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真实性如此珍视，是建立在坚信这种真实性可通过恪守公认有效的实证方法来获得这一观念之上。鉴于这种方法的客观性，考据研究可以作为一种集体事业由几代人相继来完成。民国时期，对考据方法客观有效性的信念有时甚至与孝道观念相结合，出于“孝道”，后辈要追随先辈的足迹，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就像在清代，师徒相继，父业子承。比如，清代学者杨守敬毕生致力于《水经》的注释工作。[92]在对《水经》文本真实性的判断上，他承袭明代学者朱谋玮的观点，摒弃赵一清（1710？—1764？）和戴震的立场。[93]他认为《水经》中至少有两到三成的事实谬误皆由于赵、戴二人对早期版本的草草整理。[94]然而，杨守敬死时也未完成对《水经》所有版本的校勘与注释。他的弟子熊会贞（卒于1936年）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在杨氏40卷注疏基础上，编辑了40卷补遗，共同完成了80卷本的皇皇巨著。熊会贞还批阅了杨氏注疏的定稿，不辞劳苦逐字加以校正。[95]记录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顾颉刚评价说：“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大成。”[96]顾很是钦佩地感叹道：“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其笃于师生之谊如此。”[97]
由于国学研究者在其成果中投入如此之多，他们往往坚决维护自己的学术论断，有时学术论争甚至充满怨恨。重要研究结论往往不是单个学者所持观点，而且还得到整个学派的支持，因此学术论争常在不同派系间发生。例如，黄侃在刘师培（1884—1919）和钱玄同（1887—1939）支持下，在音韵学领域占据优势，他们都是“太炎弟子”。[98]而王力、张世禄这样的学者，在音韵学研究中采用比较和历史的方法研究语言发展，却被民国学术界边缘化。[99]这两派的弟子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仍然各持己见，不留情面地捍卫各自立场。甚至直到1986年，还因为两派互相抵制，全国音韵学研讨会始终未能召开。[100]
对于学术传承的强烈意识和对古代典籍研究的无私奉献都是清学悠久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曾说，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中知识系谱始终是十分关键的方面。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谱系证明了知识的可信度。顾的《当代中国史学》列举了许多关于学术事业如何在一个家族的几代人或者随着师徒关系的系谱传承下去的例子。正如上文指出，这种知识系谱的影响一直存在于民国学术界，甚至跨越了划分不同学术机构的正式结构。[101]
与此同时，许多朴学方法被设计出来，用来快速敏锐地发现文献中文风与事实的错误。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对文本不同部分内在一致性的细微关注，与对系谱和传统的极度尊崇相结合，使朴学研究转向强调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与传承系谱的纯正性。不像此前胡适的国学研究，这个意义上的国学研究建立在高度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基础上，也即以确保整体的排他性和系谱的纯正性为理由，拒绝在研究中掺入外来元素。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五四一代曾试图将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置于与其他文明对等的地位。然而随着日本对华北军事进攻的加剧，抵抗或偏安的艰难抉择变得日益迫切，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最终日益转向坚定的文化民族主义。
七、解读国学家：文化、民族与考证
1937年战争爆发后，陈垣留在了北平。他在1943年11月24日写给历史学家方豪的一封信中说：“从前专注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102]当然，钱大昕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年代，那时清朝正逢盛世，繁荣强盛。但是顾炎武的人生却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分崩离析，明王朝瓦解（1644年）使他必须面对抵抗还是合作的政治抉择。尽管当时许多同时代的学者选择了妥协，顾氏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抵抗。他在17世纪下半叶潜心学术，很少顾及个人的安全与幸福。[103]
民国学术界的考据学争论几乎毫无例外用的是专业术语，在少数争论发起者内部讨论，但是这些对细节真实性的争论往往暗合了某些意义重大的学术分歧。例如1924年，关于《水经》的争论被重新点燃，当时梁启超与胡适发起了一个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的研讨会，戴震的哲学体系与学术成就被胡氏赞许为在传统中国存在近代科学态度的明证——因此，含蓄地说，也是中国本土“文艺复兴”的最初表现。[104]而王国维攻击戴震的学术不端，认为他未能慎重地使用《永乐大典》中的《水经》版本，并有剽窃赵一清之嫌——因此，王国维不只是在批判这位18世纪的学者，也是在批判胡适为现实目的重塑清代学术史的尝试。[105]
对在学术争论中获胜者的奖励有时表现为公众的认可。杨守敬的工作得到了顾颉刚的赞赏。1950年，杨守敬的著作《历代舆地图》被用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底本，该书的主编谭其骧正是顾颉刚的弟子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辑得到新政权的支持，杨守敬对《水经》的解释反映在他的历史地图中，基本上被确认为学术正统。[106]
应当如何描述与分析汉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争论的一个显著焦点，包含了众多方面的文化问题。因为中学教科书日益普遍地采用英文语法词汇来描述汉语，对语言本身的描述也成问题了。一些学者，特别是那些立足于通商口岸、受国外观点影响的人，希望在汉语中区分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汉语语法书是1904年出版的《马氏文通》。该书由耶稣会士马良的兄弟马建忠（1844—1900）与马建勋编撰，沿用印欧语系的范畴描述汉语语法。[107]对此，北方国学学者反响强烈，称英语语法规则对汉语而言是完全不适用的。这并非清代朴学继承人对学术创新的盲目仇视。事实上，五四运动前夕，一场全面的语言革命已经进入北方学术精英的议程中。钱玄同、赵元任与林语堂主张激烈的语言变革，例如推广白话，采用汉字的简化形式，为汉字制定一套标准拼音体系等。他们合作编辑了一部新的汉语字典。然而，这些学者并非以西方模式为出发点，而是继承了过去三个世纪所积累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108]与此相反，马氏兄弟的语法分析则改编自他们对英语的研究。
国学学者拒绝新式语法分析，无疑存在民族主义的因素。陈寅恪（1890—1969），民国时期最受尊重的国学家之一，不仅把西方普遍深入的文化影响归因于他们军事上的优越性，而且特别援引西方史实，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以后强制使用希腊语与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英语进入20世纪中国的正规教育二事进行类比。陈指出：“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河，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109]古波斯和古埃及文明的传承者在战场上败给了新兴的希腊文明，于是被贬低为“野蛮人”。在古希腊和近代中国，征服者的语言都与文化和普世性（cosmopolitanism）建立起对应关系，这正是陈寅恪所反对的。
然而，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还是谨慎地指出，拒绝用英语中的模板分析汉语并不意味着拒绝两者间的比较。陈氏认为，有成效的比较分析需要具有比较的实质基础。因此，汉语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肯定比汉英之间拙劣的比较更能得到有意义的成果。陈寅恪所反对的甚至都不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让他愤慨的只是通商口岸中国人支持全盘西化时表现出的“奴性态度”。
17世纪以来的朴学研究产生了众多描述汉语历史演变的概念和语汇。陈第（亡于1620年或1617年）的理论假说认为音韵和语言的变化具有时间和空间尺度，所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从而为顾炎武之后的清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110]到18世纪，朴学家普遍认同，在造字的过程中，字音的成分先于字形与字义的成分，后二者由字音所决定并从中衍生而来。[111]的确，18世纪的众多著名学者，如戴震与段玉裁（1735—1815），都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对古代汉语音韵图表的重建上。[112]这个悠久学术传统的集大成者是黄侃，他一方面综合了前人成果，一方面也提供了更多实证研究。借用黄侃的对手王力的一句话，“他是从原则出发，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企图以材料去证明他的结论。”[113]
为了给汉语演进提供更完整的解释，并增强其理论构架的说服力，黄侃侧重于一个字音韵结构中声母和韵母随着时间变化的内在延续性。根据他的分析：“古音逐渐地让步给中古音，同理，这样的变化以类似的方式发生在最近的语音之中。”[114]然而，王力认为这样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种推理，缺乏实证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黄侃的学说体现出他对历史上的语言学与音韵学演变模式和原则缺乏全面的理解。这同样也概括了清代学术传统的主要缺点。按照王力的观点，清代音韵学建立在一个未曾言明的假设基础之上，假定完美的标准存在于过去而非当下，原始的简朴语言经历时间的推移变得复杂，失去其美感和合理性。因而，清代朴学认为任何对古典理想标准的背离都是腐朽和庸俗的表现，其研究便依循此偏见而发展下去。因而，后世的语言发展便不再受到关注。俚语和方言研究只是为了弄清先秦时期的古汉语规则。清代朴学传统仅仅关注传统典籍，因此，这一学派的后继者就无法运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新近得到的语言资料。[115]
胡适对清代传统推崇有加，而王力的批评意见也针对胡适。[116]王力接受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索绪尔的理论。[117]但那并不妨碍他支持清代语言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在王力看来，“段（玉裁）、王（念孙）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通用的”。[118]尽管他批评清代学者的学术缺乏系统性，但他对照搬英语的语法和语言学范式更为反感。王力用他的语言发展理论攻击清代研究传统，他的理论基于一种信念，即每一种文化和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历史演进模式。语言作为这种文化发展的核心表达，参与这个社会与众不同的文化特性的构建。虽然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可以让学者更多地意识到这种进步的历史发展（progress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具有普遍性，但认识到每种文化在这普世背景中都有其独特的主导规范也很重要。自称在音韵学方面有较高成就的清代朴学传统，可能会被认为不足以对汉语结构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然而，借用英语的标准与规则也无法解决问题，那不过是默默接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而已。
八、清华大学1933年国文入学考试公案
国学家日益提升的文化自觉无疑是1933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争议的关键。那年夏天，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出了一份国文入学试题，以考查学生对中文语言结构的掌握程度。[119]考题共分两部分。其一是作文，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考察学生的“史才”和“诗笔”，乃至“议论”的能力。其二则是一副对子，上半句是“孙行者”，《西游记》的主人公。下半句所设想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这是新文化核心人物胡适的字。试题隐含了对国文中数个难点的微妙考察。两句的头两个字“孙”与“胡”，加上反犬旁，再组合起来，则是同音异义的复合词“猢狲”，意即猴子。中间两个字“行”与“适”，均为动词，而且都含有“运动”之意。最后两个字“者”和“之”，文法上称做“虚词”，没有实意。而且，“行者”和“适之”不仅在字面意思还是在音韵上都对仗工整。这副对子同时又暗含典故，衍自苏轼的联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生过呼韩退之”。[120]总之，陈先生所出的试题亦庄亦谐，寥寥几字包含了典故和章法，精简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特色。
因为考生对这份试卷完全没有准备，所以陈寅恪的考题引起许多争议。若干年后，陈寅恪反思这桩轶事时，仍然坚持己见：“凡考试国文，必考其文理之通与否，必以文法为标准，此不待论者。”[121]这一立场的论辩性质只有置于当时的背景下才能够理解，当时国学家对将英文文法应用于国文颇有异议。“今于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陈先生写道，“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122]
陈寅恪深信，只有在同一语系中做比较语言分析才是有意义的。他谴责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背叛了自己的文化。他写到，荷马与屈原、歌德与孔子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可供进行有意义比较的基础太薄弱了。要做有意义的比较，重要的是分析必须从历史观念出发，明确遵循语言发展的源流。“源流”的比喻使陈寅恪进一步提出文化意义上的“孝”。他认为，“剖别其源流”将有助于澄清语言在演化和传承中产生的混乱，“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最重要的是，任何比较研究的尝试都要建立在充分尊重该语言系统完整性的前提上。如果在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进行比较，要强调的是“系统异同”，这样才能呈现出语言在发展和分化中的重要区别。换言之，比较的目的在于突出差异而非共性，在于强调特性而非提出超越文化的整合。[123]
因此，陈寅恪于1933年夏草拟的国文试题，不仅考查学生对于汉语文法结构的掌握，而且也是挑衅性地考验应试者，让他们展示作为这一知识传统（intellectual lineage）继承人的文化忠诚。陈寅恪拟题时充分意识到，他在为捍卫国学的最后阵地而战斗，在正规教育体系中国学正日渐式微。除了普遍使用诸如《马氏文通》的语法课本之外，中学阅读还过于重视近代作品和政治宣传。中学的古典文学教育完全忽视文字学、音韵学和文法知识的传授，因此中学毕业生在经史方面修养不够，无法欣赏母语的美感与合理性。陈寅恪质问其同事：“今日大学、高中学生，其本国语言文学之普通程度如此。诸公之殚精竭虑，高谈博引，岂不徒劳耶？”这种情形无疑刺激了清代人文传统的近代继承者，他们目睹学生因为追求用英语讲授的实用课程而对中国文史变得兴味索然，乏味的政治口号动员也使学生对文史的兴趣变得空洞。陈寅恪多少有点气恼地评论：“清华考试英文，有不能分别动词、名词者，必不录取。”但若学生不能掌握国语的基本结构，又怎么有资格被清华这所顶尖大学录取呢（“而国文则不可论”）？[124]
陈寅恪猛烈抨击“流俗”的大多数不能欣赏国学的价值。正如陈寅恪、王力、黄侃等学者所表现的，国学家毫不讳言自己的精英主义立场。例如，为了充分展示宋代文化的辉煌，陈寅恪认为“宋代之史事”乃今日史家“亟应致力者”。他认为有心治宋史者，应“补其缺遗，正其伪误”，要先精研《宋史》的原文，“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是正史中篇幅最长的之一，陈寅恪自信地声称：“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125]
正是这种因满腹经纶而产生的优越感，使国学家反对利用文化来搞政治，鄙夷帝王和将帅“没教养”，因而无权插嘴文化和知识问题。历史学家吴晗，因其作品《海瑞罢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批判而闻名于世，他推断部分《大诰》原文必然为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手订，因为“从文理不通，思想混乱，词语粗鄙，语气狂暴，态度蛮横几点看来，绝非儒生所能代笔”[126]。令历史学家陈寅恪大惑不解的是，为何乾隆时《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晓岚（1724—1805）常在所过目的诗集的天头地脚上批满“不通”字样呢？[127]直到他偶然看到一份《清高宗御制诗稿》的副本才恍然大悟。纪晓岚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对御制诗的不敢苟同。由于公开表达这种观点必将触怒乾隆皇帝，作为替代，纪晓岚只好去批评达官贵人编辑刊行的诗集，他们不知羞耻地仿效皇帝的诗风，不自觉地犯下格律错误。[128]吴晗、陈寅恪发表上述观感之后半个世纪，音韵学家王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在1973—1974年“批孔”运动期间，某位政治理论家错解了《韩非子》中的一句话，在王力先生看来，这位理论家没资格在知识文化问题上发表权威意见。[129]
但是，民国年间的国学成就伴随着一种明显的对社会和政治的疏离感。陈寅恪笔下曾描写清华同事杨树达，无疑也包含着夫子自道的成分：“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130]陈寅恪尤其同情王国维自杀的决心，将其视做为了古典传统没落与学者世界覆灭而殉道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家的偶然自杀戏剧化地表现了对于文化失落迫在眉睫的悲怆无力感。[131]
民国时期北方大学中博学之士从事的这种国学研究，在当时更大的学术环境中，明显是少数人的追求。尽管他们锲而不舍，积极奉献，但其学脉传承的观念及其对中国文化前途的忧心，并没有在上海、天津等西化城市的公私教育机构中产生重大影响力。国学家对实证研究的强调及其学术趣味也与国民党主办的南方大学中政治化的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在北方大学的学生圈子里，从事国学研究的也多是素来有志于此之人，而不是一般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史时的经历就表明了这一点。学生强烈要求对秦汉时期是处于“封建制度”早期还是晚期给出明确说法，而钱穆则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先通过史料熟悉基本史实。[132]
然而，身为精英学人的国学家并不急于扩大学术传人的队伍。崇高的国学传统的存在的确是不需要理由的。高等学校的设立既非为了改变信仰，亦非为了灌输思想。延续光辉的传统、寻求文化的意义才是其存在的理由。国学研究圈内的争议有增无减，丝毫不为大环境下的弱势地位所影响。促使近代国学家持之以恒、献身学术的，不只是历代大师的光辉成就、其未竟的事业和历史悠久的方法论。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语言的研究本身就诞生于生机勃勃的知识传统，它是为了扭转中国文化政治命运、使其摆脱可悲现状所做不懈努力的一种重要媒介。
陈寅恪写到，音韵学知识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增进我们对古典诗词和韵文的鉴赏。[133]王力附议到，训诂学训练可以加强我们对文本的韵律和结构的理解。只有不加歪曲与亵渎地把语言复原到原本的历史情境下，语言在语音和意象上的形式美，包括对称、节奏、循环，才能完全为我们所欣赏。[134]人文研究既提供了智力满足，又提供了审美喜悦。经典是形成文化价值的媒介，同时也是喜悦和情感寄托的对象。
国学大师身处精英主义的绝对高度俯视群伦，贬低通商口岸和党办学校的文化，视之为低劣庸俗。从其唯美主义角度来看，寻求价值和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寄托未必产生不可调和的张力。当通商口岸的学校声望鹊起，其努力的重要性变得更为明显。比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是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提供“商业与科学的基督教育”。它的崛起受上海那些从事金融业和专门职业（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的精英推动，而这些精英的影响力正是建立在他们所拥有的近代西方知识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