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上海大学在北伐军占领之下关闭，宣告了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纪元的到来。在此之前，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从广东向北开进时，中外报章每日追随报道，全国各方紧张观望。[1]南京政府一旦成立，全国大学几乎无不受新政权兴起的影响。对教会大学来说，北伐军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校园，一颗子弹在校园内打死了约翰·威廉姆斯博士，所有教会大学校园都因此惊慌骚动。上海圣约翰大学校方决定停办一年，以避风头。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后，不久就解散了江苏省教育会，并禁止其此后一切活动。在南京，与江苏省教育会和梁启超的研究系有密切联系的国立东南大学也同时被解散。政治压力上升，各方控制加紧。针对这种情况，自由主义者、极端国家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研究系中梁启超的追随者都纷纷涌进租界，把上海的外国治理区当做政治避难所。中国公学的自由派校长胡适，因为曾经对孙中山学说的某些方面进行批评，受到了国民党出版物长篇累牍的猛烈攻击。国家主义者曾琦被当做共产党员而被捕。实际上曾琦在政治上的立场比许多反对他的国民党人更保守。自从“清党运动”开始后，共产主义就被宣布为一项危害民国的罪行，许多人被指控为共产党人，被冠上了一项严重、笼统的罪名。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忙于在他们武力所及的范围内到处设立中山大学。1927年，原先在广东的中山大学被改名为第一中山大学，同时杭州和南京出现了第二和第三中山大学。[2]这个时期的教育体制由同盟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主导。他们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推行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度，1927年至1928年间，在浙江、江苏以及北京都成立了大学区。大学区的组织，是把各级教育包括中小学及社会教育都置于地方上的最高大学府之下，由大学取代教育厅、局等各级机关的主管权限。为了建构这一制度，在北京地区（自1927年至1949年称为北平）北京大学跟其他9所职业、技术和商业学院合并组成了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大学的校长也就是河北大学区的最高主管。蔡元培大学区制度的构想在大学资源和人员的调度上引起混乱，结果学潮汹涌，课业停顿，北平大学的计划最后没有成功。我们可以想见，北伐之后各种派系对大学资源与控制进行争夺，必然引起激烈的斗争和风暴。在清华，曾经是五四学运健将、1927年为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罗家伦——所谓“九载清华，三赶校长”——顺利接掌了校长位置。在北平大学，同样是国民党所任命的李书华就遇上许多挑战，争持数月，以北平大学的解散以及大学区制度的废弃作为终结。
同时，原先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也进入了南京政府的重要部门，开始对国家高等教育制度作全盘系统性的修订。戴季陶（1891—1949）自1925年开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逐渐成为国民党右翼理论家，并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发言权。[3]戴季陶的副手，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1893—1963），在1930年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并于1932年成为教育部部长。他在全国各大学里建立了政治训练部，该部的职位都由南京国立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来担任。[4]在中央和南方各省，国民党在各个城市改造了教育。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的各省主要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以及成都的四川大学，加上原先在广东的中山大学——都被改组，与各地的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和其他专科学校重新组合，派任新校长，依据1927年国民党定下的方针治校。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大学都陷入相当程度的混乱（正如中国古语所说的“鸡飞狗跳”），但此后在南京政府的治下，中部各省以省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以党化为中心思想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以国家的资源推进“党化教育”，在风格与内容上，与上海、北京鼎足而立。
上海和北京具有丰厚的文化与经济资源，并且跟中国以外的世界有紧密联系。内地省城的面向与辐射力比起京、沪，则都有所不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看做党国文化的产品，与北京的悠久传统以及上海的新锐专业知识对比交错，共同形成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图谱。
一、自由放任、欣欣向荣：国民党统治前的上海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相当的成长。在为时将近十年的高等院校扩张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企图以国家力量控制高等教育。1927之前，上海的私立教育机构在自由放任的环境中经历了好几年欣欣向荣的发展。1930年，中国大学的总数达到了59所，而在1920年还只有区区11所。最快速的增长发生在1923年至1925年间，这一时期其数量从24所增加到了50所。[5]民国初年的学校，往往只有单项学程，比如培训、法律、医学、农学、工业技术、商业、外语等等。20世纪20年代的成长，包括这些学校在学程上的多元化，从单科走向多科，成为具有一个以上学系或学院的学校。1912年，总共有111所专科学校向教育部注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一数字大幅度下降，到1920年有76所，1925年有58所，1930年只剩下27所。[6]同时，伴随着大学本身规模的扩大，其他各方面的投入也有所增长，比如在基础建设上的总投入、图书馆藏书、实验设备、学生入学人数、教职员数量以及课堂上的总教学时间等，都可以看出来20世纪20年代的成长趋势。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民国初期的二十年之内，大学注册学生数量跃升了10倍，从1910年的少于500人到1925年的超过25000人，到1930年达到34000人。[7]
大学教育的成长，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截至1930年，北京有7所知名大学，而上海有12所，这两个城市各有10000名左右的学生。[8]北京和上海的学生总数几乎占全国学生总数的60％，而剩下的40％的学生则散布在全国各地近12个省会城市中。
我们比较这两个城市的教育情况，可以看出上海要比北京更有活力。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公立大学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而北洋时期中央财政混乱，教育经费短缺，公立大学难以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上海的私立大学则因为城市财富的累积，而经历了一个茁壮发展的时期，学生来源充裕，并且能够承担相当学费。从1912年到1921年，上海年年都有新的私立学校创办。大同大学和神州大学都在1912年创办，南洋路矿学校开办于1913年，民国法政大学开办于1914年，东吴大学法科和中华铁路学校开办于1915年，江东法律专门学校开办于1916年，中医专门学校开办于1917年，同德医学院和上海博爱医院附设医学校开办于1918年，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开办于1919年，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开办于1920年，通惠工商学校开办于1921年。1921年由教育部创办的商科大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一所公立新学校。[9]北京固然是公立大学的重镇，但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开始成为私立工商业学校的中心。到1933年，上海大约有744所初等学校，125所中等学校和33所高等教育院校（包括学院、大学和专门学校）。初步统计表明，上海公立和私立初等学校的比例是2∶7，公立和私立中等学校的比例是1∶9，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比例是2∶7。[10]
在上海的这些私立学校中，不乏许多声名卓著者。但是，其他许多新办的学校，不外是利用城市企业对大学教育急速增长的需要，把上海看成教育市场。文凭的市场价值很高，因为人们相信大学文凭能提高社会地位，提供更好的工作前景。上海不仅是引领中国私营教育事业的中心，也孕育了众多主要依靠收取学杂费来获取运行资金和利润的“野鸡大学”。自1902年清政府关于新式学堂的组织章程公布起，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加紧控制时，共有不少于89所各类上海高等院校在短暂经营之后倒闭关门。[11]在这些自称为学院、大学和专科的学校之中，绝大多数（74所）是由私人创办的。[12]几乎每所学校的倒闭都主要因为创办者内部意见分歧，资金来源枯竭，学生入学人数锐减。[13]
二、控制和调配：国民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颁布了一系列管理高等教育的规章制度。其中一些措施是受政治因素驱动而制订的。在1927年至1929年间采取的另一些措施，主要目的是使以往不受任何国家计划指导而发展的教育系统走上国家管理和标准化的轨道。[14]新政府要求所有学校在获准招收新生入学以前，必须申请通过资格认证。同时，它规定了数套财务、学术和组织方面的标准，以便对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资格认证。资格认证的目的和要求主要有两方面：使教育部能够调查国内所有审查合格的大学的运作情况，因而从中影响或控制这些学校的行政组织和学术规划。同时，也给这些学校规定一个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的财务和学术质量标准，以便通过立法使那些“野鸡大学”不复存在。[15]
高等教育的自由发展，从晚清就开始，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人文、法政学科上。这些科目在国民政府的眼中是既无用处又危险，因为文、法学科常常鼓励思想自由，容易让学生接触到异端邪说。而且，这也导致对科学技术以及近代社会急需的其他专门学科的投入不足。兴办科学教育远比兴办文科和商科学校的障碍多得多，因为合格的师资更短缺，而且还必须有昂贵的实验设备。国民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下令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科之间重新分配学术资源和人员，以期调整在人文社会学科和科学技术研究之间的不平衡。许多资源不足的学校被迫转移，或与其他学校合并。自然，这个政策在执行上避免不了一些政治性的运作。上海大学1927年被关闭之后，重组成为国立劳动大学。1932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把劳动大学跟西安新成立的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合并”。该校是朱家骅在政治上的支持者戴季陶倾力打造的新学校。[16]劳动大学与其说是跟西北农专合并，不如说又一次被关闭，资产被流放。
三、党化和中山大学模式
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质量管理与系统调控不仅出于公众监督的考虑。透过革命武力方才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更把高等教育看做建构三民主义党化国家的通盘计划之一部分。“党化教育”的口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首先出现在广州。五卅运动的开展，让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进一步意识到学校和学生可以是一股革命力量。然而就像国民党当时采用的许多其他概念（包括三民主义）一样，“党化教育”的内涵可以有多种阐释，当国民党从革命统一战线转向1927年的“清党运动”时，“党化教育”的意图更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1928年中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废止使用“党化教育”一词，坚持用“三民主义教育”来代替它。[17]这个文字策略，目的无疑在于想要转移大众的注意力。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大力抨击国民政府“党化教育”的企图。他们认为国民党的整个教育政策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党来控制大学，透过对校长、教授的职务任命来整治思想，压制学术自由。[18]
自由主义者肯定已经完全意识到，国民党力图通过党化运动灌输某种信仰。对学校办学资格的认证程序，对师资条件的严格审查以及由政府监督校产资金等，这些规定都为国家提供了重要工具，使其能直接并且有系统地干涉全国大学的内部事务。但是，高等教育的党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加强控制的问题。在理论上，三民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包含着独特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当时则有广东中山大学的经验可供国民党借鉴。因此在1927年的“清党运动”之后、“党化教育”的制度与规章逐渐成形的时期，中山大学经验就成为为重塑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参考。
在朱家骅管理下的中山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校内设了一个政治教育办公室，负责学生思想训练，并直接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办公室负责在大学里开设三民主义课程。并且监督学生的课外活动，监督范围从学生报纸《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的编辑方针到学生细微的行为举止及学生宿舍的衣物式样等，无所不包。[19]
中山大学一方面高度注意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一方面讲究科学、农学和医学课程的开展。1926年，中山大学建成了南方第一座国人自营的天文台，成为学校的骄傲。这座天文台在中国杰出的天文学家何衍睿和张云（两人都曾在法国留学）的领导下，提供从事计算天文学研究所需的信息。中山大学生物系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他们考察了广西和海南，收集了近6000种动植物标本。中山大学农学院在广东组织了对土壤状况的调查和农业实践活动，使贫瘠的山区可以耕植。他们还组织了对改良水稻品种的研究，其目标是通过利用优良的杂交水稻品种来增加水稻产量，以期最终能“提高耕作者的生活水准，使乡村地区富足起来，以便能提高文化水准”。类似的研究也包括桑蚕业，他们以教会主办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为参考，办了学习班，以便把大学的研究成果传递给农民，成为农业实践上的新知识。[20]
朱家骅做过中山大学的校长、教育部部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在长期的教育行政工作中，他成功地不断建设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档案馆、天文台、气象站和实验农场等大规模文化科学方面的公共工程，并因此而知名。1927年，朱家骅亲自拟定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设计方案，并将它上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后者申请并获得了建设资金。这是朱家骅担任教育主管的典型办事风格。根据他的设计指导思想，中山大学图书馆将着重收藏广东省政府和各级区政府的各类档案和出版物，收藏家谱、契约、法律簿册和地方宗族档案，收藏外国领事报告和东南亚华侨的其他档案文献，收藏有关国民革命的历史资料。[21]
朱家骅治下的中山大学模式所体现的理想，刚好包含了国民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理念的三个关键层面：灌输意识形态，建构物质文明，把握并发挥所在地的实用性。有关意识形态，这是孙中山国民革命以来一贯所强调的。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政权维护之间，更获得了实质上相互表里的作用。强调科学并主要从物质层面理解文化则是中山大学与交通大学等晚清学堂互通之处。政府希望看到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成长，这个成长将会有利于巩固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此，科技进步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或创新冲动，而是为大学所在地的社会福祉作出贡献。在如何“使最大多数的人受益”、“打破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壁垒”、“将革命精神和学术生涯结合起来”这些方面，中山大学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农学家都能为他们的研究辩护。[22]和交通大学的技术精英有所不同的是，中山大学的农学家、蚕学家、图书馆员、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面向本地本省，而不是万方交汇的通都大邑或者国际社会。他们更多地深入内地中国社会内部，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他们从事天文地理、农事物矿研究，必须深入到山区和乡村社会去获取有价值的资料，上海交通大学的技术精英则专攻新式科技，不能不把欧美实验室的最新结果考虑在内。但是，中山大学把服务社会理想化，并将之引申为某种意识形态，最终使大学远离了革命，这是戴季陶对“民生主义”的诠释。它主要关注的是提高普通民众的物质福利，而不是重构社会关系。它不能回答社会规范和正义的问题，也不质疑政府的合法性。与上海大学的激进知识分子不同，1927年以后“国民革命”的指导者完全相信，通过逐步改善经济状况会带来他们所承诺的社会福祉。
四、党化和政府对大学的渗透
使高等教育党化并按照中山大学的模式重塑中国大学的努力，牵涉面很广。对于教会大学，国民政府要求各校把三民主义作为唯一指导思想来尊崇，这个要求与教会大学的基督教信仰相冲突。教育部以审查不合格相威胁，禁止教会大学在校内开设宗教课程，禁止在教室里布道，禁止强迫学生参加礼拜，禁止在大学图书馆里散发有关宗教的小册子或陈列宗教肖像及图画。教育部还关闭了所有的基督教神学院和相关院系。[23]除了圣约翰大学以外，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屈服了。由于教育部规定，所有在中国开设的大学都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这些教会大学纷纷任命华人基督徒担任校长，在名义上或实际上负责大学的行政。
“党化教育”改变了大学校园的风貌，重构了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国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和条例非常之多。根据这些规章，大学生需要熟读“三民主义”。许多社会科学学门的课程之所以设立，只有一个宗旨，就是证明“三民主义”理论的正确无误。校园里大家唱国歌和党歌，礼堂和办公室里展示了国旗、党旗和孙中山的肖像。革命标语贴遍了校园围墙和黑板。国民党的出版物，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半月刊》和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的《向前进》等，遍布各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的书架。军训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女生军训的重点在实习护理。中山装成为大学生的制服。[24]只要在国民政府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都有各种行政命令和组织手段以国家力量来灌输“三民主义文化”。
“党化教育”的影响力深植于各省的主要大学。党化的理想教育在各个地方大学得到实践。比方说，杭州的浙江大学就充分做到把思想教育和地方资源结合起来，开办了许多有地方意义的天文、地理、生物实践课程。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作为教育部规划中的另一支柱，正如校长朱家骅所期望的，积极建设文史课程，意在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争夺知识界的领袖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大学生跟全国许多大学一同进退，请愿要求立即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这个要求跟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有所不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几番折冲之后，决定解散中央大学，并组织了一个“整理”委员会来管理该校事务。该校直到校园秩序重新恢复才重新开学。[25]
国民政府主政时期，中国的高校校园在外观和内涵上逐渐呈现了一致的风貌。这反映了党与国家力量深入渗透到大学行政管理和学生生活之中。通过政治训练部门的运作，国民党干部在大学里得到一席之地。党与政府通过这些干部对大学生活施加各种影响力。国民党组织在校园里公然活动，把学生们吸收进国民党各种基层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包括力行社（1932—1938，通常被称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26]国民党奖励积极分子。这些人通过党务，取得进入权力结构的另一途径。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校园内建立了这些机构和部门的朱家骅，也是浙江警官学校（1928年）的创办者。这两者之间绝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而朱家骅本人也是后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或称“中统”，是一个情报机关）的局长，他也负责在战争期间训练和补充国民党干部。[27]通过这些政治训练机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学暴露在国民党教条的全力规训中，同时他们还处在国民党设置的监视网之下。
五、南京与省城文化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推崇爱国主义，要求强化国家权力，服从党的纪律和领袖的领导。在国民政府的文化想象之中，理想的空间是各省的省城与乡镇，也就是介于沿海通都大邑与内地穷乡僻壤之间的典型中国城镇。国民党文化意象的元素并不都是本土的。蒋介石所仰慕的社区形象与道德标准，实际上是以19世纪晚期普鲁士和日本经验为基础而塑造的。蒋介石提出以普鲁士和日本的小学老师作为教育的典范。这些勤恳的老师谆谆教导他们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公民，培养他们深切的爱国心、纪律性、荣誉感和秩序感。在蒋介石看来，正是这些品质使普鲁士赢得了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使日本在1905年打败了俄国。[28]
这些国民党认为值得效法的外国经验，跟近代中国的上层社会奢华作风大有不同，而跟传统理学教诲却结合起来。1935年夏，蒋介石在四川大学学生和教师的集会上曾经这样说道：“我自己来自于小康家庭，尽管我们自给自足，但是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帮助家里洗衣服、扫地、做饭，每天做几个小时的家务。我母亲监督我并相信我每天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那时候，家里并不需要年轻人来工作，那些家教和节俭却是“为我们长大成人最重要的训练……我们必须从童年时期就养成这种服务和体力劳动的习惯与态度，这是一个合格国民的立身基础”[29]。
蒋介石可以轻易在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教诲中找到对勤俭的称颂。他认为，朱熹曾教导他家族的年轻人从黎明即起床、洒扫庭院着手，开始一天的道德纪律训练。一个年轻人怎样扫地实际上和他怎样回应长者的召唤几乎同样重要；合乎礼仪的洒扫应对，奠定了自律和尊重等级制度的基础。[30]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极端赞美忠诚和自我制约。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文化、提倡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国民党的领袖强调孝道和公共责任。蒋介石相信，中国内地省城社会既是传统价值观念的体现者（这些传统价值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又是导向集体纪律的近代美德的现成渠道。教育的功能就是慢慢地灌输纪律观念，激发忠诚信念，提高知识阶层对中国文化的独特力量的认识，“使知识阶层沉浸在民族精神的沐浴之中”[31]。只有实现这些任务，教育才能够充当民族复兴的工具。
有鉴于对传统社群价值和近代集体纪律的双重强调，国民党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实质上是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并怀疑开放性的知识探究。蒋介石公开谴责自世纪之交以来的整个教育界，认为其“无目标”且“混乱”，因而注定要带来“国家的衰落”和“种族的灭亡”[32]。他谴责自律精神的缺乏，也谴责民族精神的丧失，他同时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自我中心的文人和西化的城市精英。
蒋介石写道：
东方固有文明最注重的地方在于教导衣食住行、进退洒扫……这亦就是现在所谓衣食住行实际的生活。今天的学校教育，却绝对不注重这些道理。……大家要知道穿衣服戴帽子，虽很小很平常的事但是有很大的意义，自可测验这个地方文化的高低与民族的盛衰。……任你到［日本］那一个学校去考察，各位可以留心看，那一个学校寄宿舍，地板洗得干干净净的，书本被服叠得整整齐齐，上课时候静默严肃，那一个学校的学生出去，衣服穿得正正直直，头发剪得端端齐齐……而要看现在国内一般青年……帽子戴得歪斜，衣服扣子不扣，走也走不像样。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国家，他与国家民族有什么关系。
简而言之，中国的知识精英对纪律和秩序毫无认识。“青年为国家的基础”，蒋介石继续道，“如果青年是这样的时候，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当然要濒于灭亡了！”[33]
蒋介石谴责中国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的教育，因为在这一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只是那些“有着外国的观念，自我感觉像外国人那样去行事，行为举止按照外国的标准，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类混合的既非中国也非西方的观念”。这些人只是肤浅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已经在精神上变成了那些知道什么是文化的人的奴隶，而他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些知识精英是愚蠢、狂妄、浅薄和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抛弃了对民族的社会责任，抛弃了中国优越的文化遗产，于是也就腐蚀了民族的道德基础。蒋介石告诉中央训练团的团员，正是像这样的一批拥有高等学位的知识精英投向了敌人的怀抱，成为汉奸，把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34]
在南京和南昌（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总指挥部，这里仍然保持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省城镇的风貌），国民党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内地省会和城镇的理想化生活为理想，国民政府试图挑战中国两个大都会中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个挑战的对象一方面是古都北京（现在仅仅是北平），一方面是上海。蒋介石亲自身兼中国大学生军训团总司令。他敦促中国大学生们尊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每天参加体力劳动，过有节制的生活，早晨用冷水洗脸，饮食节制，工作努力，服饰简单，为人慈孝，敦亲睦邻，爱乡爱国。[35]国民政府对教育的理想不仅是在国内维护国民党的政权，而且是想建构某种文化典范——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重新体现。
我们可以这样说，1927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学术文化范式。在五四反传统的高潮退却之后，北京仍然是中国传统官绅文化的中心，体现了国学的最高境界。上海则调和本土和西方的文化风格，伴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成为新式都会专业精英文化的所在地。在南京，教育理想的推动者既非传统的文人，也非新式的商人，而是以国民革命为己任的技术官僚和政治干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南京的影响力辐射全国。国民政府的存在，通过国旗和国歌，在全国显现。
我们可以把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中国教育的分割形象地描述为北京、上海与南京的“三城记”。在当时人眼里，这三者在学生的衣着上可以找到显明标记。有人身着飘逸蓝袍，是北大的新文人。有人西装革履，是圣约翰大学的资产阶级子弟。有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是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未来国民党干部。对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无论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风范，都可以有所传承，也都有所缺失。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评估这些不同选择所引出的代价与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