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的层面来说，上海大学知识分子的使命既要指导政治行动的进程，又要创造新的文化价值。换句话说，瞿秋白希望他的学生从内心深处把革命当做一项思想事业，而不仅仅是政治事业。上海大学不应像圣约翰大学那样成为一所传授博雅教育和科学知识的西式大学，也不应像交通大学那样成为一所工程技术学院；而应像北大那样重视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学习，应像早期的华人私立大学那样为整个国家的前途规划蓝图。然而，尽管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但立足点仍然应当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内在变化机制。尽管教授古典名著，但要按照当前的关注点来研究过去，并将其作为创造新价值的基础。换句话说，研究近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仅仅是为了超越它们。
瞿秋白认识到，即使大家完全同意学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进行社会革命，但在革命阵营内部，塑造革命意识和领导实际行动的人之间也有必要分工。为了把上海大学建成革命事业的中心，瞿秋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课程计划，设立了要求严格的课业标准。在这一课程计划中，学生们被要求学习内容广泛的课程，而且上海大学的规章制度包括了一系列关于考试和奖惩的详尽规定。这是为了保证学生入学的质量，保证学生不断勤奋用功，使学业出众者脱颖而出。[63]成绩用学分制和班级排名来计算。荣誉、奖励和奖品不是授给那些领导街头抗议的学生，而是授给那些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不管这种考试制度是否完全获得执行，仅其存在就表明，除了那些在后来回忆录中常被提及的上海大学的政治活动以外，上海大学的教师和学校当局认为上海大学在革命斗争中应充当宽泛得多的角色，绝非仅仅是集体性激进活动。[64]
七、通俗社会主义及其激进追随者
上海大学得以从广大地域范围内吸引激进青年，正是由于它在政治上的激进声誉。在上海大学的学生中，来自与上海不相邻的省份如四川、山西、安徽、广东和湖南的学生比例，比上海其他任何一所高校的都要高。还有少量学生来自中国东北、山东、西北及东南亚和朝鲜。[65]上海大学不同于上海地区的大多数学院和大学，与其说它是地区性高校，不如说它是一所全国性高校。这些学生都是大都市中的异乡客。许多学生背井离乡，因其激进政见和反传统观点而疏离于他们的乡土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广东的中学生中，上海大学被认为不仅不要求考试，而且还教人制造炸弹的化学原理。[66]对这些学生来说，上海大学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革命观念，而且还在于其自由风格。
上海大学开设的许多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展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定性影响。阐释这些理论的教师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公众的吸引力。这些知识分子视普及科学社会主义为当务之急，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上海大学是这项事业的中心。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李季，最早将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翻译成中文。他是《资本论》删节评注本《通俗资本论》的编者，他把该书作为他执教班级的指定教材。他还写了《资本论浅说》，并编辑了《马克思传》一书。[67]施存统，曾是杭州浙江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写了《非孝》一文，并因此得到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的呼应。他在上海大学执教“社会科学史”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李俊讲授一门叫做“社会革命史”的课程，采用的指定教材是由蔡和森写的《社会进化史》（从五四时期在长沙开始，蔡就是毛泽东的密友）。[68]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包括安体诚的《社会科学十讲》、李达的《新社会学》（李达，1890—1966，曾是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七个成员之一）[69]、漆树芬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还有熊德善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有这些著作在学生中都销路甚广。而且，上海书店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出版物的一个销售渠道，还在上海大学校内设立了一个门市部，因此一些报刊，如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由著名左翼知识分子编辑的《新青年》，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也能随时提供给学生。[70]
学生、工人和小职员对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有着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出版商抢着出版这些读物。这一市场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这些印刷品大都通过邮寄方式发往内地省份。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是出版这类社会科学读物特别狂热的时期。上海的许多小型出版社满足了对这类出版物的大量需要。例如，施存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一书就不是因为作者想写，而是因为出版商约稿。早在1930年4月，耀华书店的出版商就给过去曾在上海大学教过书的郭真送去了预付款，要求他写一本针对“普通读者”的关于社会科学的书。郭接受了这笔钱，由于没有时间写作，他把这一任务转交给了他的朋友施存统，施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了这本书的主体部分。郭真在1930年3月4日给这部书稿写了序言，并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了一点内容。同年4月10日，这本书的第一版以每本四角五分的零售价出现在书摊上，在该书稿交付后仅仅两个月就出版了。[71]
20世纪20年代后期，各出版社重复彼此的招数，竞相出版一套又一套书名夸张的社会科学书籍。例如，上海平凡书店的书目广告上就有诸如《社会科学大纲》、《社会问题大纲》、《社会主义大纲》、《唯物史观大纲》、《世界社会史纲》、《社会运动全史》、《社会思想全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进化铁则》、《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伦理学》、《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主义中国史》等，以及大量的其他书籍——内容范围从苏联状况到中国农民，应有尽有。由上海华兴书店出版，被上海市警察局查禁的37种书中，三分之一是有关苏联、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另三分之一是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如印度和朝鲜的，以及军事暴动的策略和战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关于劳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科学入门的。[72]复制这些书的主题内容，但仅在标题上做微小的改动，是常见的现象。当辩证唯物主义流行的时候，一个书店出版《辩证唯物法概论》，另一个书店出版《唯物史观简说》，第三个则出版《唯物史观ABC》。[73]
这类出版物都号称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严肃学术作品，其受欢迎程度可以从以下事例中看到。出版商与像高希圣和郭真这样的作者约定“编辑和翻译”多卷本读物。这些读物的主题涉及社会运动、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新经济、新政治科学、新社会学、第一国际运动史和社会进步史。高和郭的出版商为他们的著作打广告，称其是大学教材的理想选择。这些书的广告词多为“便宜”和“通俗”，“已被许多教授指定为课本和权威的参考资料”，“很快售尽”，“自第一版后已重印了好几次”等。出版商夸张的广告还声称，这些书籍提供了对人类全部社会经验的阐释。简而言之，这些书为那些急于想了解最新社会思想的读者提供了权威解说，而且还用读者所期望的浅显语言和小巧装帧。这类出版物与上海大学之间的联系，至少在出版商的眼里被看做图书市场上的一笔财富，即使在上海大学1927年被新政府关闭的情况下也还是如此。在广告中，郭真那套《社会问题大纲》的第三卷据称是以郭1925年春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备课笔记为基础的。广告还保证，只要读了这本由老资格的激进知识分子撰写的60万字著作，读者就能学到一个近代进步青年必须知道的关于劳动、农民、妇女、民族主义、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一切知识。
一些出版商的广告的确与作者本人的信念相一致。例如，施存统就认为唯物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为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类经验提供明确的解释。施写到，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过程和社会基本原理的学科。社会学知识为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指明道路。[74]当他抬高社会学研究的地位并认为有必要学习经济学的同时，他还摒弃了政治学和法学，认为它们显然是属于美式“资产阶级”的学科。施指出，政治的本质是强制力（coercion）和阶层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权力是罪恶的，当社会主义乌托邦降临并将平等带给所有的人时，就不再容许有政府了。[75]同时，法律不仅体现了剥削的阶级关系，而且是政治压迫的工具。施指出，立法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需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依赖于他的财富地位，因此统治阶级需要采用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保证私人的利益。[76]施存统并不认为犯罪和贫困反映了作为个人的失败，相反，他直接将此归咎于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均和阶级剥削的社会制度。在一个真正无阶级的社会里，既不需要道德说教，也不需要宗教教义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在那里人们有着完全的自由，也没有贫富之间的对立。[77]
施存统对贫困的讨论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缺乏道德合理性的看法，对那些与他有着相同背景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是一大批来自各省乡镇的新来者，都在上海资产阶级的辉煌和殖民权力的阴影下在生存边缘勉强维持；这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住在工厂区的小弄堂里，过着不稳定的生活。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迥异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大教会大学里知名社会学系所教授的社会学。在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具体社会问题，并受到服务社会的观念指导；而在上海，追求社会科学知识的驱动力却来自对政治激进主义的热情以及按照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想象重新改造社会的愿望。[78]对知识要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的要求，伴随着对行动的急切向往。结果，瞿秋白为了智慧上的卓越而试图建立的课业标准，就这样被学生实现其所学教义的热切行动破坏了。
八、事后追忆与历史过程的比较
早在1923年，上海大学的学生就有意识地谈起他们的同学有志于拯救国家和参与社会行动的独特性。[79]五卅运动中，这些学生有的流血，有的牺牲了。1927年的春天，当白崇禧的军队关闭了整个大学，并在学校清除被疑为同情激进主义的学生们时，有更多学生遇难。这些事件在学生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早先在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中充当先锋角色时，学生们已培养起了自信心，如今身处逆境，受难之余和英雄主义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个形象在后来的作品中受到高度赞扬，从而成为上海大学备受称颂的传统。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大学的形象逐渐定型，为牺牲学生作传记的作者美化了这些记忆，描述上海大学的精神如何激发起令人敬畏的激昂情感。“上海大学”这个名字在人们脑海中唤起的形象是充满着革命热情的青年；它唤起的场景是被强烈的情感所触动而准备爆发行动的大批群众，是传单在空中“如雪花般”飘散的情景，是煽动性演说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还有机关枪、监禁、死亡、苦难以及坚持斗争到底的不屈的意志。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在教室里热烈地讨论时事达到详尽彻底的程度”的生活，是“在街头从心底里向外倾诉，含着血和泪地表达热爱国家的激情的演讲”的生活，是“在印刷厂忙碌地工作以向外传送信息来凝聚民心”的生活。[80]
受难学生的传记作者用文字保存并强化了上海大学的形象，这一形象使某种经历理想化了，与瞿秋白对上海大学的期望有很大的不同。青年学生参与行动的冲动，代替了对塑造未来社会的冷静、深沉的反省。热情被浪漫化到如此强烈的程度，以至于条理性濒临崩溃。一方面，学生的政治激进使上海大学在学校本身被关闭之后，仍在校园之外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类激进活动给大学带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镇压，从而使瞿秋白偏于理智的努力归于失败——他试图在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将大学和革命结合起来。
因此，主要与上海大学的历史相联系的传统，仅有部分源于有意识的制度性安排。像复旦、中国、大夏和光华四所大学一样，上海大学产生于学生的反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早期学生的抱负塑造定型的。当其他的学校被驯服成中产阶级的学校后，上海大学依然保持不羁——在富人和有名望的人的眼中，它永远是“野鸡大学”。学生生活的特征与其说是被学校规划的，倒不如说是由它周围事物的发生、发展所决定的。因此，最充分表达上海大学学术文化的激进特征的领域，可想而知，是在寄读与旁听生的个人生活中。半个世纪以后，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回忆了她在1924年至1925年在上海大学作为一个旁听生的生活经历。
丁玲（1904—1986）到达上海后，与她的家庭和家乡的大环境都疏远了。[81]由于受到名师的吸引，她在上海大学旁听了文学课程。[82]在她的回忆中，学生生活围绕着创作、听课和半集体化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长期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在上海拥挤的弄堂中。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不时辩论时事和文学理论问题。朋友和同志之间在知识和个人关系上都十分热情。这里有着太多的激情和理想主义。然而，在他们的关系中也有紧张、不和谐和不稳定。这是一种献身于公共事务、献身于攸关国家命运的观念和行动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封闭的、几个同志结成小团体的生活，他们十分在意自己政治上的少数派立场，并在内部相互寻求支持。浪漫、革命、个性解放和寻求社会公正等等交织在一起，成为上海大学学生生活方式里一个令人难以索解的主题，并被私人回忆和传记不断描述着。[83]
当然，现存台北，过去曾保存在南京教育部空房间里的档案材料提醒我们，上海大学的实际情况可能并不那么理想化。上海大学无法（不一定是不想）建立一个稳固的制度基础。虽然上海大学顺应上海通商口岸环境下的职业发展需要，开设了相关课程，甚至为筹集资金也做出了相当努力，但它仍然不能像上海其他知名私立学校那样获得私人捐赠。20世纪20年代，一些其他大学也发源于学生与当时学校管理部门的对抗，如光华和大夏，但这些学校在开办时却得到了慷慨的私人捐赠，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享受着大量捐赠。这些代表商业财富的捐赠者，或来自上海，或来自长江下游，或来自东南亚，这样拥有巨资的人显然是上海大学校董事会所缺乏的。丁玲等激进知识分子盛赞学校在管理方面的无序和无政府状况，并将其归因于其建校时的有意设计，而档案材料所显示的上海大学，则一直试图施行有力的行政管理和课程指导，但屡试屡败。
上海大学这两个版本的历史都有其重要性。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确实发生的事，而私人回忆则表明了对所发生事件建构出的信念。[84]当上海大学消亡时，这两种形式的证据必然合而为一。教育部档案材料里对上海大学最后阶段的记载，语气压抑，简明扼要，等于含蓄地承认了激进主张的合理性。尽管国民党与上海大学有联系，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已经在学生中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而且他们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念已经对所有这些学生发生了重要影响。
九、暴力的结局
1927年春，上海大学在上海东北部的农村地区江湾镇西侧的开阔地买了一块永久性地产。当建设初步完工后，400名学生搬到了新校园的住宿区。那时，通往学校的路还没有修好，学生们只好在春雨后的泥浆里艰难地跋涉通过。宿舍不够用，那些后到的学生被迫到附近的村子里寻找住处。[85]
接着，在1927年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新校园刚投入使用几周之后，薛尚实，一个从广东来的高年级学生，从二楼会议室的窗户向外瞥了一眼，看见一队身着灰色制服的士兵从江湾火车站方向快速向学校进发。消息迅速传开，几分钟之内，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四散逃到学校教学楼后面的空地里去了。这群士兵属于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将军的指挥部，他们从福建通过邻近的浙江省到达上海，在那个4月天里逮捕了少数几个留下来的人，并封闭了学校。[86]他们继续搜寻共产党员和在政治上支持共产党的人。青年们被带到了设于松林桥的淞沪卫戍司令部草草受审，许多人被处死。北伐中国民党清除共产党员的“清党运动”从此开始[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