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主要本国私立大学中，复旦可以说是最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那些华人实业家和金融家的喜爱。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873—1947）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富商后裔。他多次到南洋侨界募款，为复旦大学带来了更大的校园，更多的校舍。[57]1918年，李登辉将从南洋侨界募得的150000元购买江湾70亩的新校地。第一栋名为简公堂的校舍完工于1921年，为一栋二层楼高的砖结构教学楼，兴建费用由南洋烟草公司创建者和大股东简照南（1870—1922）捐赠。[58]一栋四层楼高的钢筋水泥教学楼在1925年建造完成，内设有实验室，供土木工程系、化学系、物理系、心理学系和生物系等使用，这栋楼由另一位校董郭子彬捐赠。学校图书馆的主体建筑由校董黄奕柱捐赠，他同时也是上海中南银行的总裁和大股东。1931年占地10亩的运动场由复旦大学的校董杜月笙捐赠，他在商界人脉广泛，不过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上海青帮头子。[59]
复旦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加强与上海华人商界关系的同时，对华中地区省级城市中的公立中学毕业生亦具相当吸引力。从浙江和江苏等沿海省份，到湖南等长江中游省份，这些地区原府衙所在地的公立中学毕业生都面临高等教育学校极为有限的问题。虽然有些城市已拥有高等师范学校和专科学校，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是华中地区唯一拥有知名大学院校的城市。中国公学逐渐衰落，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又尚未兴办，复旦几乎是来自各省学生的唯一选择。这些学生偏爱复旦是因为复旦（相对于北京的大学）离家更近，（相对于交通大学）入学考试又不那么竞争激烈，（相对于在长江下游的圣约翰大学和其他教会学校）对英文能力的要求标准较低，该校的课程既实用又不太偏重技术。因此，复旦的方针是吸引中文写作能力强于英文会话和高等微积分的学生——它有一套不同于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特色。很多复旦毕业的学生都受雇于上海的华人银行界、实业界和新闻界。在这个意义上，复旦的实用教育是培养各省富裕阶层子弟晋身城市中产阶级的渠道。[60]
20世纪20年代早期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主流生活方式反映了其学生群体的外省出身。传统读书人的蓝色长衫是最普遍的穿着。事实上，有些学生甚至养成一套清朝不羁文人不修边幅的习惯。[61]学生课余最常做的休闲娱乐是下棋、打乒乓球和散步。虽然西方影响已进入校园，但足球和其他田径项目的运动仍只是侨生最爱的运动，他们也是学生中最可能做西装革履打扮的人。对大多数复旦学生而言，住校生活宁静安适，偶尔晚上到城里听戏，或到公共租界区的中国饭馆打打牙祭。复旦大学的本科学生也热衷于后五四时期隐含着社会信息的中国戏剧，例如洪深与田汉的戏剧创作，他们对历史与社会的普遍兴趣也带有不少积极参与政治的意味。[62]
复旦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一直都是政治激进派学生的运动中心。复旦学生为学校附近的成人和小孩成立了夜校和识字班。他们走访上海的工厂、报馆和印刷厂。他们还出席各种公开演说，比如1918年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大礼堂举办的由约翰·杜威主讲、胡适翻译的讲演。就像1911年的那代学生，他们继续针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观点进行辩论，并以这种方式来增进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发起并主导组织活动，例如上海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等，而这两个组织带头发起了上海的五四运动。[63]
五四期间，国民党正与共产党联合组成第一次统一战线。这段期间的学生运动获得了国民党的特别支援。回顾整个过程，直到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大学的激进学生成为工人与小店员组织的领导，复旦作为学生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才被取代。显示20世纪20年代早期复旦激进风气的证明之一，是陈道望1920年被聘为国文教师。他草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份中译本，此前不久，军阀统治当局因为他敌对的政治立场而撤除了他在杭州的教职，不久，他便到复旦担任国文教师。
在1925年与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之间，复旦的学生文化和办学方针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在那几年里，复旦在实用性较强的科系如法律、商学、教育和新闻等科系中扩大了招生，那时较高的学费与开支也慢慢使有上海商界背景的学生更容易被学校录取。[64]随着复旦大学的办学宗旨日益顺应城市生活对实用知识的需要——首先是工商业知识，其次是新闻学、公共管理和其他中产阶级专业科系，复旦已渐渐地不再是来自各省的学生发动政治运动的中心了。
根据已出版的官方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的经费平均超过80%来自学生学杂费。[65]复旦行政部门的报告指出，注册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但每位学生的平均支出额度越来越少。图书馆藏书太少，实验室器材设备不足，为节省开支，教职员额缩编。与此同时，复旦的校园越来越西化。因此，越来越多城市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慕名而来，而越来越多的复旦学生也正准备着成为自给自足的中产阶级新成员。20世纪30年代，复旦已成为专门培养都市中产阶级的学校，足球竞赛、好莱坞电影和西装革履已经取代了传统戏院和身着蓝衫的外省学者所热衷的进步政治活动。复旦大学迎合上海小康阶层的需求和利益，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长正是仰赖这种迎合能力；而这些小康阶层，与其说是那些想进圣约翰大学的有钱买办和经济独立的富人，倒不如说是那些想在上海的新兴行业、市政机构和社会文化事业中寻求要职的人。这些谋得稳固工作的大学生在上海都市中立稳脚跟，从而取代了其士绅前辈，复旦大学也同样背离了抗争和文化反思的宗旨，尽管正是这一宗旨促使第一代士绅改良派创建了这所学校。
六、南京与高等教育的政治气候
20世纪20年代的财务困境与治校宗旨的再定位，虽已耗费了本国私立大学许多思想与政治上的活力，但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很难完全回避政治纷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开创了高等教育政治环境的新时代。自1911年清王朝垮台瓦解后，1927年首次出现了全中国的合法政权。国民政府的存续力，尽管出乎圣约翰大学的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的意料之外，但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还是站稳了脚跟。
但国民党政权能充分掌控的范围只有华中地区，国民党还得不断应付来自各方的政治挑战：华北地区残余的军阀，华南地区国民党的敌对派系，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和苏北山区苏维埃的不断扩张，云南和四川地方军阀的阴谋叛变，来自通商口岸西方势力的压力，此外，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与华北的强烈兴趣等等。让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一直争论不休的是，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新政权：它只是另一个厚颜无耻的军阀政权，靠着强大军力和日益扩张的特务组织支持，还是一个名副其实拥有合法统治权的民族国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争论似乎是太简单了。在南京十年（1927—1937）的前几年间，不管这个新政权的直接军事控制多有限，它都试图扮演开明政府与革命政府的历史化身。当国民政府就文化与教育事务发布宣言时，它号称自己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含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教条，民主宪政的远景，还计划使国家在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三民主义让人想起兼具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道德哲学功能的传统理学体系，它在社会规范和政治思想以外，还对个人价值与文化形态都提出了指导。
国民党在国民生活各方面都提出全盘指导，直到后来共产党提出了类似的全盘指导时，才受到挑战。在1925—1927年间，在广东的统一战线阵营内，右翼革命军创办者和左翼革命群众运动组织者开始争夺领导权。[66]正当拥有军队与群众运动的革命党人在对抗反动的北方军阀之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时，右翼分子接着就针对左翼分子采取了一场血腥杀戮整肃行动。这标志着20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捩点。1927年7月以后，各自沿着列宁路线成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要求其党员无条件接受党义教条。右翼和左翼之间的斗争使知识分子的选择呈现两极化。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那些通常表现为特定价值观和诉求的政治抱负，被这些争论所遮蔽：是以法律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还是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在受右翼与左翼意识形态斗争支配的政治对话框架中，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抱负却被当成自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伎俩和工具，遭到嗤之以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的本国私立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有所不同，的确还是表达政治意见的公开讨论场所，但其社会理想主义已被城市财富所损害，其政治愿景的宏大也被文化民族主义的正当辞令所遮蔽。在南京十年的最后阶段，上海的中产阶级大学已丧失许多社会自主权和大部分政治自信，留下的只有在20世纪交替之际其创校者热烈追寻独立自主的回忆而已。
七、知识分子圈的政治
1927年，许多与新国民政府没有稳固关系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上海的私立大学寻求庇护，以免于国民党的直接控制，面对动荡不安的未来时局，也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些人中有很多以前是以文化政治观点闻名全国的知名人物。之前提到的胡适，他在1928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一起带来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人、小说家和政治评论家。还有张东荪，他曾任上海报纸《时事新报》主编，并在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后担任进步党领导人，此时他成了光华大学的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67]另一些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则可以回溯到晚清时期。他们的存在正好不断提醒国民党其只是江南社会政治舞台的新人而已。留学英国并在光华大学讲授“英国文官制度”课程的费巩教授本身就是世家子弟，其家族在19世纪时出了好几位翰林，好几代都与其他全国闻名的望族联姻。费巩自己就是大总统袁世凯的孙女婿。[68]这些人很多都以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这个地域的传统士绅群体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光华大学的兴办从一开始就获得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照与协助。江苏省教育会是20世纪初一个士绅组织，几十年来一直是江苏省近代学校制度的主要推动者。
张謇和袁观澜等赞成政治经济改革的杰出地方领袖，在20世纪初成立了江苏省教育会。该会成立之后，立即成为江苏省组织得最好、最具影响力的士绅团体之一。该会提倡教育近代化，将其看成工业化和经济改革的职责之一。该会的影响力在中等学校中特别明显。由浙江省教育会的经子渊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概念——相对于传统“道德教育”观念——在各中等学校得到强有力的推行。中华职业教育社1913年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下成立。该社出版自学小册子，并提供簿记和农产品再加工等课程。（注：此处表述有误。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20世纪20年代中期，江苏省教育会由知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主持，促成该会与上海当地工商业界的广泛接触。就如其对手所指责的，江苏省教育会的影响如此之大，声望如此之高，它实际上已掌控了南京东南大学所有教职员的任命权，而东南大学其实是靠江苏省政府官费运作的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前身为晚清的两江师范，在民国初年改制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所高等师范学校在1923年经特许升格为大学，江苏省政府为其经费的主要来源。当时的人相信，江苏省教育会企图将这所新大学建成足以与北大匹敌的学术中心——与其说是要追求学术卓越，不如说是要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堡垒。江苏省教育会后来被认为与“研究系”及梁启超的进步党往来甚密。就如同之前在中国公学一样，梁启超的进步党也在东南大学校园内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力。[69]
1927年国民党进驻南京时，短暂地关闭了国立东南大学，而后又在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下复校，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在上海禁止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一切活动。很多前东南大学的教员和学生突然间就被光华大学接收了，当时几乎所有具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领会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时候光华大学校长为张寿镛，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和江苏省教育会前会长黄炎培同在北洋政府内阁为官。廖世承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为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曾任东南大学教授和东南大学附中的校长。卢前在东南大学读的本科，那时著名的宋词学者吴梅是他的老师。张寿镛还曾任负责监督管理东南大学学校经费预算的江苏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如此，那些界定模糊但广为人知的所谓“小圈子”与“派系”便与特定私立大学相联系了，但人际网络与教育机构间的关系其实往往并不稳定牢固。社会关系趋向混杂多元，个人职责涵盖各个方面，且人际关系的性质也随着环境改变而变化。在某一层面上，可以说有一个关心共同议题的知识界，但与其说是这个知识界是由共识而团结在一起的，倒不如说是因拒绝效忠国民党的共同意愿而团结起来的。很多上海私立大学的教员都不只在一所学校里任教，学者的名气越响就有越多学校要聘其任教。而且，这些教员之间，可能因为诸如亲戚、同乡、朋友、隶属同一政党等等先前的联系而彼此早已认识。共同的过去可能产生敌意，也可能产生同志交情。这些人有共同关心的事务，有纠葛在一起的过去经历，但他们的交情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动员其社会联系，为一致的政治目的服务，毫无疑问还是一个具争议性的问题。
事实上，政治分歧正深深地分化着这个公然反对国民党威权的上海知识分子圈。《中国青年》杂志为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激烈抨击大夏大学受到曾琦（1892—1951）领导下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的影响。这些人过去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右翼成员。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成立于北京，因右翼分子和信奉共产主义的左翼分子间的论战而分裂。[70]在五卅惨案期间，左翼分子谴责大夏大学教职员的“可耻行为”。因为左翼坚信，是学校教职员中追随曾琦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禁止学生积极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和集会，后来还把左翼学生开除出校。左翼分子也指控学校行政部门再三召唤公共租界的警力到校园压制可能发生的学生运动。在左翼分子眼中，大夏大学的行政部门长期为“极端国家主义者”所把持。这些国家主义者坚信要有一个强有力但民主的政治中心，要有一个统一的民族，还要驱逐外国势力，他们是中国青年党成员，视自己为“爱国者”。[71]
虽然极端国家主义者的核心群体最后终于组成了中国青年党，但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学术圈中“爱国者”和“国家主义者”并未在组织上联合起来。[72]当时有闻一多（1899—1946）、罗隆基（1896—1965）和梁实秋（1902—1987）等人的“大江社”，将一些在美国受教育的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一起。[73]闻一多于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暗杀身亡后，被共产党颂扬为爱国者、进步人士、烈士。[74]另外，还有曾琦、李璜、余家菊和陈启天等人组成的“醒狮社”，他们是同乡好友，还曾在北京、上海和法国共同求学。[75]虽然这两个群体间都对民族主义充满热情，并热烈拥护强有力、集中央权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个松散的结盟。前者的成员都在美国受教育，且热衷于文学与艺术；而后者的国外经验则多在日本和法国，专业上的关注焦点在教育方面。两者在社会组成上格格不入。因此，是社会身份上的亲近，而非政治上的不合，使这些在美国受教育的国家主义者与“新月社”成员如胡适、徐志摩和叶公超等交往甚密。这些新月社成员也在美国受过教育，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他们在西方养成对艺术与文学的品位，并因新文化运动而声名大噪，还都鄙视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76]
八、对抗南京：中产阶级学校和自由主义政治
在南京政府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立场到底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是次要问题。他们与国民党的交情很浅。因而，他们对国民党利益（也即对民族）表现出的忠诚是可疑的。毕竟，20世纪30年代，人们还普遍相信“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类的指导方针会严格落实。[77]国民党公开推行“党化教育”也是在那几年。而“党化教育”意味着南京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干涉大学的教授任命。
随着胜利的国民党对上海私立大学的控制逐渐严密，这些学校的非国民党知识分子发现，在此诡谲多变的政局中，他们正处于合法性的边缘。这些不满现状的大学教授不仅仅只是在学校讲堂上陈述个人的社会观点，而且常常在其主编或是出版的刊物中刊登自己的政治评论。王造时（1903—1971）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1930年回到中国后就一直在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并定期在《新月》月刊发表文章。[78]他在文章里大力鼓吹抗日立场。1932年11月，他创办了自己的政论半月刊《主张与评论》。但这份刊物只发行了三期就被当局查禁，同时王造时被迫辞去教职。[79]
王造时的遭遇并非是特例。罗隆基是当初推荐他担任教职的朋友，如今也被迫辞去在光华大学的教职。罗隆基虽是“大江社”的成员，但他也常常在《新月》上发表文章，于是引起当局的注意。然而，王造时与罗隆基并不打算屈服。罗隆基搬到天津的租界区担任《益世报》社论主撰，持续不断地批评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这让国民政府十分恼怒。[80]因为罗隆基避入不属国民党警察管辖的外国租界，他被列入暗杀名单，险些死于秘密警察的子弹下。事实上，南京政府时期，对政治直言不讳的中国人在上海和天津外国租界区，被国民党秘密警察绑架或暗杀，都是很平常的事。[81]
尽管这些挑战与抗议行动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由教授个人发动的抗议活动也激起政治反响，但很少影响他们任职的私立大学的学术课程。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在上海中产阶级大学教书的异见知识分子，如王造时、罗隆基、闻一多、张东荪和曾琦等，往往提出获中产阶级同情的政治立场。王造时和罗隆基武力抗日的倡议也许就是此类情形的最佳例子。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知识分子绝不会在任何特定争论上同心一致，比如在对日政策问题上，胡适就一直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平。[82]也应该注意到，虽然异见知识分子在那些看起来对其政治活动相当宽容的中产阶级学校任教，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言人。一方面因为中产阶级利益本身就是多元的，另一方面也因为知识分子对于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功利主义的根本鄙视。结果，大部分知识分子将其政治上的不满都发表在私人出资出版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大多是在其位于租界的私人住宅里编辑出来的。然而，学校刊物则图文并茂地用大量篇幅赞颂事业成就，描绘时髦都市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那种危险的政治环境中，正是在大学校园里，新兴都市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聚在了一起，时不时地就某个议题合力对抗国民党。但是，知识分子往往冒着生命危险提出异议，而他们的雇主则忙于巴结党政要员，讨好学校董事会里的地方权贵和校董。
九、中产阶级大学的两难困境
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私立大学的大幅度成长是一件好坏参半之事。一旦这些学校的生存都成问题时，其政治立场的选择范围就有了全然不同的限制。就某种意义来说，上海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突出了一种无法调解的冲突：一方面是这些学校推动社会进步的抱负，这一抱负赋予这些学校的早期历史以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中，培养与权贵富豪友好关系的需要。当这些学校日臻成熟，却在财务与政治压力下变得越来越顺从，使20世纪10、20年代中改变社会政治的进步动力日益丧失。世纪之交进步士绅的后人，在民国时期变成了上海中产阶级成员，于是中产阶级的支持就使学校的办学宗旨转向现实性和应用性。
就社会身份而言，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都会自称源于世纪之交的士绅精英阶层。这些人包括那些拥护西方科技和中国工业化的洋务派官僚，回应新型金融和公共事务挑战的地方士绅出身的管理型精英以及大力鼓吹社会政治变革急迫性的通商口岸知识分子。工商业的发展与世纪之交社会政治变化的潮流交织在一起，这一潮流席卷以上所有群体，群体间还往往相互交叠。因此，士绅学者在洋务派官员同意下兴办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这些院校的毕业生在民国时期成为银行家、金融家、实业家、股市大亨、商业经理人、会计师（上述这些都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行政官员、新闻记者与教育家。
士绅—商人、官僚—企业家、精英—管理者、学者、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那种无法将他们区分的社会氛围中走出来，正处于日后几十年社会变迁的初始阶段，那些投身工商业界的人和那些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分道扬镳了。工商界资本的经费捐助让上海私立中产阶级大学不必再仰赖国家官款补助，从而给予这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政府控制的自治权。这个自治权不管怎么地成效不彰，然而都使中产阶级学校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其政治异议的政治天堂。然而，中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区隔已经变得如此显著，以至于城市专业教育的旨趣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抱负在20世纪30年代已截然分开。中产阶级所关心的东西，表现为功利性、技术性、城市就业与西化生活方式等方面。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部分基于对人类理性的坚定信仰，仍然继续鼓吹五四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
当左翼与右翼把持了政治辩论的主题和走向时，第一代学生用以唤醒社会大众的高调言论转而指向私立大学本身。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批判传统的改良派士绅学者已经全面拥抱西方，把各种西方模式作为中国的榜样——从资本结构、工业发展、宪政到相信人类理性的启蒙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使中国社会和政治恢复活力。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学校的学者，不论是老师或是学生都一样，被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批评其城市生活方式的西化特征，又被左翼激进分子攻击，说他们身为新兴中产阶级成员又未能深入大众。
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批评既是针对文化的，又是针对阶级的。因其物质享受与对外国影响的欣然接受，中产阶级大学受到责难。国民党人把中产阶级对西方的开放态度视为文化背叛，共产党人谴责上海财富来自阶级剥削。讽刺的是，多变、复杂、多元的上海中产阶级，竟然被当做一个阶级受到攻击。20世纪30年代上海那些富裕、具影响力、有教养、受尊重的人，有各种各样社会成分，从高度西化的到刚刚进城的，从大资本家到受薪雇员。同时，受雇于资产阶级学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人的价值，而非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知识分子与在北京的国学家志趣相投，鄙视为他们提供庇护的商业环境中的务实功利主义。上海的中产阶级不仅仅处于左翼与右翼的攻击之下，他们自己也是一个松散的同盟，缺乏有力、明晰的核心价值与定位。
本国私立中产阶级大学所特有的政治紧张与困境，基本上不存在于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历史中。与其他教育机构相比，这些规模较小的本国私立大学在财务紧张和政治压力下独力奋斗。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知识分子间松散且短暂的结盟，对国家权力只具有微弱的制衡作用。至少在上海，这些本国私立大学的发展沿革显示了，它们从清廷权力衰亡的那些年里勃兴的社会主导力量（societal initiatives）中，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那些起而取代旧帝国士绅的人，从一开始就处于内部分化状态。南京政府一旦宣告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就很快沦落为无甚作为的政治反对派。
尽管中国公学于1932年停办了，但大部分上海地区的本国私立大学在南京政府十年的前期都得以维持下去。不过，维持生存的代价就是某种制度脆弱性。这些学校面向城市，又渐渐认同于商业和财务的实用价值观，它们只有将自己限制在城市之中，疏远边远内地，才能获得成功。尽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教员的存在，功利主义还是主宰了这些学校，这深深地切断了其社会和文化根源，以至于几乎所有这些学校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被政府权力轻易俘获，它们与这座新兴城市阶级的联系也就此被切断。大夏和复旦1945年后重回上海，但都已改制为由政府控制的国立大学。城市中产阶级所保持的独立自主的私立教育领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