闻了。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名句，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结局。
四、北朝：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
钱穆、陈寅恪肯定了北朝少数族的振作之功。苏秉琦先生也有相关论述：“‘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田余庆先生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
关于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大势，唐长孺先生有一个“南朝化”的论点，认为从经济和文化看，唐朝的若干变动，如大土地所有制及两税、折纳、和雇之法，文学、经学、书法、佛学，募兵制等等，都是“对东晋和南朝的衔接”；北朝带来的社会特殊性“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南朝化”，就是北朝特性的消失过程。在持这一论点的学者眼中，北朝被看成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其统一南朝只因为其武力强大，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
“南朝化”和“北朝主流论”看起来各有侧重，其实不妨并存互补。前者是就唐以后的变化而言的，主要就经济文化而言，后者是就南北朝而言的，主要就政治而言。若从“汉化”来理解“南朝化”的话，那么通观中国史，少数族在入主华夏居地之后，都会发生适应性的“汉化”。北朝并无例外，其政治社会变迁的主调也是“汉化”，对这一点我们并无异辞。“南朝化”显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它不但跨王朝而传承，还把异族政权拉入了其前进的轨道。但从另一方面说，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一个“偶然的曲折”吗？江左士族门阀政治，恐怕难以代表中国政治史的一般进程，隋唐帝国的集权官僚政治，也不能说是上承江左士族门阀政治的。唐长孺先生也说到，其对“南朝化”的论述，“职官、法律的变化全未述及”。而我们看到，北朝提供了众多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并为隋唐所采；它们并没有随“北朝历史特性”的消失而消失，其后的变化也不具有“北朝历史特性消失”的意义。
隋唐制度的从南与从北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线索，当然也不能死抠，使之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南朝化”，从北的制度多，就证明了“北朝主流”。可问题不是那么直线论证的。这里所云北朝制度，并不是部落的原初制度，而是学习汉晋南朝的。但也如学者所言：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就比在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并非简单学习，还能有所创造，隋唐若干制度上承北朝，显示了北朝的政治活力。北朝制度为何更有效能，其政治优势是如何形成的，才是我们关注之所在，它不仅仅表现在隋唐制度从南从北之上。从更大范围说，北方少数族的存在，是仅仅构成了国防问题，还是影响到了中国史的进程和方向？钱穆先生说历史上有四次大的民族融合，都带来了新的气象。而十六国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历史，可供一环一环地进行探索。
北朝的相对优势和更大前景，或被归结为南朝重玄学、而北朝继承了汉代经学，或归结为北方的种族更新与民族融合。“活力”是个一般性表述。学者可以从结构、体制和形态上，进一步地发掘它，一环一环地考察五胡入主后其政治结构、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和文化观念，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育出帝国政治复兴的。说北朝的胜利在于“武力强大”，也并不错，但那不能只从军事角度理解，还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五胡”酋众间的“主奴”关系，同族间的“同胞”观念，在其“汉化”进程中，也都以特别的方式，强化了政权的集权性和向心力。尤其是，那是一个征服体制，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也具有了更大的内部张力。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的流血镇压之后，统治就会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凡由“征伐”而来的王朝，其初年总能看到“专制强化”。专制的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异族间的压迫，总比同胞间的压迫来得容易、来得残酷。异族征服者在征敛征收赋役、在施行法制、在管制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之时，心更狠、手更重，专制集权由此强化了，政治行政机器也高效运转起来。
陈寅恪的“塞外野蛮精悍之血”说法，既云“精悍”，又云“野蛮”，确实反映了北方民族问题的两个方面。十六国的军事专制，是被征服民族的屈辱和甚至鲜血为代价的。虽说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融合都带来了大繁荣；然而夏商周就不必说了，其余由异族征服而建立王朝，无不矗立在异族人民的血泊之上。北朝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既看到了民族融合的鲜花，也看到了民族冲突的鲜血；既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新生，又看到了专制集权的强化。甚至在审视历史上其余“盛世”之时，也总是如此，总能同时看到所不愿看到的东西。例如人们歌颂统一，但由征服而来的统一，同样以被征服者的血泪为代价一样。观察拓跋族在国家进化历程中的那些残酷行为时，业师田余庆先生曾有如是之言：“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所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我们祈求人类理性的进步，尽管并不确知未来；同时在反观历史之时，无所回避，尽量正视并忠实描述。基于暴力的军事行为，确实就是中国专制集权的强化途径之一，而在有些时候，暴力来自异族统治。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选择宽松的南朝更“好”或严峻的北朝更“好”，但自然的法则，只是适者生存。北方少数族的历次入主，从宏观上得以构成中国专制集权不断强化的又一机制，并提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史与北方民族史。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中古时代帝国衰败低落，中国历史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得以显露出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政治波动和“变态”。但即使在这时候，制度的实际波动幅度，既没有政治波动那么大，也没有学者所夸张的那么大；这时候依然存在着一块政治文化模板，它的存在，使那些波动和变态具有了“乱世”的意味，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就将着手寻求“常态”。南北朝都不代表“常态”，但又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回归”。北方异族政权具有政治复兴的更大动量，在经历了政治低谷之后，帝国以北朝为“出口”而走向隋唐盛世，历史的轨迹回归于它的“常态”中轴线，并继续前行了。进一步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中体现出来的，留下的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