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是由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办的每年一度的校际足球赛。连续十几年——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圣约翰被联合会禁赛——足球冠军的争夺战总是发生在圣约翰和南洋公学之间。胜出的球队有时到北京和香港参加为夺取全国大奖而举办的巡回比赛——当这些地区已经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华中地区的队伍进行比赛的球队时。有“东亚哈佛和耶鲁的比赛”之称的圣约翰和南洋之间的比赛，总伴随着很多社交活动。圣约翰的姊妹学校圣玛丽堂的女生们会在比赛中为圣约翰的胜利喝彩——这使来自中国其他学校的对手们非常嫉妒。[87]
戏剧和辩论会也是通过圣约翰介绍到中国校园来的西式活动。西塞罗论坛每年都组织“以个人演讲和团队辩论为形式的英语公开演说”。[88]莎士比亚研究会在1900年前后成立，成员每周六晚上聚会，阅读一部莎士比亚剧本。[89]1896年7月毕业典礼前夕，《威尼斯商人》审判一场由毕业班学生上演。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片段成为学校的传统。[90]在日渐增长的资金和颇具影响力的校友团体支持下，这项活动也在上海报纸的社会版上得到广泛报道。学生、校友的朋友和家人积极观看演出，他们坐着由私人司机驾驶的车子而来，穿着时髦，每人都花几块钱作为入场费和捐赠。
当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富日增，而且对掌握西方社交礼节与习惯也信心日增时，这类社交场合就刺激了炫耀式消费。没有其他地方像在顶尖教会女校里那样，会有人投入如此多的注意力去追求时尚和社交规则的细节，例如圣约翰的附属中学之一卫理公会的中西女中，宋美龄就在其著名毕业生名单上。除音乐、美术、文学、家政课程外，中西女中学生学习怎样改善个人仪表、美化家庭环境、掌握社交礼节知识以及成为一名合格的中上层阶级家庭主妇所需的其他相关技能。中西女中的高年级学生把她们的大量时间花费在舞台服装上，以为毕业典礼前夕的英语戏剧演出作准备。为了典礼本身，一位毕业生可能要为校园里各种告别聚会准备7套新衣服——以避免在不同场合穿戴同样衣服和首饰的尴尬。[91]
民国时期圣约翰的社交生活把上海中上层阶级的身份象征与西方的礼仪风格联系起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圣约翰影响范围内许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圣约翰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颜永京教士曾任学校主管，也是学校创立者之一，他的家庭生活节奏就是按照基督教仪式，而且表现为美式风格。[92]颜永京曾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接受教育，然后进入凯尼恩学院（在俄亥俄州的甘比尔）。他1861年回国，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工部局当职员，然后成为一名讲道者并被任命为牧师。他虽然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但还是表现出对西方风格的偏爱，并保留他在凯尼恩学院所养成的习惯。他在自己的英文神学藏书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智慧。每个周日，颜永京都坐着一辆敞篷马车从他在圣约翰的住所赶到虹口的讲坛去，在美国中西部这种马车比在中国更常见。
颜家住在校园里一座西式风格的房子里。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在教职员宿舍区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几乎都是美国孩子。假期，父亲会带儿子参观停靠在上海港口的美国战舰，游览美国造纸厂，或观看业余英语剧团和杂技团的表演。颜的孩子们穿着中式长衫，却学习西式习俗。颜太太，也就是颜惠庆的母亲，在香港教会学校学过英语，她为自己引导仆人转信基督教而感到骄傲。她带领全家在晚餐桌上做祷告，教孩子们西餐礼节，并指导仆人做西餐。他们用蜡烛、礼物、贺卡、讲道和祷告庆祝圣诞节。他们庆祝所有主要基督教节假日以及7月4日（注：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译者注。）[93]
在圣约翰校园里，大多数中国学生群体明显地带有受外国生活习俗影响的气质。1890年创刊的学生报纸《约翰声》（St.John's Echo）第一期宣称：“这份报纸是亚洲第一份由中国学生创办的外文报纸，只有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94]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约翰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人物。它的希望必须用世界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95]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资产阶级崛起的大背景中，圣约翰的巨大成功因而成为表现通商口岸上层阶级与中国其他地方间文化差距的重要标志。
在上海半殖民地的混合环境中，圣约翰成功地为出身于金融业、商业、工业和有专业背景的中国年轻人理直气壮地提供西式教育，这种教育成为通商口岸精英自我定位的一部分。但是，“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的馈赠不是没有代价的。学校许可的汉语教学的主要形式是翻译：把弥尔顿和莎士比亚译成中文，或反过来。不过，22级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要求其成员练习中国书法，背诵中国经典散文并用汉语写作。有些学生“感觉到保护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需要，这是学校经常忽视的”[96]。尽管有人似乎已经具有文化折中主义的能力，比如既跟美国教授学习经济课又同时参加算盘协会[97]，但也有人发现，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也必然为接受圣约翰提供的教育付出了一定代价。
22级班中也有代表作为一年级新生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以支持1919年的五四运动。刘祖辉，22级政治学学士，《约翰声》的主编。为了华北急需救助的灾荒，“他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使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募捐表演获得成功”。这个班有四个人为此亲自去了一趟北方。[98]校方允许学生自发组织活动，只要他们不在校园里引发冲突。
民国时期圣约翰的大学教育逐渐被上海中上层资产阶级所垄断。不管一个家庭是否仍然认为其祖籍是宁波、广东还是别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上海商业界精英的孩子。1919年校际比赛的第一名陈守模被誉为“一名足球场上的明星、西方音乐的爱好者、经济学家和一个莎士比亚通！”[99]像这样的圣约翰学生生活确实与北京学者及城市革命分子的关注点有很大距离，更不用说中国广阔内地的精英和农村群众了。然而，圣约翰立足于享有特权、相对封闭的上海，基于阶级的批评几乎不影响其总体发展。但是，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攻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也就是1925年夏天，学校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分裂了。预料到胜利的北伐军将乘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潮进入上海，可能会伴随着“骚乱”，于是圣约翰在1927—1928年整个学年关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批评持续指向圣约翰。从外部攻击的人指责圣约翰的教职员和管理机构带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那些选择仍留在学校的——特别是中国学生——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矛盾感情。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当卜舫济首先主张用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时，他提出的理由包括相信英语会有助于教授更高水平的自然科学。[100]卜舫济在19世纪90年代末指出，在自然科学方面缺少合适的中文参考资料。学生对英语的掌握有限，会迫使教师只能以中文为媒介教授初级水平的化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卜舫济认为，可以先让学生把英语学好，然后再提高自然科学教学水平。他还相信英语教学不会影响学生用本土语言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101]
后来的发展证明，卜舫济博士对后一点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圣约翰没有因为其自然科学课程的优长而享有特殊声望。它的毕业生占据了上海金融界和医学界的重要职位，后者则是医学院的功劳。不论富裕的上海资产阶级将其混合文化风格在城里人中的受尊重程度抬到怎样的新高度，这些西化的精英也不能避免别人批评他们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无知”。[102]这些批评与圣约翰的中文课程有关。
教会学校的中文课程通常比较薄弱。直到燕京大学成功地邀请了著名的中国学者，例如顾颉刚、容庚和洪业（洪煨莲），加入由陈垣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教会学校才开始把杰出的中国古典学者吸引到自己的教师队伍中来。[103]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当严复、马良、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在复旦公学做演讲时，圣约翰的中文系仍由仅在科举中获得低级功名的旧式人物管理，开设传统风格的课程。[104]在这一点上，圣约翰中文系的弱小是由于脱离了如北大、清华、复旦和中山等大学中文系的主流文化和思想潮流：后者关注文化的自我再生能力，并寻找中国的政治前途。
再者，在圣约翰内部，作为英语系的竞争对手和没有能力与理科部门及其他专业院系互相交流，中文系势单力薄。它的发展障碍是文化、教育、宗教和语言学各个层面。圣约翰的教授会议是从19世纪90年代英语系的系级会议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总是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中文教师因为其语言劣势而不能充分参与这些聚会。[105]此外，中文教师与理科和专科教师在风格、外表、社会背景和学术训练各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中占相当比例的人曾在西方受过教育。虽然教会学校中的中国教师人数不少，但是他们往往被当做二等雇员来对待。那些教英语、自然科学和专科的中国人所获报酬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要低得多。教汉语的工资甚至比教西学课目的中国同事的更低。中国教职工在住房、晋级、教职工会上的发言权和雇佣期等方面都受到歧视。[106]
从圣约翰对待中国教职员的态度上，基本看不出美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校管理层为提高中文课在课业中的地位做出过什么努力。然而也有人指出，是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生群体所持的功利主义导致了中文课程的衰落。“看起来使多数年轻人真正对学习中国文学和哲学感兴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学校的官方记载中写道，“因为他们看到西学有更大的直接利益。”[107]民国时期圣约翰的中文课程缩减到仅为象征性的点缀，要求所有学生每周花两个小时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过来把汉语译成英语。所有其他的中文课程都为选修课。带有传统意味的国学院作为大学的一个系，在1917年被取消了。[108]
对圣约翰中文课程进行根本改革的压力最终来临，可以料想，这压力源于学校之外。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十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越来越甚的排外和反基督教气氛中，针对圣约翰学生对本土文化和语言无知的批评也更激烈了。1923年从圣约翰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1878—1965），也是一位在上海工业和金融界有广泛人脉的杰出士绅领袖，是这类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109]
在描述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这两个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和瞿秋白写的文章，他们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紧接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瞿和陈用这两个概念大致勾画出在继之而起的罢工和谈判期间，上海商界内部对于公共租界英国当局的不同政治态度。根据共产党的早期说法，与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相比，当地小商人组织更不易与英国人妥协，在支持集会和罢工方面也更积极，因为在这些小生意人看来，他们的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几乎没有冲突。另一方面，富商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通过牺牲国家利益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110]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二分法，是试图将对帝国主义势力不同的政治态度与从阶级利益角度进行的分析连接起来。
然而，字典中“买办”这个词，指的是为外国贸易和银行业务担任代理人的中国人。在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期间，十三行的成员是外商法律上的担保人。在19世纪晚期贸易扩张的几十年里，通常由买办来处理在内地的采购和销售，应付中国的钱庄和官僚，他们既是外国公司雇佣的代理人，也是为自己牟利的商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一家公司的首席买办往往本身就是富商和总管，处理涉及中外公司的业务，他自己雇有一套由秘书、会计和其他职员组成的班子。[111]同时，买办阶层也包括社会出身并不显赫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上升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主要是因为长期受雇于外国公司。比如虞洽卿，他可能是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买办，他本是一个贫穷的宁波少年，19世纪70年代左右来到上海，在一家外国公司做学徒。他后来成为四家外国银行的首席代理，通过海运业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并成为拥有强大商业和政治人脉的独立投资者。[112]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虞也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与英国交涉的首要人物，并被看做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买办，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公开指责。[113]
中国人拥有近代企业始于19世纪最后25年中。因为早期投资者与土地财产、官僚政治的关系，它们常常被中国史学家描述为“官僚资本主义”。最初一批投资者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有的来自富裕买办行列。但是，这些私营企业主受到上海188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随后引起的经济危机是标志着官僚资本主义崛起的转折点。[114]在“官督商办”的指导方针之下，19世纪后期，官僚和上层阶级的资金进入工业和运输业，如蒸汽轮船、铁路、矿山等等，士绅商人和士绅实业家在官僚的庇护下崛起。这个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士绅身份、与官僚的联系、作为地主的财富来源以及在实业和金融业上的投入，在风格、利益取向和地位上都不同于1925年当地商人（neighborhood merchants）那类的“民族资产阶级”。在20世纪，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展，机会向勤奋而有创业精神的人开放，包括海外华侨，让出身卑微者发财致富——就像南京路上永安百货的创办者一样。[115]
虽然通常对“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意味着其社会来源的某些明显特征，但民国时期这两种人在社会成分上越来越难区分了。把资产阶级简单二分为“买办”和“民族”，以作为描述不同政治倾向和阶级利益的模式，没有考虑“官僚资本家”的存在，也没有充分描述上海社会极大的复杂性。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文化上，是整个商业环境促进了混合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文化中，受传统制约的文化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狭隘性是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承受的。
然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必要，但在社会和文化优先权上却有重要区别。当我们比较重要的教育机构如圣约翰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时，这些不同就显得特别突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约翰的成功建立在“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的世界主义努力上，这种课程广泛地吸引着中上阶层。[116]相形之下，江苏省教育会——江苏近代教育改革和江南地区职业教育的主要推动者——在士绅精英的努力和指导下想促成中国的近代化。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于1906年，是总督的士绅顾问机构，主要负责整顿当地风俗和促进省内学校的发展。[117]这个组织是民国时期推广实用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佼佼者。它促进了簿记、会计、英语商业通讯、工业技术等方面的教育。圣约翰以更高的学费和更重的西化印迹，把入学学生限制在少数富家子弟，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在文化上更接近“买办”，即使在社会出身或政治倾向上并非“买办”。而江苏省教育会设计的课程则门槛较低，向大批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敞开大门，让他们准备好跻身于上海商业界和工业界的中下层。
当1919年上海出现支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时，江苏省教育会的领导人黄炎培积极参与这一运动。上海的爱国运动得到了总商会的有力支持。同时，成千上万的店员、学徒和雇佣工人加入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爱国集会，他们使抗议者人数大增。不像北京的运动，上海的爱国抗议发展成为使全市瘫痪的总罢工。黄炎培在整个5月和6月都是集会和罢工的积极参与者。他主持国民大会，鼓励上海商界和教育界采取联合行动。他指出中国缺少团结，并强调组织和协调的重要性。[118]黄不但响应上海当时的政治情绪，还成为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黄炎培对圣约翰的批评反映了这所学校是怎样被普遍看待的。在黄炎培坚持不懈的敦促下，在国学院废除两年以后，圣约翰以更高的工资任命了一位大学研究主任（Director of University Studies）和一批新教员。圣约翰中文课程的新负责人是孟宪承（1893—1967），他是圣约翰18级的学生。孟在美国学过教育，经常给《教育杂志》投稿。《教育杂志》在江苏省教育会士绅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于1909年，是一份以上海为基础、面向专业教育者和中学老师的杂志，它以五四启蒙精神大力支持课程改革。[119]在孟的指导下，中文课程的改革和新教育法的引进在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之间的六年中持续进行，同时伴随着全国大学生政治积极性的普遍提高及文化觉醒、民族自觉。由于上海学生在北京五四运动之后发起的运动，圣约翰被迫在1919—1920年三次关闭。[120]最重要的，中文系的改革，再次为圣约翰学生带来对民族利益的关注，这后来被证明给圣约翰带来了严重的分裂后果。
加强圣约翰学生汲取其本土雅文化的所有努力，都使西方人对上海未来自我感觉良好的设想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正当呼吁“中国迟早要还给中国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随着“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20年代，圣约翰校方日益被当做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罪状的靶子，校方和学生之间在纯粹民族忠诚问题上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状态。使这一对立状态达到顶点的，是学生和卜舫济校长在五卅运动抗议高潮中关于中国国旗事件的公开冲突。[121]学生们被校长和某些教职员的专横和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激怒了。262名大学生（总数的58%）、290名中学生（大约75%）和几乎整个中文系选择了与学校断绝关系。这一核心群体得到上海实业民族资产阶级的财务支持，成立了光华大学——光华这个名字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光大中华”。[122]
在民族主义者的眼里，光华大学的成立破坏了圣约翰校方和教员的声望。在后来的“收回教权运动”中，圣约翰被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产物：既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帝国主义渗透先锋，又是阻碍中国学生发展固有民族意识的文化诱惑。面对日益增长的敌意，圣约翰付出了被大学同行排斥的代价。例如1925年秋天，圣约翰被迫放弃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的成员资格，让给了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对手——光华大学。更而甚之，当1928年秋天民族主义者的热潮最终平息时，学校——用文理学院院长沈嗣良的话来说——仍然“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体育活动限制在学校之内，避免任何正式的对外比赛”[123]。南京政府十年中，只要光华继续被上海的其他大学接受为和他们同等的学校，圣约翰学生就只能在校内运动会上与自己人比赛。
五卅运动记忆犹新，圣约翰预期在国民革命军胜利之后难免岁月艰难，于是在1927—1928年关闭了超过一年。北伐战争迅速横扫长江流域。1926年9月，战争在江西、福建和浙江爆发。12月，北伐军穿过湖南，占领了汉口。军事冲突动摇了中国很多地区的教会文化圈。在中国西部，重庆以外的所有美国人都被他们的领事劝告离开。南京大学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博士被抢劫的士兵们乱枪打死，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所有的教会学校。[124]当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秩序得到重建时，大多数公立同私立学校和大学一样，发现自己在新政府的不断施压下，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1928年6月报道说：“圣约翰大学的敌对者正在努力阻止它的复课，事实上，他们想说服国民党大学院（the Nationalist University Council）接管它。”[125]这一报道纯粹是谣言。然而，这种谣言的流传反映了普遍的氛围。在不安全感和孤立之下，校方强调对学校的忠诚，并加强既有的联系。当1928年秋天圣约翰重新开学时，注册的学员只限于以前的学生、获得认证的学校、附属学校的学生以及由校友推荐的“有良好品质的年轻人”。[126]在民族主义的猛烈攻击下，学校转而向内，他们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培养的社会关系网中寻求支持，这一关系网经受住了民族主义问题引起的分裂。教职员的聘任，圣约翰也求助于以前的毕业生，希望学校师生的整体取向和教育经历有更高程度的同质性。结果，学生人数比光华分离出去之后的1925—1927年更少了，只有194人，但这些学生都是“精挑细选的”，肯定忠于这所学校，在社会背景和文化品位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圣约翰就这样在注册学生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入20世纪30年代，最初几年学生总数甚至少于300人。后来它才逐渐恢复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学生人数。[127]
在这一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学校又意外地受到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要求它向教育部注册登记。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牵涉到大学是否具有不受中国政府干涉的自由，因为当时中国政府要禁止圣约翰校园里的基督教活动。新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让基督教信仰仪式——和任何宗教教育——成为中国学院和大学的必修课。在南京登记注册以成为新的中国政府法律上承认的大学，必须把参加宗教课程和教堂礼拜定为自愿活动而不是必修。虽然学生对宗教事务的自发兴趣在1910—1920年就已经锐减，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博士仍确信学校能够在新的环境下“保持它的基督教特性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基督教的工作”。[128]但是在主教和在中国的美国圣公会的美籍教士中，与卜舫济持同样立场的人是少数。[129]1928年5月27日，咨询委员会（the Council of Advice）宣布，圣约翰的董事会拒绝在政府的规定下登记。相反，委员会请求中国政府予其更“自由”的管理，使圣约翰有不受政府这些规定限制的特权。它打算通过学校理事会中华籍成员的影响做到这一点。[130]
与南京政府的谈判在之后两年中继续进行，由代表圣约翰的知名华人，如上海实业家刘鸿生、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余日章和财政部长宋子文领导，他们都是校友、现在的理事会成员。[131]1930年10月7日，美国圣公会的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断然拒绝在这些规定下注册登记，因为这些规定会“禁止公开宣传学校的基督教特性和目的”，“损害教会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宗教服务的权利”，最重要的是，“牵扯到所有权和财产控制的放弃”。作为对它所藐视的中国政府当局更进一步的侮辱，这个委员会还表达了对国民政府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持政权能力的怀疑态度，提醒他们注意“这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情况的不断变化”。[132]因此，在1931年勉强做了一个表示要注册的姿态后，圣约翰无视所有上海市教育局发来的通知，在1948年之前从未登记过。[133]
信仰的自由看上去得以保全，中国政府的权力和要求被挡在了学校以外。然而，主教们的胜利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使圣约翰迅速发展和扩大的课程中固有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如此明显，以致在与国民政府争执之后的几年里，圣约翰校内的教堂礼拜就改为自愿了，宗教课程成为选修的，最后神学院也因为招不到足够学生而在1934年关闭了。
主教们所抵制的，与其说是使高等教育政治化的企图，倒不如说是体现于国民政府新规定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要求。通过拒绝在政府规定下注册登记，圣约翰把自己置于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接受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因此，拒绝登记注册是对帝国主义特权赤裸裸的维护，这些特权受到外国教会势力支持，由买办精英促成。南京政府十年中圣约翰的继续存在，不仅显示出了国民党对主权有效要求的边界所在，也显示了民国高等教育中民族主义的局限。
圣约翰不只在轻视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即使在南京政府十年的反对环境中，它的规模和声望都逐年增长。它仍然是上海租界上层资产阶级的母校，他们将影响逐步渗入沿海市区中心和省会。上层资产阶级将其社会认同归功于中西混合的社会形象和与西方的文化联系。西式教育认证了这个阶层所受的训练，提高其社会声望，并随着上海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将其从中国社会边缘推到核心位置。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对于新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圣约翰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理想与中国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碰撞也在对这些资产阶级精英强烈的责难中反映出来，这种责难响彻整个20世纪，指责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放弃了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