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的支持下，又受到中国几次大败的刺激，中国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在19世纪末提升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科举考试过去一直都是读书人求取功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最重要的制度，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形成的中坚。1905年，清廷下令永久废除科举考试。另外，清初以来，由官方与各省地方士绅共同捐办的公立学堂，过去培育了许多成功考取功名的学生，并通过不断重演儒家礼仪，建构民间共同体（civil community）。现在这些公立学堂也被西式公立中小学制度所取代。朝廷亦将资源倾注于像上海的南洋公学与河北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等技术专门学校的兴办上。尽管朝廷尚未完全舍弃传统经典里的理念，但国家已强调科技和管理的培养为中国生死存亡与复兴的关键。
清廷准奏的这些变革释放了城市士绅精英分子的改革干劲。这些改良派早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对越来越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到忧心，鼓吹要求体制改革。这股势力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最终凝聚为要求进行君主立宪体制改革的力量。[1]这些改良派士绅对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进行的全面教育改革大体上回应十分积极。譬如，南京、镇江、九江、芜湖、长沙、武汉、成都、重庆、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位于华中与华南的许多城市，便由当地士绅改良派带头兴办了教授数学、科学、外语、法律、政治学和体育等新课程的中小学和专业学校。
同时，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官方成果集中体现于上海，而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方面发展。首先，上海已有如圣约翰大学和法国耶稣会创办的震旦大学等外国学校。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学校仍持保留的态度，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去兴办自己的大专院校。譬如，私立复旦公学的第一批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许多都是以前与震旦大学有渊源的中国人。[2]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就在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了诸如江南机械制造总局与上海广方言馆等西学教育机构，早具西学教育经验。但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上海这个城市拥有许多人才与学校。这些学校则汇集了富庶的江南核心地带的资源。此外，上海有外国银行、洋行、中英文报刊、印刷厂、轮船公司，以及江苏与浙江间贸易与学术环环相扣的网络，它们是政治活跃的士绅精英阶层网络的重要枢纽。这些士绅精英早已通过管理当地慈善救济事业拓展了其在省一级的活动范围。[3]这些江南士绅名流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活动舞台，把他们从局限的地方性中抽离出来，使他们接触到国家事务。
与此同时，上海也是个权力网的中心。这里囊括了候补官员、通商口岸知识分子、幕僚、买办、政治顾问与外交事务专家等等。这些人在当权的总督李鸿章的幕府里，在“官督商办”政策下，负责掌理大量出现的近代化事业机关。省一级的活跃士绅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scholar-official）这两股势力于19世纪末结合了起来。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这三所在上海具领导地位的本国高等教育机构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以江南地区官绅网络为基础，以中国教育近代化为抱负的努力。
这些由官绅合资的学校从其校名上便可看出端倪。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全都被称之为“公学”，既不是单纯地由地方士绅所开办的私塾，也不是由官方正式兴设的官学。[4]就社会出身与文化观点来说，这些官绅皆非正统资产阶级，不过，他们自19世纪70年代起便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业与工商业中，从而与买办商人发展出诸多相结的利害关系。[5]民国年间，由官绅共同兴办的这些新式学堂蜕化成为注重商业、法律、新闻、教育和其他专业学科的中产阶级大学。
上海有钱有势的圈子有着多元的社会组成，所以这些由他们所创设的学校，便反映出相当广的社会构成。这三所在上海具领导地位的本国大学都创办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南洋公学是总督李鸿章麾下负责上海近代化企业的盛宣怀所创办。因为有着官方稳定的官款补助，所以，相较于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来说，南洋公学更具“官方色彩”。民国时期，南洋公学最终成为教授科学与实学课程的国立大学，政治立场保守。
另一方面，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成立与19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良派精英及此后十年的立宪派有着直接关系，带头者包括严复、梁启超、马良和蔡元培等。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这两所公学不仅提供了诸如西方政治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宪政史等课程，同时也是当时时事与社会问题等高度政治化议题的公开讨论场所。如果说，南洋公学反映了保守的洋务派官僚的抱负，那么早期的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则体现了进步的城市士绅改良派的远见。这些士绅知识分子虽然在推翻清朝的政治革命期望上持有较改革派官僚激进的观点，但是在其他的改革议题上，他们还是能共同努力的。
一、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民国年间，圣约翰大学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极具声望，在很多方面只有后来更名为交通大学的南洋公学足以与之匹敌。1896年，清廷在盛宣怀的奏请下兴办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正是体现19世纪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点的重要学校。南洋公学首先被认为是一所技术学校，在早年里提供了诸如“铁道工程”、“机械工程”、“船政”之类的专业课程。[6]该校为官方资助的学校，其经费起初来自上海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是为办新政而新成立的官方机构），民国年间则来自于交通部。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充裕的经费让南洋公学有能力兴建新式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等，校园占地面积超过100亩。民国时期，当几乎所有由教育部划拨经费的国立大学都为财务不稳所苦之时，南洋公学却无须担忧财务问题。同时，南洋公学也不像民国时期大多数的公立大学那样，有不满现状的教员、学潮和学习中断等等不断困扰学校的情况发生，因而享有几十年的稳定成长。1930年，这所学校已改名为交通大学，那时的学生总注册人数是1074人，其实验室的器材与设备总价值是316627元，就学校资产来说列全国排名第三位。[7]
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尽管一所由中国政府资助，另一所是由美国教会赞助，但这两所大学在某些方面却颇为相似，特别是在两校的语言课程与课外活动形态上。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工程学科发源于中国，所以交通大学的课程教授主要都是以英文进行。很多早期的教员，包括因创设该校工程学科课程而深具影响力的公学监院约翰·福格森（John C.Ferguson）等都是美国人。很多的中国籍教员也都拥有美国学历。如同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北京清华学堂学生一样，南洋公学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到交通部辖下的近代企业就职，除此之外，还可以争取政府公费前往美国深造。因此，南洋公学的学生很早就开始为到海外求学而作准备，包括练习使用刀叉和参与橄榄球与足球比赛等。[8]
交通大学除了国文科以外的其他所有入学考试科目，全部都用英文命题。虽然国民政府强调普遍使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且交通大学的人事任命又须听命于国民政府，但交通大学在1931年的入学考试中，除了“国文”与“党义”两科之外，其他科目完全用英文命题。国文科试题与自20世纪以来的学校传统一致，包含了一大部分的“国学常识”。历史科的试题如下（注：原题目即为英文，中文为译者所译。下同。——译者注）：“Ⅰ.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hree stages of savagery，barbarism，and civilization，and give instances of existing peoples in each stage.（区别蛮荒时期、未开化时期与文明时期的异同，并列举每一时期存在的人种。）Ⅱ.Why is feudalism called a de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为什么封建制度被认为是政府的分权制度？）Ⅲ.Describe briefly the intellectual and commercial results of the Crusades.（简述十字军东征在知识上与商业上的结果。）Ⅳ.Mention the leading causes of European wars during the last century.（描述上世纪欧洲战争的主因。）Ⅴ.Explain the present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解释国联现有的组织与功能。）”地理科考试共有5道试题，但只在第一道考题中提及有关中国问题：“Locate the Chinese Eastern and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point out their connections with other lines.（标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位置，并指出这两条铁路与其他铁路的关系。）”[9]在这些考试中，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苏伊士运河开通等世界史地的试题相当受重视，中国国家兴亡反倒变成仅具地方意义的边缘性事务而已。
交通大学的考题与国立武汉大学等党校的形成了强烈对比。比方说，武汉大学1930年的入学考试，除了英文科以外的其他考试科目全都用中文。民族主义思想的弦外之音表露无遗。历史与地理试题均分中国和世界两部分。在中国史考试上，1930年的试题如下：“（一）宋、明、清三朝何种学派最盛？试略述各派的学说内容及其中之主要学者。（二）欧西科学输入中国，始于何时？传自何人？输入后影响中国思想界者若何？（三）鸦片战争在中外通商关系上发生何种变化？试就战争前后比较说明之。”至于中国地理考试，学生所需要应答的试题如下：“（一）试作东三省山川形势及其铁路敷布简要图。（二）试举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之领土，及给予外人之租界地与租界。租界地与租界已有收回者否？（三）中国何处为高原？为盆地？试述其中一个高原或盆地之气候、民族、经济等概况。”[10]武汉大学就像在杭州、南京、广州和成都等其他各省中枢地带所创办的党校一样，在历史地理科目的考试上展现了民族主义情怀。
在交通大学，对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效率的强调，是超越国界和文化界线的，这就如同圣约翰大学全神贯注于商业与实用性，因而对这些分界有相似的漠视态度。在1925年爆发重大冲突（五卅运动）后仍然留在圣约翰大学的，都是些自愿选择对帝国主义问题漠不关心的学生，而南洋公学的学生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不再积极参与政治，他们转而全神贯注投身于以科学技术解决中国各种大问题的研究上。[11]南洋公学这批未来的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都是些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图书馆、实验室与研究室里努力学习的认真学生。他们为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家境富裕考生补习英文与数学，广受考生欢迎，这同时也是他们学业优异的明证。此外，南洋公学采取频繁小考、大考的办法以保证所有学生专心于学业。那些受不了南洋公学高强度课业压力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转到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的这些未来技术官僚精英不同于圣约翰大学的那些未来的金融家与实业家，他们必须借在校成绩展现他们的努力与能力。相较于圣约翰大学里那些买办资产阶级子弟有家庭与社会人脉为靠山，南洋公学“为国储才”的兴学宗旨就为家境较不富裕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都享有盛名，尽管与北大声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北大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术殿堂而备受尊崇，可追溯到汉代的太学。北大同时也作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发源地而受颂扬，并以其学者的宽宏胸襟、渊博学识与学生的热情、无畏、爱国心、社会奉献、打破传统和革命意识而驰名。相较之下，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地位则来自于其庞大校产、稳定的财务状况、严格的行政体系和清晰明确的目标，而最重要的还来自于其稳固的经济来源与英美势力的密切联系。这两所学校的声誉因非政治精英的兴起而看涨，而这些非政治精英在职场上则因学习这些实用技术性课程而获得提升。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就其严格的入学标准和学生社会组成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以富裕的上海工商业界为主要来源，而唯才是举的交通大学则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为其主要生源——这所附属中学也是上海少数精英中学之一。交通大学很多学生来自上海及其邻近地区；有些则来自各省私立中学中最精英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必须符合交通大学对英文与数学的高标准要求。[12]交通大学的教育赋予这些国家未来的技术官僚精英的文化风格和英文能力，与汇集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风格特点一样，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
二、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当关注焦点转移到办校理念时，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相似之处就不存在了。尽管将教育与宗教分离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圣约翰大学兴办的初衷仍是希望该校能成为基督教学校。尽管打破传统已是控制不住的潮流，但交通大学仍想要继承清代程朱学派的正统，弘扬理学。校长唐蔚芝长期掌理南洋公学，在跨越旧帝国到新民国（1907—1921）的十数年间，对塑造南洋公学起了关键作用。他不仅是翰林，还在清光绪年间（1875—1908）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同时也是传统宋明理学中以研究《易经》闻名的学者。他决心要将南洋公学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表率”。[13]
以正统的孔教观念来说，一所学校若想要成为“表率”，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唐蔚芝要求所有南洋公学学生每天都要上一小时有关伦理道德思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大部分教材取自宋明理学大师有关伦理道德的古文名篇，而非训诂考据经学家的著作。这些道德思想家的学说从前是官绅共同捐助的传统书院中重要的正式课程。例如，关于“正心诚意”的讲究“天理人欲”的区别。这些主题和操守长久以来已与清代钦定理学相结合。这些课程的标准模式到了20世纪，就是让这些讲师照着一本准备好的讲义大声逐字朗读。就像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批评者所抨击的“党八股”（政党信条的八股文）一样，这些道德训诫往往从古圣先贤格言语录经典中取一行或两行开始漫谈，最后无一例外地引至发人深省的勉励性结论。和基督教星期天的布道没什么两样，讲师也可以自由插入些与主题相关的闲话和评论。唐蔚芝更常常借由授课的机会对近代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提出评判。为了了解学生上这些道德训诫课的领会情形，测试的方法就是要求学生写一篇论说文。尽管最后的成绩也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学生写公式化论说文的能力，而非其品德情操，但对学生来说要是不理会这门伦理道德课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是否能免交学费完全根据伦理课教员的推荐，这些教员通常也是国文教授。交通大学尽管强调英文的绝对重要性，且对学生的培育也以向西方学习为标杆，但还是会强迫学生关注与该校所安排课程不相称的国文科目，这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所致。[14]
为了赋予这所新兴技术学校过去只有国立学校才拥有的光环和声望，唐蔚芝保留了儒家礼仪规范，以前这些礼仪规范让传统课程具有神圣感，并将学者与国家紧密联系。在圣约翰大学，一学年的高潮往往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那天学生们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而在南洋公学，一年的高潮则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校长唐蔚芝会亲领全体教职员与学生举行正式的祭孔大典。[15]在受到五四运动猛烈抨击前，这些仪式让全校教职员与学生至少在形式上（即便不是在精神上）体会到身处共同体的感觉。
清朝科举考试的殿试大都在秋季举行。唐蔚芝为重申这是所国立学校而调用传统符号，与殿试差不多同一时间，每年秋季他都会举行全校国文会考。考试的仪式性特质也许才是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唐蔚芝召集全校学生到大礼堂，并亲自监考，严格执行传统科举考试的考场规则。考试结果也和古代放榜的模式一样，清楚地依照排名顺序公布。[16]
交通大学勉强演出的孔教戏剧也许反倒是提醒了我们列文森曾提出的观点：传统象征的近代政治价值确实已成为可笑的文化表述。[17]但是摆在中国技术学校中执牛耳地位的南洋公学校长面前的，无疑是个真正存在的问题，即如何运用传统政治文化已确立的象征和词汇赋予这些科技课程意义——除了技术有用论以外的意义。唐校长因为采用这样的策略而被指责为传统派老古板。但无论如何，对于传统思想运用的手法，唐蔚芝与大总统袁世凯是不相同的。套用列文森的话说，大总统袁世凯在1916年试图取代民国，虽然民国也许是一个失败，但肯定不是错误。[18]因此，古老象征召唤起来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authentic values），而只是历史情感的依恋。然而，科技课程的理学包装具有不那么反动的意图。儒家的伦理道德课程与庄重的考试典礼表明两点：一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纳入传统国家文化领域的主动意愿，二是驾驭此种追求并为其指引方向的努力。因此，在功利主义赤裸裸成为唯一目的之前，唐蔚芝试图操纵文化正统性的传统象征以服务于新目标的做法还是深具意义的，即便这些象征本身与此同时正在逐渐失去其实质性。
但是，受西学影响的技术课程内涵并不能够轻易地被理学的辞令和礼仪所涵盖。当交通大学的校园文化越来越西化时，儒教仪式提供了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载体。在1916年的一次考试中，国文作文题目是典出《庄子》的成语“邯郸学步”。“邯郸学步”是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位寿陵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去赵国首都邯郸学习赵国人的走路方式。在那一年获得首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典出《庄子》，我并不熟悉，但知阅卷者为李颂韩，是唐校长的大弟子，也是我级的国文教师。他在上课时，常常痛骂留学生抛弃国学为忘本，学习西学皮毛为镀金，并劝告我们不必出洋。我揣摩其意，就把‘寿陵余子’比作留学生，邯郸暗射美国，大意写他如何不屑读孔孟之书，如何背井离乡到邯郸追求新学，以遂富贵之愿，后来如何失望懊丧，流落他乡，沦为乞丐，造成‘一失足，千古恨’的下场。榜发，居然名列前茅，并得唐校长的评语：‘文有寓意，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用笔奇幻不测，隽才也。’”[19]
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并不需要仰赖过去的语言文字和礼教。相传校长唐蔚芝便将南洋公学与圣约翰大学的足球赛转变成国家民族荣耀的保卫战。在1914年到1925年间，这两校的校足球队几乎每年都会交锋，争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冠军宝座。当球员在球场上交战时，唐蔚芝因为觉得穿着学者长袍在球场上观看球赛有失他的身份，而将总部设在他自己的校长办公室，并透过电话亲自监控整场球赛进行。当南洋公学得分时，唐蔚芝会疯狂地欢呼并鼓掌喝彩；但当圣约翰大学赢球时，他又会痛哭流涕并诅咒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的球员在比赛之后是受奖或是挨骂就全凭球赛的结果了。[20]
当理学的道德哲学和传统礼教被当成正统象征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凝聚点来使用时，其生命力也就相应地丧失了。因为理学道德哲学课程的初始设想是为提醒这批新技术精英分子应该忠于传统中国文化，这些课程就变得尤其容易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挑战。卜舫济博士原本希望能在中国发动基督教的文艺复兴，没想到这如意算盘却被圣约翰大学的现实打破了；而唐蔚芝所倡导的西方科技知识与儒家道德哲学的融合，虽没有被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所撼动，却为五四运动分子打破传统文化、抛弃理学空洞说教和礼规的诉求所粉碎。
1920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打破传统的胆大妄为诉求紧紧地吸引了南洋公学全体学生注意时，唐蔚芝愤辞校长职务。[21]这群反对旧传统的年轻人抨击唐蔚芝坚持每周在学校大礼堂中讲授《孟子》和《易经》所想表达的道德宗旨。然而，这群学生尽管在校内激进反对旧道德，但在校外的政治活动上并没有非常活跃。左翼评论家观察到，在20世纪2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的高峰期，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总都是最后才投入社会抗议运动。警方记录显示，上海这些抗议运动的领导地位都稳稳地掌握在如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持志公学、上海大学等中国私立大学院校以及许多其他学术声望更低的学校学生手上。在民国社会里，这些由国家培育的技术精英并不比买办出身的商业精英要求更多的政治势力。后者因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联系而妥协，而前者则为栽培他们的威权主义国家所束缚。
三、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之起源
不同于国立技术学校，对士绅学者而言，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本国私立高等院校是士绅学者（gentry-scholar）政治异议与不满观念的产物。最早的两所学校——1905—1906年兴办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就是大批学生抗议的直接结果。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战胜前夕众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创办了中国公学。那时，他们正积极参与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论战。1905年冬，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最新的中国留学生管理规则，超过1000名学生放弃日本学业回到上海。在郑孝胥的提议下，这些学生捐资1000元，在1906年春用这笔钱租了房子，在征得王敬芳同意担任校长后，就对外宣布中国公学的诞生。[22]同样，1905年一群原本在天主教震旦大学就读的学生，意识到该校计划进行的行政改组其实是耶稣会教徒企图夺取震旦大学主导权的举措，因此，为抗议这样的行政改组，他们便成立了复旦公学。他们断绝与震旦大学的关系，筹办了复旦公学，并选出自己的校长。[23]
19世纪早期，士绅学者带头创办的书院包括1801年杭州的诂经书院和1802年的学海堂。在总督阮元的支持下，汉学家与经世学者汇集在这些书院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背离官方书院所遵循的由朝廷钦定的程朱理学道德思想。这些由地方捐助设立的书院，其办学宗旨使其自外于科举考试。就此意义来说，地方官绅在学术内容上的创举代表着某种程度上脱离国家限制的自主性。[24]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些士绅学者在教育事业改革中起了带头作用，因而带动了民国时期本国私立大学的创建。但是，他们的创举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清代早期创办私学的先例。首先，集体抗议是这些学校兴办的明确成因，且这种模式还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24年大夏大学的创建就是福建厦门大学校长与一群抗议的教员学生引发争端的结果。创始于1925年秋的光华大学是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和气愤的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校长是否足够尊重中国国旗争执不休的结果。[25]同样，1922年成立的激进的上海大学起因于东南师范学校的行政人员与学生在课程内容上的争执。[26]
虽然上述的抗议活动没有一个是针对国家执政当局，但学生的不安于现状反映了深刻的不满思想。不满源于对当权者某些主张或要求的反抗：日本文部省或对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教会行政人员的威权，或是厦门大学和东南师范学校等学校的传统威权与偏私不公。同时，国家和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士绅阶层也越来越乐意积极自治。
这些创办私立学校的士绅们与18世纪的先辈们不同，他们在传统学问之外寻求科学知识和政治洞见。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相当重视西方语言课程，特别是英语。有关西方文明、世界地理、科学、法律和西方哲学思想等等课程，全都是用英文教科书上课。严复在1906年到1907年间担任复旦公学校长时，对于学校课程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相信只有以西方的语言为媒介才能掌握西学。在严复看来，“西学”尤其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英国社会政治思想。严复是他那个年代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与评论家。到1910年止，他已经翻译了大量重要著作，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政治史》），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严复考虑到翻译可能无法充分表达作者原意，也必然对原义有曲解，而且他把人类知识看做不断扩张的整体，只有那些能直接运用西方语言的人才有能力进入这一知识体。[27]
这些由士绅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创办的私立学校积极参与各种思想活动，例如严复的“名学研究会”。他们也都直接参与政治改革与革命运动的热潮，这些政治与革命的热潮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达到最高点。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期间，立宪政府、时事和中国工业化都是复旦公学学生每周国文作文练习时最重要的议题。有别于教会学校强调英文学科而牺牲国文学科的情况，复旦公学警诫学生，若是“贬低国学”将被记过，“立即开除”。[28]复旦公学也不同于国立南洋公学，其对“国学”的理解并非保存正统理学道德思想，而是用中文阐述与中国有关的紧要问题，帮助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复旦公学许多学生的作文刊登在鼓吹革命的私人报纸社论上，如《民呼报》、《神州日报》、《民吁报》和《民立报》等。其中，《民立报》由于右任（1879—1964）主编，他是以东京为基地的同盟会成员，同时也是复旦公学的学生。[29]复旦公学培养学生成为未来参与立宪政府与地方自治的人才，给他们充分机会在政治辩论中提高表达能力。复旦还鼓励学生参与学校行政事务，因为校领导预计日后国家政治进程会有大量士绅参与。[30]
同样，中国公学最初几年的管理也有学生的非正式参与。中国公学第一年甚至没有设校长办公室，且校长职务完全只是为了应付江苏省政府要求而设的虚职。因为这是江苏省政府同意补助官款的附带条件。中国公学负责“斋务”、“教务”与“庶务”（即“学生住宿”、“教学”与“财务”）的干事全从学生中推举出来。学生担任学校行政重要职务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2年学校关闭为止。[31]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胡适是中国公学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胡适的回忆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校园内的思想氛围。当时在学生中受到热议的是梁启超的立宪政治观点和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教员与学生都直接参与了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政治活动。胡适回忆道：
中国公学是革命运动的机关。……同学之中死于革命的，我所能记忆的，有廖德璠死于端方之手﹔饶可权死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为黄花岗七十二人之一。……教员之中宋耀如先生为孙中山最早同志之一，马君武、沈翔云、于右任、彭施涤诸先生皆是老革命党。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炳麟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去学制造炸弹去了。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黄复生、汪精卫到北平谋刺摄政王去了。[32]
在早期圣约翰大学，外国传教士把受教会恩典的孩子带进学校，训练他们的实务技能，并将其置于商业群体网络中；与此不同，早期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是具社会地位的资深士绅学者的聚合地，这些学者专心致力于扩大中国人的知识视野并拓宽其参政渠道。很多早期教职员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和士绅领袖。复旦公学早期的校长中有马良、严复、夏静观和高凤谦，教员则有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和赵国材。例如，袁观澜是江苏省教育会领袖之一，相当有影响力；而江苏省教育会则是一个由士绅组成的民间团体，在1927年国民党到来以前，主导着江苏省的教育事务。
上海这些私立学校的兴办是意义深远的国家大事。1906年10月，中国公学负责筹措学校经费的姚宏业为抗议工商界不愿伸出援手，愤而自沉，当时社会大为震动，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来自士绅与官方的捐助不断。[33]1905年，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就有超过500名的学生报名参加。但入学门槛很高，尤其是国文科。经过马良和严复亲自详加考查，500名应试者只录取了50人。[34]在1905年到1911年这7年之间，也只有57名学生顺利毕业。这些顺利毕业的学生包括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李兆谦、李谦若和竺可桢，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知名政治领袖、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师。[35]
虽然目前没有足够的史料足以说明，但仍有证据显示，复旦公学和清末位于长江下游各省的一些著名地方书院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这些书院的设立，都是为了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与知识，而非为在科举考试中求取功名。江苏省江阴的南菁书院是黄体芳（1832—1899）担任江苏学政期间于1884年兴办的。南菁书院因王先谦主编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续编》而闻名。《皇朝经世文编续编》是一部有关经世致用的文集，同时也是贺长龄与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的续编。（注：此句原文有误。王先谦在南菁书院刊刻的是《皇清经解续编》，而非《皇朝经世文编续编》。《皇清经解续编》是一部较为丰富的清代经学论著资料。——译者注）1888年，南菁书院在院长缪荃孙的主持下，出版了包括41位清代学者著作在内的《南菁书院丛书》。[36]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教育制度全面改革之时，南菁书院改制为江阴公立南菁中学。学校教职员全都来自地方士绅阶级，学生同样也都有士绅家庭背景。在关键的1911年、1919年与1925年，这所学校对当地政治局势有重大影响力。南菁书院与复旦公学的关系很深，南菁书院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包括南菁书院校长董伯豪、教授英文的钱镐城与教授西史的吴姓老师，全都毕业于复旦。民国时期，在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与各省中枢由士绅资助的知名公立学校，就是以这种双向交流的方式连接起来的。南菁中学把最优秀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送到复旦大学，也欢迎复旦毕业生回来任教或任职。[3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满思想与政治抗议的精神，启发了士绅精英，而正是秉持这种精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学生成为1919年、1925年和1927年上海政治社会运动中的主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反抗政治与教条限制”是复旦学生贯穿整个时期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即公开拥护强有力的国家领导，狂热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等政治主张，在复旦大学课堂上呈现百家争鸣的情况。[38]复旦大学的传统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知识领域，去寻求切近于政治的价值和知识，这些主张的倡议，正好与复旦的传统相一致。[39]
民国时期的本国私立大学起源于地方精英阶层改良派对现状的不满，以及他们对政治改革的鼓吹。因此，这些大学自然也就随着士绅阶层支持力度的强弱而起落。一旦旧式文人精英阶层由于社会变迁而开始在民国时期消失，20世纪30年代的私立大学也就相应地转变成中产阶级学校。
四、中国公学和私立学校的商业化
上海的本国私立大学支持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在1911年成功推翻了清政府；但清王朝一灭亡，他们在财务上便立即出现困难。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的财务状况自1905年创立以来一直都处于不稳定的情况。这两所学校从来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基金（endowment）来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学校开销都是仰赖官款补助及学生学费。1907年，总督端方拨给中国公学靠近吴淞炮台的官地100亩为校产，并允诺每年从省库划拨补助经费12000元；接着大清银行又扩大了借贷额度，提供100000两以兴建校舍。[40]
1911年，所有来自省库的官款补助全部停发。原有的20000元储备金很快就花用殆尽。这笔储备金是早些年由湖北、浙江、四川和江西省政府所捐助的扩校基金。[41]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期间，军队两度进驻校园并霸占校舍。学生被驱离校园，其中大部分是住校生。当时民国临时政府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还拨给中国公学面额400000元的元年整理公债，但是这种公债在市面上几乎一文不值。[42]因此，中国公学在1917年暂时关闭，直到1919年梁启超出面解围才恢复。梁启超是20世纪君主立宪派的领导人，也是民国政坛上进步党的领袖。这位前立宪派人物希望通过在教育机构中形成的师生关系扩大其政治支持基础，为其党派吸收新成员，这也是科举考试传统中历史悠久的做法。通过进步党的居间牵线，河南福中公司（以前是个英国矿产公司，现在由地方士绅合资经营）同意每年捐助经费20000元。[43]
稍早，在沉重的财务压力下，也因为新任命的校董孙中山与黄兴的力促，中国公学在1912年开始教授商业、法律与政治学课程，希望吸引愿意负担学杂费开销的城市富家子弟前往就读。[44]当这些主修“商科”的城市学生形成规模时，中国公学由学生自治的非正式结构很快就败坏到杂乱无章的情况。来访者评论到，学生将学生宿舍变成赌场和烟窟。校舍则因年久失修呈现出墙壁剥蚀、家具损坏的凄凉景象。[45]
1919年，梁启超任命的教职员企图主导学校行政工作，这些新进教职员（大多刚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也想改革学校课程，把五四运动的社会文化内容介绍给学生。这时便引发了冲突。这些教职员遭到来自商学系的强烈抵制。支持新、旧教职员的对立学生派系之间发生了校园骚乱。随着学生罢课，学校整个失去秩序。最后，整个课程改革计划只好取消。[46]
虽然中国公学名义上有哲学系、商学系、政治学和经济学4个系，但1926年教育部督察员前往视察时却发现商学系有140名学生，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学生有170名，哲学系却连一名学生也没有。[47]随着进步党资助的拖延，中国公学1930年90792元的经费预算中，有22000元的赤字。为了开源以弥补财务赤字，中国公学降低入学标准扩大招生，紧缩教职员编制，采取必要措施节省开支，使之不超过学杂费收入。于是，教室变得十分拥挤。有些校舍还被出租了。学校的实验器材设施老旧且不足。全校教员数为64名，其中大多数为客座性质，以时薪计算。其间，注册学生人数由1928年的448名，跃升到1930年的1002名。[48]
即使中国公学的忠诚支持者坚持认为，中国公学强调商业与法律课程的宗旨，表现了其严谨地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典范。但是，由于中国公学教育质量低下，当地人嘲讽其为“文凭工厂”或“野鸡大学”。屈服于财务压力，中国公学努力迎合学生对会计、簿记、商业书信和商用英文等商业课程的热切需求，而任由该校当年的创校精神自内部逐渐消失。[49]
1928年4月，当胡适回母校就任校长时，首要面对的迫切问题，就是对办学宗旨再定位。胡适全面检讨了学校课程。他试图借由聘请五四运动的知名人物担任教师来强化学校的通识教育（liberal arts）课程。[50]然而，他很难完全改变这样的事实：中国公学一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为核心，这些“社会科学”降低入学标准以招徕学生，还在上海报纸上大登夸大教员资历的广告。[51]
1929年，胡适写了有关中国公学早年历史的回忆，强调了中国公学由士绅创办的过去，以及它对1911年辛亥革命的贡献。胡适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回忆，意义重大。[52]在当时人的印象中，中国公学是为当地富家子弟服务的商业化“文凭工厂”，而通过唤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思想活跃、政治激进的时代，胡适企图转变中国公学的这一形象。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那几年里，胡适自己因公开批评专制威权统治的官方教条——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而饱受国民党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攻击。[53]由于国民党人士正积极争取完全掌控高等教育，而且还声称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1911年成功的辛亥革命，所以胡适将中国公学与1911年辛亥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回忆，暗含着一种政治声明。他以历史语言的表达方式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对话。这表现了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学术环境的政治化性质，也强调了学校若没有比商业功利性更高的办学目标，是多么脆弱。
结果，中国公学仍撑不过1932年的春天。1930年胡适因南京政府教育部一再拒绝立案中国公学的大学资格而被迫辞职。此时，所有高等教育院校都必须获得教育部认证。事实上，胡适的辞职是教育部批准中国公学申请认证的条件之一。[54]1932年1月，紧接着前一年9月“九一八事变”，中国与日本军队在上海爆发战役，中国公学校园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摧毀下成为废墟。中国公学失去了财源，处于南京国民党的敌对压力下，又被剥夺了领导权，缺乏明确的办学目标，于是在1932年4月宣布永远关闭。国民党企图再度重申国家对教育事务监督权，而中国公学的停办，是该企图的全面实施中最初的受害者之一。
五、复旦公学
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一样，1912年清朝被推翻后，财务即陷入困境。民国时期，对其而言，意味着一段时期的财务压力、政局动荡、结构转变以及对学校重新定位以应对大环境转变。[55]
就像中国公学一样，复旦公学在1911年和1913年这两年也都饱受校园为军队所占之苦。复旦见证了在20世纪20年代混乱的十年中学生的动荡不安，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化社会运动、1925年反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与1927年北伐战争。
复旦公学通过争取新兴国民党的支持（国民党中央在1927年以前一直都设在广东）而得以在民国初期的动荡政局中幸存。该校以严格的成本控制来应对财务危机：削减开支、扩大招生、广泛提供符合实用需求的课程，同时也力求在上海和东南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寻求支持和捐助。
早在1917年，复旦便增加了商科课程。1924年全校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是银行学系、企业管理系、会计系和国际贸易系等四系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复旦成立了法律系、新闻系、城市规划系和土木工程系。由于所有的课程都是面向“实用科学”，复旦得到了上海商界的经费补助以开办课程，教授科学方法的实用知识，例如，如何烘培茶叶、管理银行分行等。[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