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上升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自1842年到1949年，它从一个不到40万人口、以农业为主的县城迅速发展成为拥有540万人口，集国家金融、工业和商业中心为一体的大都市，这一惊人发展与它作为一个通商口岸的开发密不可分。十倍以上的人口增长、无法计算的财富增加，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就是在这儿，西方商人遇到了中国同行。通过他们共生的活动，内陆贸易与世界丝、茶、银器、鸦片和棉花贸易系统连接起来。19世纪末，商业财富的增长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进入20世纪，在两次大战之间（1919—1937），社会张力明显地随着轻工业的发展而提高。棉纺厂、烟草厂、火柴厂和面粉厂在城市各处涌现，这些工厂雇佣了大量合同工和从城郊迁来的农民。20世纪20、30年代，工人罢工和劳资纠纷不时打断这个城市的工业生活，就像投机战争债券和股票的企业家那样，他们给这个城市多变的经济气氛增加了热度。[1]
上海的迅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失去了重心的社会。一方面，精英阶层由于他们浓厚西方风格的世界主义观而与大众渐行疏远。就像约瑟夫·列文森曾观察到的，由于城市精英在文化上疏离于中国内地和传统，西化削弱了中产阶级在国家舞台上的政治力量。[2]同时，这些城市精英又面临着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由被地方军阀驱逐离乡的激进知识分子领导。另一方面，上海的政治史显示，尽管社会呈现分裂状况，在20世纪20、30年代，从五四运动总罢工到各种反日运动，最后导致抗日战争，精英阶层、中产阶级和城市的下层民众一次又一次地联合起来。[3]上海的中国人在革命的民族主义口号下聚集，他们的抗议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的特权和保守的中国政治当局。
尽管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分裂，但民国时期的上海在政治上却高度活跃。在这一背景下，各式各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发展起来。它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办学目标、文化风格、社会基础和政治倾向。
一、上海：社会景观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当第一批英国商人到达时，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公共租界——中国上海县城外的一块长条形河滩，黄浦江在这里与苏州河交汇，然后流入海——“充满了杂乱的芦苇丛、沼泽、蚊蝇，瘴气弥漫”。[4]很快，一大批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加入到这些英国人中来，而且人数一直增加，其中多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世纪之交后，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到来了——日本人、白俄人、印度人、越南人、普鲁士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希腊人等等。上海的外国人群体在全盛时期号称代表了不少于58个国家。但是这个外国人群体的总人数似乎从未超过15万人。[5]
1842年到1949年间上海人口翻了十倍以上，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结果，特别是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内地每一场新的社会动乱的发生都使成千上万难民进入上海，在英国或法国国旗下寻求庇护。19世纪50年代末，在14年（1850—1864）中席卷了18个省的太平天国运动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占领了像南京、苏州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太平军没有占领上海，但是上海华界县城一度被小刀会所控制，其成员为广东和福建的码头工人及船员。在1855年到1865年之间，公共租界的人口从大约2万人猛增至9万人；与此同时，法租界增加了大约4万人。外国领事和居民惊恐地注视着中国人的大量涌入，1854年7月22日他们建立了公共租界第一个工部局，以处理紧急事件并控制事态发展。拥挤、恶劣的居住条件显然引起了霍乱和其他传染病的流行。[6]
19世纪60年代进入上海的新移民，包括很多从江南重要城市来的士绅，如苏州、南京、松江和杭州这些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当这些人逃入上海时，他们带来了财富和他们的品位。新式文化生活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现，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时，很多人已经开始把上海作为新家。像这样的人口流动，伴随着运输和贸易方式的改变，是造成江南地区地理长期变化的主要原因。到19世纪过去四分之三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大都市。此时，随着商贩他迁，工匠流走，士绅阶级被国际化的新上海所吸引，传统江南城市的光彩渐渐褪色。
在世纪之交的上海，商业扩大，轻工业发展。早期，许多南京路上的商号和杨树浦的棉纱厂由外国资本开办。虽然第一家中国人利用机器制造面粉的公司早在1863年就已建立，但是本土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总是被投资环境结构上的弱点所阻碍，这些弱点曾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萧条，比如1883年信贷危机引起的萧条。[7]然而在1915年到1919年之间，当欧洲各国忙于世界大战时，上海的轻工业获得了一次重要经济增长，日本和中国投资者分享了这次繁荣期的利润。在随后几十年里，面粉厂、造船厂、棉纺厂、缫丝厂、造纸厂、采煤公司以及制造与买卖烟草、火柴、水泥、灯泡等的设备都以倍数增加。[8]南京政府十年中，富有的企业家和股东积累的财富十分惊人。以资产阶级中的重要人物荣氏兄弟为例，他们在1902年到1932年之间开设了9家棉纺厂和12家面粉厂，积累了达2913000元的资金。[9]城市资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但民国时期他们控制的财力和其数量完全不成比例。[10]
轻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引发第二种类型的移民。成千上万来自江南、苏北、安徽和浙江的农村劳动力为寻找就业机会而来到城市。妇女和儿童作为合同工、佣人、学徒和妓女被带到这里，她们很多是在男性亲属或同乡的帮助下进城来的。依靠这类关系深深地影响了新来劳动者的招聘方式。[11]在工作场所，劳动力廉价，工作几乎没有保障，工资很低，生活条件很差。战争、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加悲惨。新政权1949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除37万名店员和学徒外，上海还雇佣了84万名手工业者和工业、建筑、运输工人，专家指出，另有40万成年男子失业。[12]
因为很多人不堪承受城市消费，单身男工往往回到家乡娶媳妇，大多数人把妻子留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有关上海人口这方面构成情况的调查反映了移民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中，上海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是本地人。20世纪30年代初，男女的平均比例是142∶100。因为只有少数不熟练的劳工由家人陪伴，所以上海在1949年前的人口中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不到四分之一。[13]在遍布弄堂小巷的城市里，许多居民区仍旧保存着居民家乡的村庄习惯与特征。
上海第三次也是最快速的人口增长发生在1937年到1941年，也即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中国沿海地区的时候。外国租界成了日本侵略势力海洋中的“孤岛”，被中国抵抗者用来狙击敌人和汉奸。当战争期间租界以外的人口下降时，外国租界人口总数达到243万，比1937年增加了78万。[14]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社会动乱的逼压和经济机遇的拉动相结合，改变了上海的社会地理和人口的概貌。19世纪40年代，上海人口中有不到百分之一居住在县城及其周边以外的地区，到了20世纪40年代，多达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在两个外国租界中谋生、寻求庇护，而这两个租界共占上海城市总面积不到百分之六。
上海在1842年到1949年经历的人口和财富奇迹般的增长，使之成为一座人口构成极为复杂的城市，往往要按文化、国籍、阶级来划分。不断发展和扩大的租界几乎取代了以前的中国官衙所在地（即租界英语中所说的“县城”［native city］）而成为城市的中心。1945年以前，中国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完全被外国人根据条约享有的治外法权阻挡在租界之外。[15]1927年国民党掌权以后，试图复兴华界，将其建设成一个与外国租界竞争的市政中心，这被视为攸关民族自豪。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市政中心”（civic center）这个提法本身来自西方。市政厅、法院、大礼堂、图书馆、广场、博物馆、医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明显都是西式的。被认为与旧式地方长官的“衙门”相对立的近代市政府的模式，实际上恰恰来自英国。[16]
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一小部分金融家和企业家控制着不成比例的大部分资源，并引导着流行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与城市贫民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悬殊引起社会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的愤怒。在电影、戏剧和小说中，20世纪30年代被大量地描述为充满社会紧张、剥削和不公平的十年。对全盛时期的上海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最令人感动的描写，可能是作家兼新闻记者夏衍的经典报告文学，他对城市中棉纺厂使用十几岁女包身工的制度进行了报道。夏衍写道，上海是“一座建筑在二十四层地狱上的四十八层摩天大楼的城市”——西方式的物质建构耸立在民众无边苦海和违背人性之上，唯有佛祖的慈悲才能普度与宽恕。[17]
二、上海：文化环境
在上海，文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和具有社会争论的议题，这是因为文化范式不确定，各阶层互相渗透，语言多种多样，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不断与殖民特权对抗。几乎上海生活的所有层面——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都显得分歧多于共识。一方面，随着新的社会群体的上升，新的文化形式不断产生。另一方面，由于既得利益阶层力图保持自己的优势，旧的文化范式被有意再三强调。当在典礼、游行、节日、抗议、罢工、教堂礼拜、公园音乐会等公共场合和集体活动中的交流割裂了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分界时，各种不同的策略就会被采用来操控这些混合在一起的象征符号（a mixture of symbols）。文化的分裂既被利用来表明身份，也用于政治动员。
英国“模范租界”的存在有助于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产生一种混合型文化。民国时期的上海有着一幅奇特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文化场景。一方面是用户至上的百货公司、咖啡馆、夜总会、赌场、电影院、娱乐厅、跑马场、慈善舞会和其他一些由西方传入的活动形式，另一方面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大众电影、戏剧、小说、报纸和杂志。[18]上海景象的自由特性使保守的批评家讥之为“海派”，以与“京派”相区别。北京代表着经过士绅—官员—文人（gentry-official-literati）提炼的精致的雅文化，上海则是时髦、华丽、有意炫耀、引人注目的商业中心，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城市。不像中华帝国后期的富商——比如18世纪扬州的盐商，上海资产阶级不求与拥有土地的文人生活风格攀比，也不试图进入官僚政府。[19]这个城市的中上阶层以他们的商业财富和西化的世界为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才真正成为北京的文化对手。
1902年，英文《文汇报》（Shanghai Mercury）出版了一本文集来庆祝英国人进入上海60周年，它描绘了英帝国从芦苇和沼泽中赢得模范租界的图景。这些文章提到已有两代英国人，他们在公园里的法国梧桐树下初恋，他们结婚生子，他们现在埋葬在浦东2000座英国人的墓园中，“土归土，尘归尘”，作者若有所思地指出：“……如果有任何国家在中国事务上有发言权，那就是英国，她最大程度地、毫不吝啬地为世界的利益献出了她的儿女们。”[20]
上海的模范租界被看做那些回不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故土的英国人的家。报道不禁让人联想起一个由世俗和宗教机构组成的文明秩序：选举产生的工部局、英国教会圣三一大教堂、基础广泛的伦敦传教团体的联合教会、消防队、法院、改良监狱、市政供水系统、路面平整、有路灯照明的街道、公园、公众共享的免费音乐会、身份显赫的上流社会圈子——和家乡英国没什么两样。剧烈的英国运动像赛马、板球和马球比网球之类更受人偏爱，网球中“球的柔性”让人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事实上，“吸引喜爱运动的英国人离开家乡，面对各种风雨，投入各种危险、困难和气候的是其运动天性，这种天性本质上就是竞争性的”。[21]能够打断对这些运动的热切追求的，只有像1870年天津教案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一类的事件。在这些情况下，外国军队在中国赢得的漂亮胜利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这个记忆不断促使上海万国商团（the Volunteer Corps）更加倍操练。[22]
英文《文汇报》的报道毫无顾忌地表现出对不同国籍人高下不等的观念。法国人因为在很多时候不能保持房间整洁而受到嘲笑。[23]美国人让人皱眉头的是其粗鄙的沙文主义和污言秽语。[24]中国人似乎不是贫民窟的居民、不诚实的仆人、见风使舵的阿谀奉承者、怯懦的将军手下的胆小士兵，就是引起骚乱的暴民。然而，至少在板球比赛中，上海社会的这些其他因素都隐而不显了，因为公共租界队要和来自其他大英帝国属地的板球队一决雌雄。租界板球队名为“上海队”，来访的其他球队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队以及来自其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队和日本“神户”队。[25]
虽然通过贸易使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共同的事业中成为合伙人[26]，然而，英文《文汇报》的报道几乎忽略了英国商人和经纪人的影响，只强调了英国传教士和官员留在这个模范租界的文化影响。世纪之交的中国还没有从义和团运动中恢复元气，这块半殖民地上自信的外国人[27]，笔下带着明显的优越感，他们更愿意——至少是表面上——通过传播基督教而不是贸易来影响中国人，并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教育使中国儿童皈依。然而过去劝人入教的努力的结果却很不令人乐观。从19世纪晚期开始，教会已开办了几十所学校。但是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传教士的说法，“狡猾的本地人”似乎已经找到了既从教会学校的世俗教育中受惠，又能保护学生原有的信仰不会被颠覆的方法。租界民众都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仍盼望西方文化最终能获得主导地位：
无疑是这种情形，并且相当自然。教会学校仍对传教事业有所促进。它清理道路、准备基础，在有些情形下是播下了种子。一个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男孩很可能不会在他以后的生命中成为狂热的排外、反基督教的人。他所受的更好的教育使他的智力稍微高于他的伙伴，并促使他站在正确的一面。小的影响可以关乎整体，有很多新闻界和公众两方面的迹象表明，西方教育已经造成了足以保证它在近期更迅速地发展的印迹。[28]
但是对于在学校里受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结果充其量只是造成了矛盾情感。就像我们可以在上海美国圣公会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中看到的那样，教会教育的目的和中国刚萌芽的民族主义相遇，极大地考验了上海那些精通中西两种文化的精英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忠诚。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圣约翰大学由施约瑟（S.I.J.Schereschewsky）主教在1879年创立，生于立陶宛的犹太人施约瑟是作为美国圣公会成员来到中国的。圣约翰大学由美国教会筹集一小笔捐助组建的，用这笔钱圣约翰大学在上海西郊的极司菲尔路购买了14英亩土地作为校园。第一批39名学生全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贫穷的基督教家庭。为了让他们准备好接受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教育，这些男孩子的衣服、食品、课本、钢笔和笔记本都是免费的。这所学校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29]
圣约翰直到1906年才在美国作为一所大学注册登记，但它仍是中国最早的西式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它所在的这个变化中的城市和为其提供资金的传教士社群，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痕迹。就像上海和上海租界的崛起代表了一种与旧帝国首都北京形成鲜明反差的新兴城市类型，圣约翰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一种与中国教育传统断裂的高等教育机构新类型的诞生。
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圣约翰大学主要从中国社会的下层招收学生。造就圣约翰大学的争论几乎不涉及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它诞生在关于传教策略的激烈辩论中：为了宣扬“上帝的福音”，究竟是通过宣讲教义还是通过教育更好？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更好？因此，圣约翰成立的意义与同文馆的创办形成鲜明反差。后者表明清政府有兴趣学习西方语言、科学技术知识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前者代表宗教团体决心进入中国世界所做的努力。
如何使异教的中国基督化，是所有在中国的基督徒共同的目的。19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争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取得这个结果。早期沿海港口的福音传教士——宁波的长老会教友、通州的公理会教友、北京的卫理公会教友——坚持直接在大大小小集会上布道的原则，并以皈依者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他们的成就。1876年《芝罘协定》后，中国内地向传教士开放。新组建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很快成为最大的单一传教机构，它怀着拯救内地淳朴民众灵魂的热望。[30]然而经过多年忘我的努力之后，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仍令人尴尬地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并且皈依者多来自社会较低阶层。19世纪60年代，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ABCFM）华北分会（公理会）在北京、通州和张家口开办了一批小型学校。“每所学校仅有数量很少的乞儿，很多工作仍是暂时应付，偶尔为之，也没规律，教课内容是最初级的，并很大程度上限于宗教和基本汉语。”[31]通州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首席福音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教士1877年向纽约的董事会报告说，虽然每一天他都在通州“广大的听众”中布道，但是他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就像“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32]
同时，北京长老会的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和稍后上海卫理会的林乐知（J.Allen）建议，对中国的改造应该从与中国上层社会对话开始，才可能产生效应。[33]丁韪良看到，传授世俗西学科目，尤其是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领域，就有希望保证外国传教士在士绅改良派中赢得体面的听众。对他而言，就像以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一样，传播基督教努力的最初舞台是朝廷，而不是大街小巷。丁韪良曾成功担任过北京清朝当局开办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的教习，后来成了总教习。到19世纪70年代，这所学校开设了全方位的课目，从英语、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和天文学[34]，培养了很多出身士绅家庭的学生，以担当新产生的政府职位，如翻译、领事、工程师等。[35]
就在筹备圣约翰大学的那一年，即1877年的5月，于上海举行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和方法又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一位资深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这样阐明他的保守立场：
我们传教的目的是规训（discipline）这个伟大的民族，或者说，为了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不管别人怎么做，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开发这个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发展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进步；而是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为基督赢得中国。[36]
杨格非不考虑商业和科学怎样才可能在中国发展出新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式，他认为：“只有福音书体现上帝拯救的力量，把人从罪恶和邪恶的支配下拯救出来……这是中国人非常需要的。”[37]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碰撞，是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碰撞。杨格非反对采取有功利好处的世俗手段，他坚持异教徒绝不能通过诱惑或物质奖励的劝说而进入基督的王国。他们必须在精神上被天父遍布世界的光辉所征服。
很多人持与杨格非同样的观点，比如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谢卫楼教士，他警告说，在中国的传教士教授世俗科目，就会冒着将其中的宗教性质大大淡化的危险。[38]因此，19世纪70年代，由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提供支持的学校，只为从事传教工作的青少年助手提供基本的教义问答训练，使其有能力满足在中国宣传教义的目的。[39]
与此相反，圣约翰很快就超出了对中国皈依者进行纯教义训练的范畴。它不但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学院，而且提供了用英语讲授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一大批非基督教背景的学生。[40]在最初的几年里，它开设基础性的化学、物理、天文学、地质学、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和完备的英语课程。[41]建校伊始提出的目标是把圣约翰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可以与耶鲁大学媲美的重要的“学习中心”，成为“中国光明与真理的灯塔”。[42]“光明与真理”在大学部正式成立四年之后的1894年就成为该校的校训。[43]
圣约翰大学的学术取向反映在它用来为其学术正名的话语中。虽然谢卫楼教士和其他人说要带来信仰的明灯以照亮中国广大内地的黑暗角落，替圣约翰的课程安排辩护的其实是功利主义、普世主义和人类实际利益这类修辞话语。谢卫楼教士强调上帝的旨意，圣约翰的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 Pott）教士则认为，人类智慧的扩展就是它本身很有意义的目的。他满怀信心地展望拥有共同价值和真理的大同世界前景。[44]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会有助于拓展我们学生的精神视野”，卜舫济博士写道，“通过传授英语，我们在做训练中国人思维的事，这就像教欧洲男孩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45]。传授科学“不仅因为它们有实用价值，还因为像所有真理一样，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学习这些真理必将有助于人类发展”[46]。
基督教应该在教育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宗教意义上被加以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基督教对人格塑造的有利影响，而不是在中国发展教会的工具性价值。“基督教产生出了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最高尚的人格”，卜舫济博士在一篇关于圣约翰建校宗旨的官方报告中写道。圣约翰已成为一所真正的人文和科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大学，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扎实的文化——而不是宗教——课程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其策略是通过把基督徒传授的英语与学识相联系，从而“为英语赢得较高的地位”[47]。这些愿景，卜舫济认为，不亚于在中国掀起一场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卜舫济教士相信，圣约翰不仅能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灵魂中扎根，还会引入足够的外国元素以刺激中国文化的新生。[48]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
卜舫济希望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的人本主义，这一世界主义的计划在付诸实施时，社会现实很快让卜舫济的希望变得不切实际。圣约翰的惊人发展更多的是出于对精通英语技能重要性的功利性期待，而不是基督教精神主导的文化复兴的吸引力。英语课程的世俗化特征在19世纪末不是没有引起传教团体的注意。[49]尽管自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之后，对传教教育事业的支持已经有很可观的增长，但英语是否应当被采纳为授课主要媒介的问题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仍引起了不少讨论。谢卫楼教士警告说，英语课程只是那些对世俗商务职业感兴趣的学生们的铺路石而已。[50]在忠实的福音传教士看来，这种课程对大量非基督徒有巨大吸引力的全部好处，还不够补偿为此而来的年青人思想世俗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谢卫楼教士担任校长期间，北京附近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创办的学校中，通州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在教学上很多方面与圣约翰形成对比。这所1893年成立的公理会书院几乎不教英语，只提供基础水平的自然科学课目，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并且很重视基督教在校园生活中的角色。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教工作培养实地传道者，因此课程的重点是讲授《圣经》。[51]毕业生被鼓励以各种方式献身于宗教，或在教会学校做老师，或继续进入神学院深造，或学医为本地教堂服务。[52]圣约翰不断用诸如“有益”（benefits）和“实用”（utility）的词来形容自己，而潞河书院则自诩“尽职”、“感恩”和“充满基督教热情”。
在谢卫楼教士的严格指导下，潞河书院学生的校园生活以“与基督教教义相一致”为重点进行管理。[53]学校每天早上8点以朗读《圣经》片断、唱诗和祈祷开始。晚上的祈祷在7点进行。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周日上午定期的讲道和下午的主日学校，“除非基督教青年会对其在城市或农村进行的基督教工作还另有具体安排”。[54]基督教青年会是校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它为祈祷、讨论以及课外学习《圣经》组织各种聚会，向到教堂来做礼拜的人传播福音，安排成员在通州街上的小礼拜堂和市郊村庄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55]
虽然祈祷、礼拜、唱诗班和基督教青年会是圣约翰校园生活的重要特色，出去布道的学生即使有，却也很少。[56]像潞河书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Shandong Christian College）这样位于华北的大学，强调宗教教育并使用汉语，发展成为有坚实乡村基础的教育机构，圣约翰的发展则依靠上海向上流动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富裕社会中建构。上帝的福音回响在华北乡下街边小礼拜堂和村庄大路口，圣约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理想，则不可避免地被都市资产阶级及商业西化环境所淡化。懂得科学和信仰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世界主义和启蒙的标志而受到重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理想继续被援用，但实际上圣约翰崛起为华中最难进、最有声望的学术机构之一，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课程——这一精辟的概括是杨格非在圣约翰成立前后说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许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获得上海金融和实业圈的领导地位，这一基督教文明的象征、风格和价值观所得到的社会声望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圣约翰一开始只是从江南地区基督教家庭中不经筛选地收取预科学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教会大学，1925年春天，大学部共有学生449人（文理科419人，神学科4人，医学科26人），这是1937年学校进行注册前人数最多的一年。[57]1916年，预科学生人数第一次少于大学部的，那一年大学部的人数超过预科24人。[58]学生人数的增长开始于20世纪头几年，此后二十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1900—1909这十年中，共有561名学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在以后的十年中，这个数字增长了近三倍，达到1836人，然后又在1919—1929年明显增长，达到2863人。就如最后这个数字所反映的，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尤为惊人，因为它发生在圣约翰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两次冲撞时刻。1925年秋天，注册人数有一个急速的下降（从449人降到265人），当时有很多学生在五卅运动之后断绝了和圣约翰的关系，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分校。因为预料到伴随北伐而来的骚动，1927—1928年圣约翰整年暂时关闭。[59]南京政府十年期间，这所大学的学生群体已经基本上选择不再积极关心民族问题。
在入学人数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学生群体结构的变化。虽然学生群体的世俗化在提供有广泛吸引力的综合课程的城市教会学校中，是一个普遍趋势，但圣约翰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其他主要的教会学校领先。燕京大学学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从1924年的72.7%下降到1934年的32%；岭南大学从1924年的71.6%下降到1934年的26%；杭州大学从1924年的86.3%下降到1936年的27%。[60]在圣约翰，早在1920年就有大约50%的学生来自富裕商人家庭，而不是来自典型的贫穷基督徒家庭。到1920年，即世俗化运动在其他学校发生的十年前，只有20%~25%的圣约翰学生是基督徒或有基督教背景。[61]
尽管大多数学生仍然来自上海地区，但民国时期圣约翰有40%的学生是从别的省份招收，特别是华南和华中。[62]除了江南附近的同乡联谊会，像宁波、无锡和浦东的，圣约翰校园里还有从中国南部和中部来的学生同省联谊会，像广东、安徽、福建和四川。[63]这种地域上的扩展，与早年圣约翰的吸引力仅限于来自吴语地区学生的情况形成对比。然而，随着学校社会—地域的基础的扩大，圣约翰新生所受预科教育的相似度也在增加。在1914年至1919年之间，随着报考者的增加，也为了保证学生精通英语，圣约翰及其中学部和同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其他一些知名学校建立了特殊关系。毕业于这些受认可学校的学生——圣约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民利中学、圣彼得教区学校、马汉学校的学生，圣玛丽亚堂、中西女中这两所学校的女生——与圣约翰中学的毕业生一起，可以不经考试进入新生班。[64]圣约翰在民国时期赢得了声望，同时它的学业课程更加成熟，每年的入学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大学本科拥有一席之地，一名学生最晚也须从初中开始进入这些与圣约翰有联系的学校学习。
别的教会教育机构大体如此。大多数使用英语的教会大学，有很大比例的新生来自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会中学。[65]是英语教学而不是基督教教育促成了从低到高教育经历的同一性，也造成了圣约翰学生群体的整体世俗化。
在通商口岸上海，英语是工部局、会审公堂、金融机构、买办资产阶级和租界上层社会的语言，对于租界有钱人家的青年人来说，英语也是显现其地位和教育的语言。圣约翰为它的学生奠定了“商界的地位”，卜舫济博士这样写道。[66]圣约翰也为它的学生打通了“和外国人交往”的渠道，并促使他们“在团体中过有益的生活”[67]。圣约翰训练中国学生学习英美殖民者的语言、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并把毕业生安置到联结“东方”和“西方”的网络中去。这所大学在财政上本身就得益于通商口岸网的支持。由圣公会董事会提供的资金每年只有略微增长，而来自学生学费与私人捐助（既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的收入则猛增。[68]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其形象因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直接对抗而受损之前，捐助收入占圣约翰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69]
追溯起来，这种后来被证明对圣约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网络，其实是一张以校友会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它使圣约翰在民国时期的本埠名人和国家要人中一直保持着影响力，南京政府十年中圣约翰能公然对抗国民党的势力也要归功于它。圣约翰的校友会成立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同类组织之一。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组织，不但在天津、北京、南京、汉口、杭州、宁波，而且在英国、西欧和美国都有分会。[70]这个严密的组织通过由“一群忠实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校友顾问会与学校保持着密切联系。校友会协调各分会的活动，并与圣约翰校方保持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在开始的几年里，校友会主要在中国为学校招徕资金支持，并以资助兴建新校舍和运动场地的形式为母校作出贡献。[71]像其他学校的校友一样，这些圣约翰的校友也通过对校际运动的热情支持来表达他们对母校的忠诚。
正如为其成员准备的一套资料所反映的，这个校友会的社会组成表明了校友们在哪些领域里联系更紧密。[72]1929年的粗略统计显示，在780名圣约翰校友中，有200人从事教育工作，200人从事商业活动，20人从事实业[73]，100人在政府供职[74]，80人从事医务工作[75]，另外80人在国内或国外继续深造，30人从事宗教和社会服务工作，还有70人职业不明。[76]这一分布情况说明，首先，绝大多数圣约翰毕业生的工作去向是在掌握英语和了解西方有着特殊重要性的领域，如外交机构、商界，工业企业中的人数略少。其次，上面的数据显示了圣约翰在华中地区率先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另外是在土木工程、新闻学和商务管理等方面。最后，它显示了圣约翰校友在创办超出基督教传教工作以外的新型社会组织方面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如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慈善组织。[77]
虽然这些数字远远不能完全勾画出圣约翰学生的就业情况，但仍具启发意义。它强调了圣约翰教学侧重金融、商业、都市化的和西方化的倾向，也成为衡量圣约翰世俗化的标尺。校友会积极分子的职业构成也反映了在中国支持这所学校的主要社会基础。圣约翰使其学生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财政、商务、工业和专业精英梯队最高层的社会关系网。最重要的是，这个在社会和教育背景上有相当程度相似性的人际关系网被大学校园里的共同文化风格加强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圣约翰的学校生活以产生独一无二的大学精神为重点，每个班的学生毕业时都具有“团队精神”。卜舫济博士认为，这种被认为是美国大学特色的班级制度（23级、35级等等）有明显的优点，尽管受到喜爱英国和德国教育方式的人批评。“学生与他班里的成员联系更加紧密，感觉到他们是他特殊意义上的最好朋友。他会终身记住他们，并以他们的成就为骄傲。如果班里有人将来出了名，他会感到是班级的光荣。”[78]圣约翰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培养这种“精神”，这些活动把美籍教职员和中国学生联系得更加紧密。[79]这类活动有几个特定组成部分：音乐、戏剧、运动、慈善和社会活动。
从教堂唱诗班的赞美诗开始，很多圣约翰的课外活动包括介绍和欣赏各种形式的音乐。圣约翰的军乐队和合唱团都是中国最早的这类组织，成立于1900年之前。音乐——声乐和器乐，中国和西方的五弦琴、小提琴、竖琴、钢琴、长笛、横笛，交响乐队和小乐队——不管在学校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庆典上、学生宿舍的日常生活中都很重要。[80]
圣约翰的学生中有很多中西音乐的鉴赏家和演奏者。邱培珣，政治学学士，22级的班长，浙江人，“具有正确政治天赋”的人，也是沉浸于音乐之中的“伟大音乐家”，尤其擅长长笛和横笛。俞鸿润，22级经济学学士，“一个伟大的演讲者，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空想家’”，“平时晚睡晚起，考试时早睡晚起”，虽然“从不专心于学习”，但他不可思议地通过了考试，他的心永远被周六和周日的日场招待会的音乐和歌声所吸引。顾森柏（音译），22级理科学士，是一位“强健而快乐的绅士，唱歌像云雀一样动听”。当他在舞台上用假声唱歌的时候，为他填写毕业纪念册的传记作者惊呼，“你一定会被他的独唱迷住！”“我们通过1921年12月20日和21日晚上在奥林匹克剧院的一系列演出活动展现了我们对圣约翰的爱。”这个班的文艺委员王君理记录道。这晚的活动是成功的，“我们重建了圣约翰学生演出活动的昔日荣名”。由22级的18名成员组成的大学民乐团（The University Chinese Orchestra）更是锦上添花。他们的同学非常高兴，因为演出不仅反映了学生们怎样“认识到音乐的价值是生活之美的基本保证之一”，还“为学校场地扩大”募集了资金。[81]
因为曾有在国外的留学经历，一些圣约翰社团成员在把西方音乐传统的某些方面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圣约翰的建立者之一颜永京（1898年去世）的儿子从凯尼恩学院回国时，他带回一把吉他、一辆自行车以及与未婚妻在月光下长久散步的习惯。[82]乐器激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散步习惯也令校园周围的村民感到惊奇。当牛尚周结婚时（牛是后来圣约翰校友、内科医生牛惠霖和牛惠生的父亲，也是宋子文（1894—1971）的姨父，是在美国受教育的工程师），基督教典礼之后是兰心大戏院的招待会和演出活动。牛的一群朋友组织了一个四人合唱队在会上演唱他们从美国学到的英语歌曲以表示庆贺。[83]
圣约翰的演出促进了其他教会学校音乐欣赏的普及化。1927年，圣约翰的五弦琴乐队访问了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并载誉而归。因为这次有纪念意义的访问，沪江大学里也成立了类似的乐队。在南京政府十年间，沪江大学发展出很多课外音乐活动、必修音乐课程，其合唱队还定期在华东巡回演出——就像圣约翰一样。[84]
教会大学提供了比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更有利于欣赏西方音乐的校园环境。燕京大学的音乐课由范天祥（Bliss Wiant）博士指导时，每年都上演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弥赛亚》。但是也有其他公开演出。上海毕竟是诸如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雅克·蒂博（Jacques Thibaut）、约夏·海费茨（Jascha Heifetz）和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这些人经常办音乐会的城市。上海也有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作周日常规演出，富华（Arrigo Foa）是指挥和音乐会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确定的是，几乎没有中国人观赏严肃的音乐会；交响乐和协奏曲太深奥了，很难获得跨文化大众的欣赏。但是也有少数人出席这种场合。在兰心大戏院，坐在后排的往往是在欧洲和美国受过教育的有上流社会背景的人。坐在楼厅里少付一些入场费的，则多是像圣约翰和沪江这类教会学校的学生。[85]
圣约翰的体育协会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末。它开展广泛的运动和比赛：网球、游泳、田径、足球、篮球等等，都是源自西方。很多学生加入这个协会来参加运动并赢得群众的喝彩和奖牌。24级常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成员拥有两种才能——音乐和体育。有若干名“杰出的赛跑选手和足球运动员”（“足球”指英式足球）涌现，包括钟某某（Y.L.Tsung）、何某某（H.L.Ho）和连某某（K.V.Lien）。“钟先生在整个学校以长跑闻名”，这个班的书记员写道，并且钟和何都在足球队。23级在学校的运动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因为它在比常规英式足球人数更少、规则更简单的“小足球”比赛中很受欢迎，而且保持常胜。这个班的毕业纪念册如此写道：“我们对运动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罗斯福关于男生必须努力学习、刻苦运动的建议是十分有道理的。”25级的同学录提到他们在每天午餐之后聚在一起进行一场“小足球”比赛。林泉辉（音译），22级理科学士，“学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手”，是一位“平时虽文静，但嗓音极为迷人的男高音”。尽管他的学习从来不是很好，总是在各种集会中最后“亮相”，但仍然是“校队最好的游泳选手”和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徐腾辉（音译），22级文科学士，广东人，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社会工作者”，“一位满怀宗教热忱的神学家”，又是圣约翰田径队的队长。[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