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来自于对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回应。胡适认为白话文浅显易懂，说什么就写什么，不信古人，不用典故，更符合时代的潮流，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历史的必然。钱穆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胡适所谓的白话文是从西方而来，亦非真白话，胡适等新派文人，既无文学修养，又少文学情味，“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谜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109)白话文不仅是从西方而来，而且极易受到方言的影响，不适合入学，也不容易在全国传播。钱穆虽然反对白话文的形式，却接受白话文的精神。形式上的白话文实际上来源于西方，已经为西方的话语系统所支配，但是白话文的精神是可贵的，那就是形成一种为大部分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形式，以实现历史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任。钱穆主张用白话文的精神融入于旧文言当中，提出将口语经过一定的“雅化”过程，形成规范的书面语言。就像十五《国风》虽然都来源于民间，经过官方的“雅化”却能为全国所接受，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文字的这种一脉贯通，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前提。胡适和钱穆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各自对待传统的态度的差异：胡适强调时代性，钱穆强调继承性；胡适要用“科学的方法”破旧立新、整理国故，而钱穆要用“历史的方法”解读文化、再造文明。
钱穆将历史分为三部分：一为历史本身，一为历史材料，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历史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对这些人生经验的文字记载，称为历史材料。我们凭借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以往的历史抑或预测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历史本身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所以历史知识只能直接来源于历史材料。对待历史材料，要有审慎的态度；对待历史传统，要有深沉的情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知识，在日新万变的历史发展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也是中国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
对待历史材料，钱穆采取的是一种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方法，这里暂且称为“以经释经”的方法。“以经释经”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钱穆的“以经释经”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以经释经”并不是说阐释者不可以有自己的见解，而是说不假借外来的观念，特别是西方的观念。在文本和诠释者的关系上，钱穆从来就不反对诠释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论语新解》和《朱子新学案》都是对传统儒学经典文本的解读。钱穆自己也承认，写作的目的不仅是讲孔子和朱子之“已说”，更是讲他们之“未说”。这“未说”的部分其实正是钱穆之说，也是“新”字所在。因此“以经释经”不是材料的罗列，而是有诠释者的精神和心血在里面。钱穆最擅长的治学方法，是利用原始文献内部互相释证以得出结论，而不假借任何外来观念。这一点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尤其难能可贵。面对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学术界即使最具有保守形象者如王国维，亦不免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参证，但钱穆始终坚持将全副精神用在钻研中国旧有经典文献上，不稍稍假借一个西方理论或思想观念作为依傍，这也表现出钱穆一贯坚持的学术立场。第二，“以经释经”不是“为经而经”，其目的是“经世致用”。“以经释经”的方法在清代学术界最为流行。钱穆赞扬清人注意从以往历史文献中发掘实学的治学方法，但批评他们脱离社会现实，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清人偏向于纯文字的书本之学，看轻了实际人生，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脱离了人文中心，汉儒是把圣人神化，清儒则把圣人书本化。在这一点上，钱穆与同作为史学巨匠的傅斯年区别最为明显。傅斯年是五四文化干将与史料考订派的主力，主张历史研究只为获得历史真实，不能加入自己的主观，尤其反对学术经世致用、参与现实。钱穆则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经世愿望，他对史学的研究以扭转世风、复兴国家、引导未来为目的。在治史方法上，傅斯年主张严格根据史料说话，而钱穆除了考证性论著之外，还有大量阐述自己思想体系的通论。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在傅斯年眼中只是“史料学”，而在钱穆眼中却是“生命之学”。
钱穆说：“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有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只有把握这两点，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钱穆并不是不讲时代性，他也认识到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与胡适相比，钱穆更强调继承性。将钱穆的保守主义理解为僵化教条一成不变是完全错误的，钱穆也重视“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变化与不断的翻新”，只是钱穆的“新”是“老树新芽”的“新”，而不是“破旧立新”的“新”。中国文化的扩充与发扬，始终是以“内聚”和“自足”的形态拓展，在不断演出新的内涵与意义的同时，保持着一种“永恒持续的精神”在里面，那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三千年的文化生命形态如是，钱穆的学术生命亦如是。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有所了解，何以冯友兰有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而钱穆只有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西学敞开了怀抱，而钱穆却谨守着内心对传统文化虔诚的信仰，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情怀”来关照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所谓“保守”二字，若解为“保护”与“持守”，与钱穆采取彻底保守主义之初衷相印证，虽不中亦不远。
钱穆被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有人认为，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传统国学的终结”。(110)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台定居，自此再也没有回到生他、育他的这块土地。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仔细地、客观地审视这位对传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的人物，我们也力图能指出他的一些不足，但更多的是为了从他的思想中获取一些有助于今天我们思考的精神资源。只有抱着同情的态度去反思他的思想，才能回想我们自身，钱穆哲学思想的意义也许会由此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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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38页。
(2) 钱穆：《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第3页。
(3) 赖福顺：《钱穆先生的教学与学术》，见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第101页，1990年冬。
(4)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47页。
(5) 钱穆：《晚学盲言》（上），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第194页。
(6)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94页。
(7)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2页。
(8)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74页。
(9)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3页。
(10)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01页。
(11) 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第11页。
(12) 钱穆：《晚学盲言》（上），第192页。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四，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1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四，第70页。
(15) 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第29页。
(16)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33页。
(17)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94页。
(18)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第93页。
(19)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第262页。
(20)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三），第369页。
(21)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年，第268页。
(22)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第115页。
(23)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24)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201页。
(25)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第125页。
(26)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第153—154页。
(27)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第201页。
(28)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新论》，第157页。
(29)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
(30) 钱穆：《国史新论》，第256页。
(3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76页。
(3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3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3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107页。
(35) 钱穆：《国史新论》，第164页。
(36) 钱穆：《国史新论》，第122页。
(37) 钱穆：《国史新论》，第183页。
(38)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6页。
(39)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862页。
(40) 钱穆：《国史大纲·序》，第27页。
(41)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6页。
(42) 钱穆：《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5页。
(43) 钱穆：《国史新论》，第74、77页。
(44)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178页。
(45)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28页。
(46) 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20页。
(47) 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32页。
(48) 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3页。
(49) 钱穆：《双溪独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172页。
(50) 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30页。
(51) 钱穆：《人生十论·如何探究人生真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52) 钱穆：《人生十论·如何探究人生真理》，第65页。
(53)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32页。
(54) 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31页。
(55) 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3页。
(56)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第958页。
(57)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235—236页。
(58) 钱穆：《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59) 张君劢：《致林宰平学长函告倭氏晤谈及德国哲学思想要略》，《中西印哲学文集下》，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1117页。
(60)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58页。
(61)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09—913页。
(62) 钱穆：《湖上闲思录》，第152页。
(63) 张君劢：《中西引哲学文集》，第909—912页。
(64) 张君劢：《中西引哲学文集》，第913页。
(65) 钱穆：《新亚遗铎摘抄》，《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
(66) 张君劢：《我之哲学思想》，《中西印哲学文集》（上），第44页。
(67) 钱穆：《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
(68) 钱穆：《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7页。
(69)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论语要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85页。
(70)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1—92页。
(71)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100—101页。
(72)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第235—236页。
(73) 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第29页。
(74)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33页。
(75) 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3页。
(76)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77)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第68页。
(78)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第68页。
(79) 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80) 洪晓楠：《论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81)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32页。
(8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83)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84)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
(85)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61—362页。
(86)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1页。
(87)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88页。
(88)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0页。
(89)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1页。
(90)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4页。
(91)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与教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7—8页。
(9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
(93) 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9页。
(94) 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第12页。
(95) 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第13—14页。
(96) 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第3页。
(97) 钱穆：《民族与文化》，第48页。
(98)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99) 钱穆：《中国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
(100)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宋明理学概述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
(10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7页。
(10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学大义》，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103)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04)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12—113页。
(105)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学大义》，第4页。
(106) 〔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56、258页。
(107)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108)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序》，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09)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第19页。
(110) 赖福顺：《钱穆先生的教学与学术》，见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第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