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至1919年之间，欧洲发生战争，上海的殖民历史也随之经历了转折。在欧战之前，西方帝国主义19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影响力达到顶峰。在欧战期间，由于列强在本土卷入战争，在东亚的势力逐渐衰弱。尽管这种变化十分隐微，但在当时的局势中仍然发生了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在上海的人数稳步增加，他们的活动能力也日益加大，逐渐取代了欧洲国家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优势地位。这个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余年间日益显著，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独步东亚，算是势力达到巅峰。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国家专注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给予上海的华资工商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华资企业空前繁荣，中国的金融以及制造业开始与日本在上海的工商企业相互抗衡竞争。
新的经济繁荣带来了相应的社会代价。轻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移民进入城市。农村移民数量的大幅升高增加了城市社会里的张力。20世纪20年代被认为是上海社会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五四之后、南京政府成立之前，上海出现了各种规模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劳资纠纷不断。
在学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学生政治运动新纪元的开始。[1]北京的五四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学生抗议运动。[2]当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开以后，其他城市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纷起仿效。在北京，学生们沿街游行并高呼爱国口号，抗议的对象不仅是日本，而且更针对所谓丧权辱国的北洋官吏。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全国许多省会城市的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长江下游地区的学生还组织了抵制日货和查抄不合作商店的活动。在上海，从北京来的学生代表联合当地学生、上海总商会以及江苏省教育会，组成了一个学界联合会，负责联系其他各界市民团体，共同进行抗议活动。他们举办了大型集会，参加集会的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商人、小职员、学徒、工匠、纺织工人、印刷工、脑力劳动者、公务员、公共汽车司机等。他们还号召进行全市总罢工，除了外国侨民拥有和经营的部门外，整个城市几乎完全停工。各地爱国集会的直接要求是中国政府拒签《凡尔赛和约》，并惩罚参与《凡尔赛和约》的外交官。当时许多城市没有大学，那里的学生运动，就由中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领导。那些更偏僻的连师范也没有的乡镇地，就由初等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领导集会。北大和复旦的学生派出了代表，分赴各省，游说联络各地学生的抗议运动。在大城市里，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起的华资新式企业，往往同情或支持他们的爱国运动。[3]
1919年的政治事件增强了学生对自己作为民族先锋和政治力量来源的自我认识。毕竟，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城市，13000学生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快速地召集一次罢市，这不是一个小成就。[4]早先，由北大的教师和学生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已相当程度地将针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许多方面的反传统能量释放出来。现在，五四运动的集会和示威活动再一次把学生置于全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并因为他们与当局的对抗行动，学生们赢得许多开明者的同情和支持。学运领导者方面，有人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现存框架中的束缚更加不耐烦。受到五四运动经验的激励，许多学校，特别是各省县城的中学，平时风气保守，此时纪律松散，各校学生群情耸动，跃跃欲试，准备将事态控制在自己手中，挑战学校当局和纪律规范。
1921年至1922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上百起校园动荡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数发生在中学，且往往发生在两个高峰期，即新学年刚刚开始之后的9月至10月，期末考试之前的5月至6月。逢此两个时期，校园中氛围不安，针对课程设置和考试要求的问题，学生们往往罢课，闹学潮，挑战教员与校长的权威。[5]
在五四运动中大学生充当公众政治良知，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由于校园政治化，校内思想纷争，所发生的事件表明，即使低俗的动机，也能使学生行动起来。20世纪20年代，党派政治的利益之争渗透到校园之中。而学生因易于情绪化和轻信人言，往往成为校园权力之中被利用的斗争工具。他们常被煽动，卷进学校人事问题。相互对立的两个营垒之间往往会发生打架斗殴，在这些对抗中，使用木棍和绳索是常见现象。地理学家胡敦复从美国留学回国，受命接掌南京东南大学。1925年秋，他到校就任，学生中支持者和反对者分裂为两派，相互斗殴，包围校长办公室，并且殴打企图就职的新校长。这个事件的背后，是胡敦复拥有广东国民党革命政府的支持，并因此获得任命，而他的前任，也曾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郭秉文，却拥有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不愿去任。[6]在1925年至1926年发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另一起争端中，学生们围住校长杨荫榆，不让她进自己的办公室，还强烈要求解除她的职务。杨女士得到教育部的支持，而学生们则有大多数教职员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激烈对抗后，教育部命令解散学校，学生则拒绝听命。于是政府召来了军队，把女学生们从寝室里粗暴地赶出了校园。冲突继续扩大升高，教学停止，课业荒废，学生们整天忙于开会运动，各处奔走联系，募集签名，起草抗议声明。[7]
校园纪律的破坏和党派利益的渗透，使学生们逐渐失去了五四时期在公众问题上的道德立场，影响了公众对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一小部分精英学校的师生在思想上继续激进，寻求有效手段，改变中国。这些北方大学里的学院知识分子（academic intellectuals）开始为城市劳工说话，并公开拥护社会性革命手段，他们的思想，因为新颖大胆，往往使得他们跟一般普通人更形隔阂，需要相互交流，才能彼此沟通。[8]
北洋政府对学生的抗议运动实行武力镇压。在1926年3月18日的那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卫队在北洋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向一群请愿抗议的大学生开枪。这群大学生由李大钊带领，李是著名新文化知识分子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华北区的负责人。[9]
这些知识精英的激进政治思想与城市产业工人运动的结合，后来被证明是抗议运动中最强有力的组合。北京、上海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会，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共产党积极组织城市劳工运动。后来的研究显示，具有知识的技术工人，特别是那些出身于江南手艺人家庭，在上海的兵工厂、船厂、电车公司、烟草公司和印刷厂里操作机械的工人，还有那些需要高度熟练技能的劳工，如木工和丝织工人，都是最能接受这些激进主张的青年。[10]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例，当时的参与者所动员的正是产业工人的生活斗争与知识青年的爱国主义政治斗争的结合，上海大学的师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而这时的上海大学，正受到孙中山所领导的广东国民党的支持。[11]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城市抗议运动结合了“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北洋军阀”的口号。当国民革命军在1926年发动北伐时，革命军及其政治干部们，挟着城市抗争运动的浪潮，在这“反帝、反军阀”的双重战斗口号中，高歌猛进。[12]
在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上海大学在国民党的支持下于1922年成立了。上海大学的诞生，与19世纪70年代圣约翰大学的建立，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士绅学校的创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上海大学任教和学习的大部分是来自各省城市中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迫离开家乡的激进分子。上海大学创立者宣布的办学目标是“根据三民主义原则培养重建国家的人才”，而“三民主义”本身是一种反对（而非拥护）上海殖民统治者和商业领袖利益的革命意识形态。[13]由杨之华（瞿秋白的学生和妻子，瞿秋白1927—1928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领导的上海大学的浙江学生联合会在五卅运动中显得尤为突出，它是上海工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学生社团之一，特别是在英美烟草公司女工中。[14]一些学生在五卅事件中死去，另一些（包括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等）则被逮捕，这都证明了上海大学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参与作用。[15]与其他学校不同，上海大学体现了激进分子利用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政治变革先锋的尝试。尽管上海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几年——从1922年至1927年，但它还是在上海高等教育史上占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上海大学：神话与现实
在上海高等教育领域，上海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的不同在其各自的历史记录中得到明显体现。圣约翰大学的校史年鉴上充满了关于校园日常课业和社交生活平凡细节的可靠信息，而上海大学的校史年鉴上则满是历史性戏剧，部分是神话，部分是现实，部分是回忆，部分是文学创作。歪曲和夸张大量充斥在有关上海大学的记录中。但是，对这一后来被视为革命教育史上独特而辉煌时刻的热情描述，绝不会因为缺乏事实根据而失去意义。相反，它们代表了激进主义者对其理想中大学的愿景。
圣约翰大学的形象，以照片的形式保存在许多印制精美的年鉴、学生杂志和周年纪念专辑中，而上海大学的形象更可能零星出现于公共租界的警方报告里，出现在报纸上预告最近活动的广告里，出现在新闻记者对抗议和搜捕的报道中，出现在描绘知识青年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发挥作用的激进文学作品中。圣约翰大学坐落在“有平整草坪和林荫树的伊甸园中”，受到保护而免于外面混乱世界的干扰。[16]上海大学全是混凝土和砖结构，它深嵌于这个城市中，从未远离上海的大街小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在对往日学生生活的回忆里充满了怀旧情结。他们描绘着年轻岁月的梦想和希望，描绘点缀着消遣、聚会和运动的有计划的学习生活。然而，我们今天检索上海大学所留下来的文献档案以及回忆文字，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当时的参与者充满历史使命感，却全然忽视每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前文说过，圣约翰大学的文献材料，大量描述学生生活的内涵与个人经历。相形之下，上海大学所留下的文字，引导我们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重构大学生活的意义。上海大学的学生不仅仅是上大学，在他们的回忆中，他们好像有意识地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种差异，一部分应归因于文献载体的不同。因为上海大学总是不断给政府当局制造麻烦，所以每一轮新的官方弹压总会使其资料和记录散乱，甚至被销毁。五卅事件后，上海大学两次遭到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的搜检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袭击。北伐胜利后，上海大学被白崇禧的军队关闭[17]，大学大部分行政档案被锁进律师楼的库房。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认上海大学国立大学的资格时，许多人花费了一番工夫才使这些档案重新开放。[18]尤其受关注的是学籍档案，因为国民党一旦追认上海大学为国立大学，有学籍证明的上海大学毕业生作为国立大学毕业生，就可以享有所有国立大学毕业生的特权，包括优先进入政府机关工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随后上海沦陷，这迫使中央政府迁移到中国内地。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大学的档案和文件被装入七个大木箱中，由校友会收藏起来。为了躲避日本的空袭，这些木箱后来被运到安徽当涂的乡间。1937年11月，眼看南京即将沦陷，这些文献又被运到安徽宣城，并希望通过浙赣铁路运到内地。在宣城火车站，由于难民的疯狂拥挤，七箱文献没能全部运上车，只有三箱装上了。剩下的四箱改送江边，等候装船，于第二天早晨，即1937年11月26日，遇到日本飞机的空袭，在轰炸中化为灰烬。幸存的三箱文献最终由船先运到江西，然后经过湖南和武汉，最后到达四川。战争就这样毁灭了上海大学的大部分文件，也因此毁灭了依据档案史料重构上海大学完整历史的可能性。[19]
档案的遗失象征着上海大学在中国的战争、国内冲突和革命的旋涡中为时十五年的稚嫩存在。在部分教师和学生的憧憬及意识形态热情的驱动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据点，这些知识分子领导并启发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如果说一所大学体现了那些支持它的人的集体热情和信念，那么上海大学就是一所为推翻通商口岸体系、掀起社会革命而建的大学。不过，作为推进激进观念的先锋，在与其追求抱负相冲突的环境下，上海大学也寻求庇护和财政支持。因此，上海大学再次开启了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和革命政治间关系的思考。正是在这十年时间里，先前为辛亥革命做出贡献的士绅学堂经历了转变，成为中产阶级子弟的院校。一所大学在激进政治给其带来灭顶之灾前能走多远？那些赋予大学使命感和方向的人具有坚定信念，但制度上的考虑是否会不可避免地使其在意识形态信念方面做出妥协？来自各省的激进青年齐聚上海大学，他们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试验。上海大学历史上这种神话与现实、事实与说法的交织表明，上海大学似乎在其创立伊始就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固有矛盾。
二、激进大学的诞生
上海大学一开始是一所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几乎无甚思想主张。尽管1922年10月23日被当成建校纪念日，但实际上它的创立要追溯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的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0]东南高师是五四运动前由三个安徽人建立的，它默默无闻地位于上海闸北工业区的文化荒漠中，占用了青云路上几座租来后重新装修的民宅。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安徽。东南高师的经营者要考虑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如何筹集供学生住宿和吃的各项费用，并开办一些中文、英文及绘画课程。[21]
1920年至1921年期间，五四运动后，许多激进中学生因为参加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被迫离开了家乡。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先前都就读于位于南方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公立中学或师范学校。他们来到上海，有些通过同乡关系，有些则是被上海报纸上宣扬的广告——入学容易，课程新潮——所吸引，最后他们汇聚在类似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这样的学校里。[22]
在这一特殊情况下，当1921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时，学生们就发现报纸上许多关于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广告都是夸大其词。学生们尤其被学校当局保守、顽固的立场所激怒，这种立场似乎与这些离乡进城、带有寻求反传统新知情绪的青年完全格格不入。这群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在家乡富有组织抗议活动的经验，他们决定自己来掌控学校。学生会建立起来了，并强制接管了学校的教学楼，扣押了学校的管理人员，包括出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当学校校长和校董向警察局和法律机构求助，试图重新控制其产业时，学生们则在当地报纸的广告页上与校方互相指责辱骂。学生们也开始积极地寻找新校长，并希望获得外界的支持以重新组织学校。[23]
1922年发生在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争端在上海引起了广泛关注，吸引了国民党上海支部的注意，但直到整整十个月之后，国民党的著名党员于右任才最终屈服于学生们的请求，同意监督学校的重组。除了于右任在全国的地位和声望外，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无疑是他被推荐给抗议学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与学生最初接触期间，于右任在国民党内的同志曾极力主张他代表闹事学生介入。叶楚伧（1887—1946）和邵力子（1882—1967），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两位主编，将此看做扩大学生对国民革命支持的好机会。[24]后来，于右任作为上海大学的校长，说服了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资助上海大学的运作经费。[25]
后来的文献对上海大学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大量描绘，包括声称上海大学是由孙中山亲自创立的，并准备把它作为孙的革命前哨据点，但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否承认上海大学是其主要教育机构之一仍是个疑问。这一荣誉留给了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两者都是在国民党直接监督下于一年后在广东创立的。后来的发展证明，是广东大学而不是上海大学，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十年期间高等教育下党办大学的样板。[26]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似乎从上海大学创立之初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曾在上海大学中文系短暂任教的茅盾，在1950年后写的关于上海大学早期历史的回忆中指出，当学生开始反抗学校当局时，学生代表就立即前往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寻求指导和支持。这时的国民党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策略。根据茅盾的回忆，正是中国共产党推荐了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共产党的这一选择据称是基于以下理由：如果以上海大学的名义发起募款运动，那么，与联系共产党相比，由国民党公开发起会获得更大成功。[27]
自从于右任出任校长后，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进入上海大学的教学管理层。尽管共产党宣称在大学里从未有过支部组织的存在，但共产党人似乎通过个人推荐的关系网络团结在了一起。以李大钊为例，通过他的关系，上海大学聘用了一大批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通过李大钊的推荐，刚从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劳工部骨干邓中夏（1894—1933）成了上海大学的教师。[28]任命瞿秋白（1899—1935）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李大钊也起了些作用。[29]其他进入上海大学各院系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蔡和森（1895—1931）、恽代英（1895—1931）、张太雷（1898—1927）、彭述之（1895—1983）、李季、李达、高尔松和高尔柏。这些左翼教师大部分也在《新青年》和《向导》编辑部任职。[30]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共产党早期的曲折历史中，其中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后来被共产党宣布为托派分子。另一些人在1949年后共产党的名人榜上获得了一席之地，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年轻时就去世了（蔡和森和邓中夏是最明显的例子），或是壮烈牺牲了（如恽代英、张太雷和李大钊）。
激进知识分子对上海大学的影响，在五卅运动期间达到了顶峰，当时马克思主义理想家设计了学校的课程，并深深影响了学生的政治态度。但是，在此之前，在从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向上海大学的制度转型期间，上海大学的新领导们最关注的还是些平凡而务实的事情。是经费，而不是意识形态，才能解释于右任为何一开始不愿意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一职。而且，正是因为这位国民党资深骨干能通过党内关系为学校赢得国民党资助的可能性，才使推荐于右任担任校长这一提议获得激进青年的认真考虑。
三、大革命前革命实践活动的经费筹措
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大多数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录，都分外强调其社会学系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上海大学学生在反帝斗争中的殉难牺牲，而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资料和留存在台北“教育部”的档案却表明：在上海大学的短暂存在中，学校教职员的许多精力一直都耗费在处理长期的财务困难上。尽管左翼知识分子不屑于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尽管学生先前反对东南高师时期以营利为目的的运作方式，但上海大学校方不得不屈服于这样的现实：上海大学开办在一个商业化资本主义社会里，它从未成功摆脱其散漫无序的形象，被当地人讥为“野鸡大学”。除了其存在的最后几年，上海大学一直是当地人眼中的“弄堂大学”，一所远离主干道蜷缩在工厂区暗地运作的学校，也是租用房舍、没有校园的大学。
毕竟，上海大学没有学生宿舍、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教学大楼、运动场、体育馆等教学设施。像其他缺乏经费来源的私立学校一样，上海大学向学生征收名目繁多的各项费用，严格按时向学生收取学杂费。它登出广告，提供受欢迎并具有商业吸引力的课程，还组织筹款活动。总之，在金钱方面，上海大学与其提供激进社会知识的理想形象完全不一致。学校这方面的历史一直被后来对上海大学英勇革命经历的夸大颂扬遮蔽了。
在高等教育自由发展的十年期间，缺乏足够资金的问题困扰着在上海涌现的所有私立学校。而且，对高等教育而言，20世纪20年代是财源尤其紧张的一段时期。即使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它的代理校长在政府拖欠了半年经费的情况下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北大600名饥饿的教职员工和3000名躁动不安的学生。[31]因而我们也就很能理解，1922年初，当东南高师的学生来请求于右任将其学校转变成“一所真正充满国民革命精神的大学”，以便把他们从“丧失了指导和教诲、虚度青春年华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时，于右任为何表现得很不情愿，不敢贸然答应。最后，在他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一职后不久，于右任就将职位转给了张继（1882—1947）。张继作为革命元老，素来以善于为孙中山的几次起义筹集经费而享有盛名。[32]张继对上海大学经费的正常运转到底有何贡献，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不久以后位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承诺每月拨给上海大学2000大洋作为学校的经费，张继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肯定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即使有拨款，上海大学还是得靠学生的学杂费才能维持生存。尽管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仅能提供较差的教学设施，上海大学仍然收取与那些条件较好的知名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和北大）差不多的学杂费，而燕京大学、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要到几年以后才达到类似的收费水准。[33]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在注册那天按时缴纳所有费用才可以入学，只有在出示了财务部门的交费凭证后才可以进入课堂。[34]在这方面，上海大学的做法与那些真正的公立学校，如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教室和课程一般都是对公众和旁听生全开放的。
上海大学的各种费用名目繁多。尽管学校没有给学生提供宿舍，但仍然向学生收取房屋维修费和伙食费。在体育方面尽管没有正式设施和课程讲授，学生每学期还是得为体育活动交纳1元钱。为了有权阅读阅览室里为数不多的书籍和报刊，学生得在学杂费之外再交2元。课程的讲义费每学期都要单独收，且每门课收费都不同。办理所有大学常规事务都需要另外收费：如申请换专业交10元，参加模拟考试交5元。这样交给学校的学杂费每年总共不少于180元。而且，因损坏学校的财产、违反学校的纪律而征收的不固定的费用和罚金，以及逾期付款的罚单，更进一步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35]
既然学生学杂费的收入对上海大学的经费预算是如此重要，那么入学人数的增加必然可以在短期内改善上海大学的财务状况。在其短暂生命中，上海大学采取灵活随意的招生方式，使学生总体人数得到较快增长，但这却过度消耗了大学的课程资源，甚至到了损害其声誉的地步。1923年秋季，也就是上海大学正式成立一年以后，学生人数翻了一番，总数达到了312人。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学生人数又有了更大增长。到1924年2月，学生总数达到了近400人。[36]这种大幅度增长与其说是因为学校正式教育计划的扩展，不如说是由于允许大量学生以“零售”或非学位方式加入上海大学所导致的。例如，学生被允许选修最少10门课程，每门2元。有些学生只要答应在若干年内修满学位所要求的全部课程并缴纳全额学费，就可以被允许入学。[37]
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上海大学在1924年开设了大量职业课程，目的为了帮助学生能够在法律部门、公共机构、商业公司和中等学校等行业找到工作。[38]这些课程中有一部分由社会学系开设，而社会学系作为上海大学激进思想的堡垒，本身便享有反这类职业的名声。[39]社会学的课程分为两大分支领域。对于那些对贸易和金融感兴趣的人来说，课程有银行系统、簿记、货币理论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等；对于那些对法律和政府机构感兴趣的人来说，课程有“时事”、“政治党派”、“民法和刑法”、“社会经济政策”等。[40]社会学系当然也开设如“近代中国外交史”、“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史”等课程。这些课程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阶级意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因此，社会学系似乎既是商学院，又是革命观念的传播者。[41]
英语系的实用主义倾向甚至更加明显。尽管他们谈了很多训练学生阅读英文社会主义著作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强调的却是训练学生在商业事务方面使用英语的能力。高年级学生除了从大学二年级就必须学习会计学和簿记外，还要学习“公文程式”、“新闻学入门”和“教育学”等课程。[42]
尽管后来的左翼和共产党人试图宣称学校为他们所独有，但似乎有两股相互对立的趋势同时作用于上海大学。毕竟，它是在大革命前所进行的一种激进社会实验。虽然学校的许多教职员号召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但为了维持其本身的生存，学校还得吸引社会上的财政援助。在对当时教育体制的批评中，激进知识分子经常公开谴责中产阶级学校的收费举措，并抨击渗透在高等教育招生程序中的社会偏见。[43]尽管其高调言论声称不管学生财力多寡都要实现教育的真正平等，但上海大学其实也和其他学校一样，仍然最大限度地从学生身上获取经费。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些实际措施仅仅是作为策略手段被采用，它不会损害激进分子为革命所做的牺牲。而且，很可能这两种不同课程设置实际上是由学校内意见相左的两派人士各自提倡的。[44]在上海大学，职业教育这一派最终没有成功地在城市资产阶层中建构信誉。上海大学的教育没有沉浸在单纯的革命理想中，但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提供了激进政治课程，以至于许多城市中产阶级选择对它保持距离。
不管激进知识分子出于策略性考虑，还是仅仅与校内的实用主义者相妥协，他们都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改善学校办学的物质条件。尽管后来关于上海大学的文学作品往往用引以为豪的口吻谈到当年在工厂区陋巷里学生的艰苦生活，但20世纪20年代学校的一贯目标还是像上海其他知名学校那样有一个正常的校园。五卅事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员占领了上海大学在闸北青云路的房舍和财产，作为打击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布的防患措施。于是上海大学开始了一个新计划，想在江湾地区取得22亩空地作为新校园。那时，广东的国民党捐赠了20000元。师生和校方共同努力，投入了筹集资金的行动之中。
那年暑假，学生们自己组织了募集资金小组。代理校长邵力子和他的两个助手高语罕、侯绍裘协调三个各自独立的募款委员会。高因宣扬无政府主义而成名，而邵和侯都是国民党中的左翼，但这三人似乎都积极致力于充当学校的建设者。[45]1925年秋天，新的校园完工了，拥有一栋西式风格的两层宿舍楼、两栋教学楼、礼堂、餐厅、厨房以及其他十三座平房。在教师中，与两个建筑公司协商贷款并对工程顺利完工提供较大帮助的是陈望道，他是学校中文系的教授，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翻译者。[46]
四、连接教室与街头
正是因为在理想社会的目的和物质经济的手段上存在分歧，即使是在新校园投入使用后，上海大学仍然在制度上保持着双轨模式。激进教授们帮助上海大学建起了核心主体，但他们只有从学校正规组织结构和课程中退出来，才能推进其革命目标。正是那些非学历社区课程（extension program），而非常规学历课程，使上海大学在最大程度上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实现其激进主义理想。1924年，当上海大学增开了两个附属部门后，学生总数大大增加了，学生的社会构成（或至少在概念意义上的构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和上海大学附设英文夜校都吸引了大量熟练工人、商店职员、商号学徒、书店和印刷厂的雇工、报纸校对员、小学教师、下层党务工作者等。来自上海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教授他们英语，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以及阶级意识”。这些附属学校不收学费，并免费提供书籍、钢笔和铅笔。这两所学校的入学人数很快就超过了600名，而上海大学的常规学生人数仍然固定在400名。[47]
这些新开设的普及教育课程，由学生自愿参加，工厂工人和大学生在一起学习。白天的大学教室到了晚上就成了工人和学徒的集会场所。[48]学生们在这里热情地讨论当前时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1925年充满张力的夏季，正是这些普及教育和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一起，使上海大学领导下的抗议者队伍壮大起来。[49]
上海大学还主办公开讲座，高调宣传北京新文化运动和广东国民党人提出的主张，这也使上海大学格外引人注目。讲演者来自各处，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和胡适，有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辛亥革命元老吴稚晖。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就这样结成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双方都有代表。讲演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恽代英——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机关刊物的主编；胡汉民（1879—1936），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超过蒋介石；还有戴季陶（1891—1949），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社会主义者，1925年后他成了蒋介石“清党运动”后国民党最著名的理论家。[50]
上海大学在1923年至1925年间的公开讲座都是免费的。这些讲座的主题包括“进化与进步”、“史学要论”（由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加以阐释）、“中国语言的结构”（章太炎讲授）、“东亚与世界”（戴季陶讲授）以及“科学与人生观”（这也是胡适一篇有名的论文题目）。[51]如此，这一系列讲座提升了上海大学作为思想界中心的形象，这里网罗了当时最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在这里及时阐述公众关注的社会及政治问题。
上海大学就这样由两个相当分隔的领域组成。一个是有正式编制的学校，它的教学楼和课程都是为了满足全球最大贸易中心之一上海的城市商业社会需要。另一个是相对不那么正式的（或者说，很难准确定义的）空间，通过暑期学校、社区补习业余课程和公共讲座等，将教室与街头联系起来。后者使上海大学凸显为散布激进社会思想的引领潮流的中心，又在穿插于学术活动的游行示威中，把社会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领域有相互重叠之处，但它们对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观点非常不同。正是在这个非正式领域中，一些来自政治世界的问题，如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等，冲击着学生的心灵，而且往往不是通过学生自己的选择。正是在这里，学生简化了复杂观念以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实用公式。正是在这里，他们热切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正是在这里，当上海大学的学生扮演激进者和革命者的角色时，他们的道德热情受到激发。当茅盾（1896—1981）带着怀旧之情回忆自己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发行激进出版物、自由讨论文化热点和政治问题、对工人和农民艰苦处境的深刻体认。他所用的“学问”（learning）概念是如此趋向于政治激进主义（political activism），以至于几乎无法包容在学校正式教学活动的制度框架内。[52]
五、对学问的激进批评
传说上海大学教学风格的特点之一，同时也是激进教育观念中特别受关注的一个主题，是认为学习是一个为自我提高而奋斗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表现在直接的社会参与中。真正的学习必然需要社会行动，进而最终导向对社会本身的重新改造。这一观念伴随着对学校机构、成绩、作业、考试和学位的轻视，这些制度设计都被看做强行规定学业优秀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则源于偏颇的阶级利益。恽代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周刊《中国青年》的主编，告诉他的社会学系学生，现在的学校仅仅向学生教授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无用的学科，而不能向学生传授关于社会政治实际情况的真正知识。按照恽代英的看法，现在的教育机构还用考试将学生置于消极的服从地位，用强制手段迫使学生把他们的精力用在背诵讲义内容和参考资料上。考试阻碍了学生对真正学问的探索，而真正的学问只存在于直接参与社会的经历中。[53]
与轻视学校常规同时存在的，是把这些进步教授理想化为对学生和蔼可亲的热情导师。对正式学位课程中常见的师道尊严和自命不凡，学生也往往嗤之以鼻。老师反而因其对学生思想上的指导和与学生的革命情谊而大受欢迎。执教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授萧朴，总在上课前与学生聊天，跟他们说笑话，因而广受学生怀念。他的教学风格被描绘为“精心组织”，“讲授条理清晰”，能将深奥的概念予以浅显易懂的解说，并与现实中的生动实例相结合。萧朴十分注意他的学生是否能毫无困难地听懂他的课：他总是把讲课的要点写在黑板上，这些要点他会在讲课过程中反复讲述。无论何时何地，萧朴都愿意回答学生的问题，非常热心教学，且毫不倨傲。[54]
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的特点是活泼浅显，穿插着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实例，并且易于领会。[55]他的教学热忱以及带给学生的洞察力，并没有随着课程本身的结束而结束。早在1923年，上海大学的学生就写文章赞颂他们学校“独特的”师生关系，认为其超出了教室的范围，囊括了学校生活的其他方面。[56]他们心中理想教师的形象，有力地表现了他们对知识的偏好：他们希望知识以简单清晰的术语来表述，免除华丽的修饰和辞藻以及概念上的模棱两可，要准确，还要在科学上有效，要有系统，也要能转换成直接的社会行动。思想不能被当成超然思考的对象来衡量，学问也不能按照某种社会价值来评判。思想必须不仅表现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成为帮助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
“学问”的这一概念背后，隐含着对中国大多数西式大学所提供的学习经历的激烈批评：一种好像完全缺乏道德和政治内容的学习经历。所有这些学校似乎只是盲目地忙于生产大量学位证书持有者，这些人在传统经典和引进的西方课程方面都受过书呆子式的训练，这使他们远离了对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这些体面院校里的大学教育，割断了知识和实践、自我修养和公共责任之间的联系。这些学校培养的知识精英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却牺牲了公众福祉。
而且，西化的院校还使师生关系变得非人性化。这些有着高大教学楼和昂贵教学设施的近代学校，被看做一个有着严格等级的没有感情的地方，既不提供归属感，也不提供指导——那种激励并启发人的指引和支持，将道德意义融于知识传授，而在这里完全没有。[57]
在上海大学的激进成员看来，认真对待常规学术制度是不必要的。上海大学在巩固制度基础方面的失败是一件幸事而非不幸，因为学校意识形态上的漂浮不定和它在财力上的困窘相结合，上海大学的课程往往可以大幅变动。一些课程，特别是社会学系的课程，经常是开设后被取消，然后又恢复。在中文、英文和社会科学三个主要学科领域中，教师的任期往往偏短，因此很多人只是上海大学的匆匆过客，每当个人命运和国民革命的变迁把他们带到上海时，他们就暂时在此栖身。激进分子往往声称，在上海大学，在某种自发的即兴状态中，他们对学问的理想找到了最好的制度表现。上海大学多变不定的课程，还真让此话不虚。上海大学在物质条件上的艰苦，教学课程上的易变，与其他知名大学在教学实践各方面的区别，都被大书特书，以至于上海大学的短暂存在本身，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而非劣势，使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中反制度的理想典范。
六、革命的学业规划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现实在何处终结，神话从哪里开始。换句话说，这种自诩反制度的立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别无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设计？瞿秋白指出，制定上海大学课程大纲者，声称想在南方建立一个新文化中心，这就意味着以国立北京大学作为他们仿效的榜样。[58]在1922年10月颁布的上海大学章程中，上海大学的目标是“依据三民主义原则为建设国家培养人才，提高文化生活的水准”[59]。对国民革命运动和新文化发展需要何种人才的激进理解，影响了这份由瞿秋白起草、被教授评议会所采纳的课程规划，但它仍然绕开了直接参与革命活动的问题。瞿秋白将大学的教学目标分为两个方面：“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建立起牢固的基础”，“在文学、艺术领域形成新的系统”。在这两个方面，书籍和思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学生们在行动上需要应对的是以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为对象的社会民族危机。
瞿秋白直接将研习社会科学与民族解放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研习社会科学是自晚清以来就开始的学习西方军事科技以自强的自然延伸。他认为，当中国人掌握了西方知识时，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就集中到政治和社会价值上——在西方本土环境中，正是这些价值支持了科技增长。发现科技与价值之间的普遍关系，导致了中国人思想上的一场革命，并表现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主要压迫者，亦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那些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复杂到无法理解的现象，更不要说去抵抗了。因此瞿秋白把社会科学看做一种描述和揭露当前社会现实的工具。他设计的社会科学课程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学生们要学习一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运动史。在这类学习中，特别强调最高层的西方科学社会主义，它承诺可以准确地预测历史进化的未来进程。另一方面，学生必须调查当前社会问题，并学习中国社会史。因为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训练有助于揭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产生对形成革命行动纲领来说至关重要的洞察力。
瞿秋白对普适性社会科学原理的热情伴随着他对语言和文化问题的热切兴趣。他的某些主张肯定会招致他那个时代一些著名国学家的愤怒。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已使中国的语言文字受到了破坏，外来用语和母题已经扭曲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表达方式。与国学家一样，他强调研究中国语言的所有方面：字形、语法、训诂、音韵、句法等等。然而，与国学家不同的是，瞿无意继承晚清的考据和学术传统。国学研究的领头人，如陈寅恪和王力，要求对作为一个独特系统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整体抱有深厚敬意——这个系统只有用它自己的术语才能理解，而瞿秋白却提出要根据最新的西方语言学理论来解析中国语言的结构。[60]既然语言是文化价值的体现，那么语言学研究就是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作为世界文化一员的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批评，用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它。
瞿秋白鼓励他的学生探索新的艺术和文学表达方式，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努力以批判态度重估传统士大夫的文化遗产。他所制定的课程一方面强调重视中国传统的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视西方语言学、美学和文学的理论。[61]总的来看，瞿秋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态度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反传统倾向相当吻合。他相信，高雅文化的真正价值只有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中考虑、通过批判性的评估才能明了。但是这种对过去的批判性重估仅仅只是第一步。瞿秋白真正的兴趣在于，在近代资本主义之力将文化从其根源上切断之时，如何在近代中国形成新的艺术和文学形式，使失语者发出声音（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为盲目而混乱的经验赋予意义。[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