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对牟宗三的论证提出质疑：为什么知性主体一定要由道德主体坎陷出来？按照牟宗三的思路，道德主体似乎是逻辑地先在于知性主体的，知性主体是道德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否定其自己而出现的，这当然可以看做解释的一个向度。但道德为什么比知性更具有优先性，牟宗三并没有给我们更完美的揭示。我们也可以问，我们可不可以假设道德主体和知性主体本来就是并列的，不必非由道德主体来坎陷？即使我们承认知性是属于工具理性，我们也不免有疑问：工具理性是由实践理性来指导甚至控制，但是工具理性一定要由实践理性来产生吗？
通过分析，我们对于牟宗三的论证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我们理解了他所讲的道德主体和知性主体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也知道了道德主体对知性主体的指导作用，但我们却无法通过这些论证就得出结论说知性主体是由道德主体坎陷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必认为理性架构表现非由运用表现转变而来不可，而是直接认为架构表现和运用表现都是理性不同的表现形式，二者有着一致性和内在关联，这样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更少。
以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大致梳理了牟宗三五十年代的儒学思想。之所以做这样一步文献的爬梳工作，是为了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牟宗三哲学的发展，把牟宗三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呈现出来。就《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三部著作来说，其规模已经很庞大，内容很丰富，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我们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论述，只是选择了一条线索，即道德主体与知性主体这样一对关系。为什么要讨论道德主体和知性主体的关系呢？因为这一对概念是牟宗三哲学发展到这一时期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以上我们通过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方式来阐释牟宗三哲学思想的发展，从时代背景、个人境遇等外在、客观角度揭示牟宗三哲学何以产生从逻辑到认知、从认知到道德的转变，并细致地列举了大量的文献，在对文献的引用和分析过程中，将牟宗三哲学发展的脉络一点一点呈现出来，使我们对他思想的发展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学术界讨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往往直接从《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或《圆善论》入手，虽然这种方法也不错，但仅仅做一种静态的分析不足以揭示牟宗三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完善；也有的学者试图做一种溯源，寻找牟宗三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更早的表述，他们往往寻求到《心体与性体》，虽然这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感觉溯源得还是不够彻底，因为在《心体与性体》产生之前牟宗三关于“道德主体”已有了非常多的表述。
上面所做的文献的梳理、分析工作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由此发现牟宗三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关系。我们知道牟宗三哲学和康德哲学是密切相关的，上面他所讲的《认识心之批判》是他真正进入哲学领域的标志，而此书恰恰也是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下写成的。此后他的思考和著作都在不同程度地受着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在他不同的著作中也可以体现出来。总体说来，牟宗三在五十年代的著作受康德影响较小，尤其是在道德哲学方面，他更多的是受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他真正确立了自己哲学的根基。六十年代之后，牟宗三才更加重视康德，着力将儒家哲学和康德哲学做一比较，他自己在哲学体系建构上也相当程度地受了康德哲学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对比来看他在借用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架构之前和之后分别是怎样理解哲学、怎样建构哲学的，由此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康德哲学与牟宗三哲学的关系，或者说是康德哲学对牟宗三哲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