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新式高等教育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进行了改造。高校当局对这个发展固然十分不安，然而一般社会舆论对大学当局却也未必全然赋予大量的同情。20世纪30年代适逢经济不景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拿到文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比比皆是。报刊对教育体制弊病的检讨盈篇累牍。据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所载，在1933届毕业生中，近21.8%的人文和法律专业的学生，9.4%的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以及3.2%的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1]1933年，文、法和教育学学士几乎占了当年毕业生总数的一半。我们根据这个比例估算，大专毕业生无业可就的总计达到4500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5%。如此惊人的数字引起舆论对高等教育状况的抨击。但是这些批评者所着眼的范围往往更广，超过对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关注。
国民政府所试图控制的只不过是高等教育行政。公众舆论所攻击的却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结构性分配以及校园文化的社会意义。这些问题不仅出在学杂费的收取超出了一般家庭的负荷能力，而且更出在校园生活具有某些特殊风格，这个风格引导学生消费，牵引了家庭资源的分配。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从传统大学堂到美式教会大学，再到南京政府的公家教育机构，每所学校的收费和生活风格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每一形态中，高等教育的费用都包含了生活风格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高失业率引起了大众对高等教育与其大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内地不景气的萧条更引导舆论特别瞩目城市里大学校园的生活风格，质疑这样的大学教育对现实环境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助益。
一、大萧条后的失业及大学生缺乏就业能力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1931年，伊卡——一个以笔名发表文章的撰稿人——在一本流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学毕业之后该作什么事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现在嘲弄学校的不只是一般公众。学生们对大学的热情消退，他们对近代教育能够提供什么价值失去了信心。……大学生们本身的恐慌和焦虑是同世界性经济萧条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2]20世纪30年代初期，关于近代中国大学生及其失业问题的讨论充斥于各种专业期刊、学生杂志和报纸社论。对大学生们来说，失业的可能对他们的自尊造成沉重打击。管怀琮，国立劳动大学的一名本科生，1930年春这样写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人都在说，一个国家的富强及其文化成就的水平首先取决于其教育水平和国民受教育的机会。……大学生在一个国家的文化知识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大学生是“家庭的支柱”，“社会的支柱”，“国家的生命线”，“人类社会的精英分子”。……现代社会的大学生应该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能够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做出巨大贡献，并能够给他们的家庭以充足的经济支持。这是我们一直确信不疑的。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3]
早些年，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在20世纪20年代大幅成长，需要招聘教授职员，新兴的国民党也刚在南京成立政权，需要填补许多政府公职。那个时代的大学毕业生躬逢其盛，在高等教育体制及政府中找到了工作。还有人受惠于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党务系统的扩充。[4]进入20世纪30年代，情况就大为不同。管怀琮忧虑地写道：“今天大部分的中国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工作。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坦白地说，现在我们这些还在大学里读书的人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失业就感到恐慌！”[5]
像管怀琮这样的学生所表达的痛苦和迷茫，被各执一词的理论家抓在手里，各自予以政治化，阐发出不同的观点。有一派批评者把失业看做社会制度普遍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现存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种从西方资产阶级输入的制度模式所包含的特征，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全不相干。这类批评者通常把教育的失败归因于大的环境因素，归根究底，一切都肇源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侵略性的打击以及封建官僚军阀政权对一般老百姓的阶级剥削。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使中国农村经济破产。根据同样的道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也使中国的大学生失业。古楳有个两卷本著作《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在当时很受瞩目，可以算是这类通俗唯物论批评性作品中涉及最为全面的一个。它把中国高校的可怕现状放在中国经济的总体衰退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来论述。作者认为大学生的失业与本国棉花、烟草、面粉、火柴、茶叶和缫丝产业中工人的失业相类似。学校的拮据是因为军事开支挪用了教育经费，军阀政治和经济剥削又使得私立学校及文化机构财源枯竭。大学生和小学教师因而同属被压迫阶层，与中国的城市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有着共同的命运。
这一派带有唯物论及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批评者着力描绘社会制度在经济剥削之下扭曲，使得作为个体的学生在沉重的负担之下苦苦挣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的利益释放了如此毫无人情味而且不可预估的力量，以至于青年学生在求学的每个阶段中都极易遭遇到完全无法预见的危险和困苦。上大学的费用如此之高，而收费的机制又如此严苛，以至于一旦某名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无论他的学业处于哪个阶段，他都可能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由于政府经费经常被挪作军费，使得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极不稳定，因而在有的学校，学生甚至在交足学杂费之后也不一定能得到完整的教育，因为学校可能因为经费不敷而被迫停课。最后，一名大学毕业生即使已经拿到文凭，要不是他碰巧有门路，也大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那些谋得小学教员职位的人发现，他们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工作环境枯燥乏味，而且长期遭受失业的威胁。在这些批评者看来，近代教育并没有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它实际上反而令知识界的精英社会地位下滑。高等教育体制一方面坚持启蒙与进步的许诺，同时又使得大批学生饱尝焦虑与挫折。高等教育中金钱的重要性使得青年学生的求知欲受到挫折。这些大学不均衡的地域分布，首先使得学生不得不离乡求学，从土生土长的环境中连根拔起，然后又在他们毕业后把他们置于无法立足生根的社会境遇中。[6]
以上归纳的批评观点强调，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们是受害者，他们受害于无情而不公的社会制度，而这一制度正是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阶级的利益所共同支配的。与此并存的还有一种批评观点，这个观点将批判重点稍稍转向，把箭头指向西化的资产阶级，强调近代教育体制是如何为统治精英的利益服务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又是如何被富家子弟垄断成为特权。这第二种批评的重点，旨在攻击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和“商业化”特征，而不是整个社会制度如何全盘为外国势力所笼罩。在这里，由于财力不足而不能上大学的挫折，比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的状况更能激起批评者的愤怒。他们认为，目前依照西方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包含着盲目崇拜金钱这样的特点，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制度的特征。当这种外国教育体制被移植到中国之后，它使得中国的学校商品化，并把受教育的权利变成只有少数具有资产与特权的人才能拥有的商品。在这种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中，上学的费用大到惊人地步，使大众望门却步，以至于令一般人家完全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高校主要是为提升富人和特权者的社会地位而服务的。古楳，广东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这样认为：
中国的新教育，本来是西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事事都讲金钱，因此受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必须以金钱为标准。换句话说，就是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无产阶级变为无识阶级。这样的教育，根本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非无产大众所能享受的。……因此教育愈发成为资产阶级的独占。而一般工人阶级、无产大众，既无资产，只有坐观其独占。[7]
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的阶级性质与古楳有着同样看法的人，并不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陶希圣也同样注意到财富与受教育机会的关系。陶希圣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后来成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之一，抗战期间曾经负责主持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这样分析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社会性质：
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级小学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更就能够升大学的来说，大抵是中资以上的富裕人家。大学则是所谓“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8]
这些谴责表明，民国时期教育制度的弊端，在于教育被用来巩固基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等级，而不是被用来辅助社会阶层上下之间的流动。新式学位与教育不能以知识为基础，帮助人们在经济或权力分配之外找到在社会上升的机会。在新教育体制中，如果没有钱就一定上不了学。相形之下，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度，至少在其理想形式及民间遐想中，牧童有朝一日也可以参加金殿会试，成为状元宰相。教育在旧制度中可以挑战财富的分配，在新学制中，知识与财富的关系却被彻底改变，教育成为财富的附庸。教育体制没能为贫穷但有才能的个人创造向上流动的渠道。反之，近代学校制度的作用是把知识分子的尊荣授予资产阶层上级，它没有为智性建构出对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效的抗衡基础。[9]
尽管这两种批评立场都表现了对当时高等教育社会特质的深切不满，但两者之间仍有不少差异，这差异主要表现在两说对近代中国大学生社会背景的不同建构。当舆论聚焦在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上时，大学毕业生被看做清寒子弟，需要工作来养家活口。但是当舆论聚焦在教育机会的结构性不公时，大学生又被描绘成资产阶级的富家子弟。20世纪30年代，随着党化主张的兴起，大学生的负面形象又多增加了第三个层面。从国民党右翼人士的眼光来看，新式高等教育弊端重重，因为许多大学处在十里洋场或“八大胡同”，沾染了城市的恶习与放荡。这种浮泛与奢华是个人操守不佳的表现，而不是新式高等教育制度性整体缺失的结果，更不是社会结构逻辑性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把目光转向高等教育时，他们一眼认定城市环境的污染是所有学校问题的根源。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1934年写到，学校生活只有表象，缺乏内涵。［10］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3年的一份报告中强调指出，上海（不少于全国三分之一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三分之一的大学生集中于此）大部分大学校园的生活方式过于奢侈、轻佻。
这些大学生们从不关心任何严肃的事情。他们过着娱乐休闲的生活。他们的衣着昂贵，饮食考究。他们消费进口商品。他们经常出入影院和舞厅。他们出门坐着雪佛莱汽车。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他们的学业。[11]
教会大学的学生是大家公认的富家子女。他们上学，一年总共花费数百元。他们花父母的钱，不是为了学习上的需要，而是为了追求时髦的生活方式。根据潘公展的说法，这些学生上大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文凭，作为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不是为求学识。
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刻意攻击在他们看来构成城市环境中腐化堕落的一面。其中具体而微的腐化表现是好莱坞电影的大大流行。在保守的右翼（和激进的左翼）看来，赢利丰厚、刺激感官的美国大片代表了城市生活方式中最为人不齿的方面。这些影片的消费体现了商业文化的败坏及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堕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写道：“好莱坞电影是让人颓废的陷阱！”[12]潘公展十分泄气地指出，大学生之所以最容易受到这样的腐蚀性影响，无疑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英语程度。电影对青年学子头脑的毒害尤其令人悲哀，因为看电影所费颇多，而“大学生们把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间接的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花费在了美国商业文化的宣传品上！”[13]“进口电影是导致青年道德堕落和社会风纪败坏的一切邪恶的根源，它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引入可悲的境地。美国和法国电影是把西方社会低俗趣味和恶劣风尚输入中国的工具。我们的人民每天被如此邪恶的影响污染着心智和灵魂而竟不自觉！”[14]
根据这套思路，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把新式教育的弊端归咎于大都市中大学生堕落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认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依循西方模式在根本上有什么问题。大学生一旦被西方（或西方低层社会）的精神所污染，就会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这就消解了他们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支柱的地位，并使他们变成纯粹的消费者和社会寄生虫。[15]大学生的教育经验如果充满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沾染了校园的不良风气——无论是奢侈、浅薄、懒惰、贪图享乐，还是政治冲动——的缘故。[16]
国民党理论家把重点放在校园生活风气，从而把大学生的失业问题重新定义为大学生缺乏就业的能力。这些批评者认为大学生的失业，是自取其咎。文、法和商科学生的高失业率，并不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有些什么问题。国民党官员认为，严肃认真的学生本来就应该攻读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专业，有了这些硬知识才能为国家物质建设直接做出贡献，而不该把精力放在人文之类的“软”专业。此外，大学毕业生大可通过在农村就业而避免失业。因为大学生拒绝放弃城市生活方式，这才导致了他们的失业。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家明确认为，国民党政府及其教育部的作用，在于把大学生从他们的软弱和愚蠢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把兴趣从文科专业转向应用科学以及其他具有“职业性”和“生产性”的领域。同时，他们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以改革校园生活，敦促学生专注踏实的学问，远离抗议运动的政治空谈。[17]
这些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批评清楚地标明了左翼和右翼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分。那些赞成根本、全面变革的人，他们以大学毕业生所经历的挫折大做文章，谴责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那些政府的理论家则怪罪学生的个人操守风气，认为教育体制失灵是因为学生的个人道德实践出了问题。左翼的论证强调，革命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是改善高等教育的先决条件。右翼的论证则把责任推给大学生自身，责备他们行为不检点，辜负了社会与国家对他们的期望。
但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所作的评论，往往不可避免地歪曲事实，并且包含自相矛盾的成分。精英大学的学费高昂，显然把中上阶层以外的家庭摒除在大学门外。既然事实如此，就难怪一般舆论批评高等教育的靡费以及大学之门为权贵所独霸。然而失业问题受到严重关注，这一事实同时表明，大学生里还是有不少人来自中人之家，怀报期望，希冀以文凭作为出身，通过教育上升，而不仅仅是在原地踏步。尽管高等教育的内容被攻击为徒有其表，高等教育的社会功用和道德立场处处受到批评，但是显然人们对上大学的要求还是非常强烈，以至于如果得不到这个机会，就把这种失落当做一种重大的挫折与悲哀。最后，尽管激进的批评者把大学生的大量失业同中国本土工业基础的结构性缺陷联系起来，同时把后者归罪于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统计表明，20世纪30年代青年学子的失业，明显地出现在与中国经济的近代部门无关的文、法教育领域，而不是出现在工商行业。事实上，学有所专的工程技术和医科毕业生很少遇上供大于求的失业问题。面临失业的多半是那些学习传统文、法专业的学生——也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所批评的那些“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浅薄且易冲动，而且把精力和金钱挥霍在城市生活里的那些人。[18]
高等教育的问题固然需要检讨，但是意识形态论争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无论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或对价值的判断和对症结的解析，都与意识形态的争辩纠缠在一块儿。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单一原因的分析能够平息来自各方的牢骚，才会出现这种众说纷纭、聚讼不休的局面。在学杂费问题上，我们自然可以找到真实的数字，以显示高等教育所需费用究有多少。然而这些数字往往并不能显示高等教育实际上所需要的所有资源投入。20世纪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舆论不仅把高等教育描绘成富人的特权，而且为大学经历冠上“资本主义”或“西化”之类的形容词。当然，早在传统科举制度中，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取得，就已经相互表里。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公众对新式学校制度十分不满，所以转过头来，把传统的书院教育大大地理想化一番。书院被描述成具有多种优点，比如重视社会责任感以及道德教育，收费通融，绩优的学生还有膏火费等等。[19]换句话说，西式高校受到批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收取学杂费。公众对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愤怒不仅反映了一般人对学校费用收取方式的反感，而且反映了他们担心那种基于学费的买卖式关系会侵蚀教育过程中的人伦精神。20世纪30年代对传统书院的颂扬，其实是用反面例证来批评新式学校，对近代中国所引进的西式高校表示普遍的不满。
二、学杂费
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的大学学费，相对于一般收入而言，是十分昂贵的。能上得起大学的只有少数人。这些人从小学、中学一路上来，得连续多年承受相当可观的学费。在20世纪20年代，大学生每年的开支从220~400元不等。这个数字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稳步上升。某些学校在抗战前夕已达到600元。以那个时候的水平，数百元在家庭收入中是相当大的一笔款项。甘博（Sidney Gamble）在1926年对283个北京家庭的收入进行了研究，他的发现表明，北京大部分工薪家庭的收入每个月在20元以下。[20]李景汉在1928年所做的关于体力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独立研究在很多方面证实了甘博的结论。[21]虽然这些数字主要针对的是北京地区的情况，但对更大范围的情况也有参照意义。甘博指出，工薪是当时第一重要的收入来源，占家庭总收入的73％。当时中国城市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平均有四口人。一般家庭的平均人口则是4.6人。[22]这些工薪阶层的家庭——其人口接近北京城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每年的总收入少于300元。而同时，在北京近郊燕京大学注册的学生，单是住校10个月，一个人的费用就在350~400元之间。
如人们所料，学杂费构成大学费用中很主要的一部分。讨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学杂费，不但要考虑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区别，还要考虑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异。民国时期，除了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其他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收取学费。在20世纪20年代，由国家资助的公立教育机构每个学年的学费是40～60元。国立北京大学，这个从清朝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的最重要的公立教育机构，是公立学校里收费最昂贵的。北大学费1917年是60元，20世纪20年代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23]清华在1927年的学费是40元。清华在1927年由庚款留美预备学堂改组成为大学。[24]南京的东南大学是长江下游唯一不以工科为主的公立高校。东南大学在1923年的学费是40元，并且为了回报江苏省财政厅对学校的支持，对江苏学生只收取一半的费用。[25]上海的南洋公学取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建制，以工程技术管理学科为主，学费只收30元。[26]
私立高校大约有二十几所，包括本国学校和教会学校，它们收费比公立大学高得多。20世纪20年代，私立高校的学费在70～100元之间。周恩来的母校——天津的南开大学以及上海的复旦大学，学费都是100元。[27]福建的厦门大学，由在东南亚致富的海外华人陈嘉庚捐资创建，学费70元。[28]上海的同济大学是一所有德国背景的医学与工程技术大学，学费极高，每学年为210元。[29]
南京国民政府十年间，主要公立教育机构的学费没有明显的增长。[30]实际上，无论名义上的学费是多少，北大和清华学生在1928年之后如果不交学费或交不出学费，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学生们强调，民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国民们应当有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公立大学应该是开放的，并且是属于公众的。两校的校方在这个问题上跟学生们的看法一致。当时学者对晚清书院作了研究，往往强调在科举制度下，教育社会精英是国家的责任，而官办的各种教育机构又曾经如何慷慨地免去聪敏勤奋的学生一切学费以作为奖励。[31]因此，北方各主要公立大学的注册处在收取学生学杂费这件事上显得游移不定。[32]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在各省会城市新建的公立大学，如杭州的浙江大学，武汉的武汉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其学费之低也十分引人注目（每学年20元）。[33]在南京政府时期，这些教育机构迅速在生活费用较低的省城招收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国民党所创立的一些党校——如用以训练高层党政干部的国立中央政治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并且还免费提供食宿和制服。[34]
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收费在20世纪30年代上涨。[35]当北京和各省城的主要公立大学减低并放松收费规章的时候，上海和天津的私立学校却提高了学费，并加紧了收费工作。同时，当公立大学对交不出学杂费的学生采取一种宽大态度的时候，上海的私立大学却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给学生送措辞严厉的付款通知单，要求他们按时交费，威胁他们如有拖欠会加上罚款，有时甚至不允许注册上课。[36]
除了收学费，私立大学还特别规定了针对学生们各种行为的不同的杂费或罚款额度。注册迟到要加费，更改选课单也要加费。补考或大考请假等等更要另外加费。[37]有的学校还收取一些特别的附加费用。上海沪江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要交10元的“入学费”。复旦的新生要交5元的入学考试费以及10元的“建筑建设费”。同大夏大学相比，复旦的建筑费还不算昂贵，因为大夏的“建筑建设费”是每名学生每学年10元。[38]
在那个学潮不断、社会动荡的时代，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有一个惯常的做法：在学生入学时收取25元的“破坏保证金”。如果一名学生从大一入学到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从来没有打碎过教室的玻璃，也没有破坏过学校的设备，能平安无事地离校，那么这笔保证金在毕业时就会退还。[39]实验室设备、乐器、体育器材、医疗、校园报纸以及学校年鉴都要收费。这些费用总计每学年10元左右，实际收费视情况而定。私立学校还收取图书馆使用费。复旦大学的“图书馆费”是每学年6元，厦门大学4元，沪江大学10元。而公立大学的图书馆则是向公众开放的。[40]
因此，民国时期关于高校收费的一些特别恼人问题，通常与私立大学有关，与公立大学无关。是厦门大学和燕京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领头带动大学收很高学费的风气。这些私立大学还以各种借口加收杂费，并且收费的时候毫不手软。我们分析在南京政府时期学生所受不同收费方式的影响，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受益于国民政府在首都以及南方城市——如杭州、武汉、成都和广州——所设立的低学费、低生活费的大学，另有三分之一受益于北方公立大学行政机构的弹性收费，剩下的三分之一学生集中在上海和天津这两个大都会的私立大学里，一方面要按时缴纳昂贵的学费，一方面还得对付这两个城市生活上的高消费。
三、缴费和收费
在20世纪30年代，南北方公私立大学收费尺度手续差距加大，除了学校财政来源以外，自然还有别的原因。[41]北方的公立大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不收学杂费，部分原因在于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崩溃以及1927之后向南京政府过渡时期的动荡局势。北洋政府教育部对北方公立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后来在1927年合并成为国立北平大学的国立医学院、工程学院、农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和外语学院——的投入，由于接连几届军阀政府一直忙于派系争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中断了。如果我们仅仅着眼学杂费，这种无序的状况可能给学生带来了一些减免负担的好处，但是资金的匮乏到底严重影响了大学的运作。北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在1925—1927年之间跌到最低点。当时北方军阀混战，北京的控制权在段祺瑞、吴佩孚和张作霖军队的争夺中几易其手。北京9所主要高校愤怒的教职员工几度涌到教育部，抗议拖欠工资，教育部部长虽然同情，也只有束手。北京大学曾经因为交不出电费，拖欠太久，被电力公司威胁断电。同时北大的游泳池也因为没钱维修而弃置不用。[42]
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头几年，国民党人依然主要关注于军事问题，并且将教育预算挪作军事开支，所以这些大学的财政状况并无明显好转。1933年，抗日学潮高涨，在大规模的教员罢课和学生抗议之后，国民政府改变方针，大大致力于稳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资金被迅速投入高校，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教育部掌握的大学，以扭转校园里的消沉士气以及不满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第一轮财政资助中，由于国民党分裂为广东和南京两派，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比其他在国民党影响之下的教育机构获得的资助要少得多。因为四川仍然在军阀控制之下，所以国立四川大学完全被忽略了。对国立北平大学的拨款超过了给北京大学的。国家款项的最大部分给予了国民党主导的两所大学——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它们均位于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43]
南京政府时期国立大学的校长们经常出没于中央政府教育部和其他部门中，忙于为各自的大学争取更多的预算。20世纪20年代后期，教育当局关于如何使用美、英、日和苏联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庚款的去向能够决定一所学校相对于另一所学校在规格和声望上的升降。[44]公费的慷慨投入推动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发展，使之成为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一流大学。同时，当一些学校的声望上升时，另一些的则在下降。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无论与其激进的历史有着怎样的切割，最后还是被停办。[45]劳动大学的停办其实跟校长易培基的离职关系密切。易培基在兼任农矿部部长时，能够直接把农矿部的资金调拨给劳动大学——如此便绕过了教育部的监督，尽管因此他与财政部的摩擦不断。[46]
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领导者来说，筹款都是当务之急，但是他们各自的关注点和结果却是不同的。在20世纪30年代，公立大学的校长们并不寻求以增加收费的方式来解决财务之急，因为他们认识到公立高等学校的资源取决于各校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私立大学的校长们因为绝少有幸能获得国家的资助，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向市场寻求资金。
20世纪20年代私立教育机构的基建和运营经费主要依靠三个来源：永久基金，私人捐助以及收取的学杂费。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燕京大学因为在美国的投资受损，导致基金收入锐减，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此时甚至提出主张，要把燕京大学重组为一个中学。[47]其他学术成就不太突出（或者，以一种更世故的说法来描述，与洛克菲勒基金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这样的财团未能建立良好联系）的私立高校，包括许多集中于上海的高校，这时发现他们的私人捐助收入正在减少。结果他们不得不依靠增加学杂费来弥补开支。1931年到1935年间，像复旦和光华这样的本国私立教育机构，有80％的经费是靠来自学杂费的收入支持，同时一大批其他同类的高校（比如大夏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等等）有50％的经费来自学生缴纳的费用。从学生身上增加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各种杂费的增加以及招生规模的明显扩大。由此，上海大部分私立大学对学杂费收入的严重依赖，与反对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呼声以及对“文凭工厂”的愤怒批评，正是一事之两面。
四、文凭工厂
那些永久性资金较多的教会学校，课程设置比较合理，学生校园活动组织得完善，因此得以表现出足够的教育使命感，使它们多少可以避免被人讽刺为纯然金钱崇拜。而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则常常因为“唯利是图”和专注于财务问题而备受非议。这些“学店”是人们对高等教育“商业化”指控的主要攻击对象。我们以万迪鹤的小说《中国大学生日记》来看当时公众对上海私立大学的拜金倾向如何进行讽刺。
万迪鹤的日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记述了一个来自外省的大学生的经历。他在缴完学费和杂款之后，在到校的第二天就已经身无分文。书籍、戏票和各种文化活动都不是他的财力所能负担的。第一个月的食宿费用掉了他的最后一分钱。他不得不向家里写信要钱。秋天叶落时节，家中来了信，带来了收成不好和粮价下跌的消息，他把他的校服一件接一件地送进了当铺。期中考试的时候，他向一位高年级学长打听行情，听说不用为期中考试担心，但要注意期末考试。他对此的解释把考试成绩与大学当局从学生那里搜刮金钱的渴望联系了起来：
“你要明白，这是我们校董会的‘应用经济学’在起作用，”他解释道，“期中考试在期末成绩中不占多少分量，因此这些考试不值得让忙碌的主管花费珍贵的时间和注意力。期中成绩是指导员给定的。这些指导员都是按小时付费的兼职职员；他们知道把成绩给得太低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所以，期中考试时我们用各种方式作弊：抄旁边同学的，或者抄书，诸如此类。没人管你。期末考试就大不一样了。考题很难，而且校长亲自监考。只要往旁边溜一眼，就会马上被赶出考场。如果没有期末成绩，你就只好在第二年补考。”“怎样补考？”“每门课交两块钱。”“如果我在毕业班呢？”“那你得重修这门课，收费30元。去年有40个学生重修了课程。”[48]
《中国大学生日记》激烈地批评了教育体制最糟糕的一面。大学的校董事会和管理者被鄙视为胸无大志的街头小贩，只会制售文凭，经营“学店”主要是为了获利。教授们被描绘成兼职挣工资的人，他们为了课时费而讲课，同时他们还是对学生的疾苦全无同情心的麻木不仁的反动分子。大学生们不是被描绘为头脑空虚、贪图享乐、不负责任（所以要对他们自己的困境负责），就是被描述为受到不可控制的环境的侵害而心情焦虑。
私立大学所受到的批评还不止于此。“学店”要不断创造利润，就得作些不实的广告或者有意的欺骗。学校大力宣扬办学有方，想尽方法不断吸引大量申请者来填充教室里的座位。每学年开始之前，私立高校都会在上海的报纸上自我吹嘘，以引人注目。中山大学的教育学院的教授古楳注意到，这些广告都遵循某种格式，以显示学校在学术上的地位。董事和学校管理者——那些规划学校财务的人——无一例外地被称颂为献身于公共事务和高等教育的奉献者。教师名单上全是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名人。广告还总会提到学校宿舍提供的近代化设施、建筑的宏伟和校园的优雅。古楳这样写道：
初来上海的朋友们，不免要带着诧异；看看报纸上的广告，没有一个学校不是顶括括的；待仔细去一调查，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一塌糊涂。……学校吸引学生入校而登广告，与商店为推广商品销路而登广告，其意义是相同的。[49]
虽然私立学校的校董事会和行政当局采取某些做法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老百姓看来，这还是因为掌握钱袋的“那些人”道德堕落。是“那些人”，那些拜金的学术企业家，出于贪婪和私欲，把学术机构变成了“文凭工厂”，把对学问的神圣诉求变得滑稽可笑。在经济危机的那些年里，许多私立大学显然一直优先考虑财务问题，却以牺牲学术诚信和尊严为代价。在通俗作品中，这些私立大学的校董事会和行政当局被描绘成恶棍，他们允许金钱势力侵蚀学校，他们的虚假广告误导了青年学生，他们把知识的传授变成了商品交易。
在现实生活中，学生们愤世嫉俗的态度破坏了学校纪律。1926年春天，天津的南开大学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罢教事件，起因是《南开周刊》——一份校园学生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匿名作者，一名南开的学生，讽刺南开校长张伯苓热衷于筹款及其他与金钱有关的事务，并暗示张对金钱的兴趣是为了自己获利。张伯苓震怒了。他在全校的周会上大大抱怨，结果教职员们认可张校长对学校的财政所做的是无私的贡献，对他受到学生的侮辱和伤害给予同情。南开大学的全体教师决定，为支持校长而罢教，只有在学生做出正式道歉之后才结束罢教。[50]
总之，当涉及拜金问题时，民国时期的高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国家和国民党支持的公立学校，一类是靠来自学生的收入维持的私立学校，包括教会的学校和本国的学校。这不仅仅是一个实际开支水平的问题。南京政府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公立和私立高校是以不同的原则在运作的。私立教育机构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和“商业化的”，被称为“文凭工厂”，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单纯因为收取学费，而是因为收取各项杂费及罚款，并且严格强制缴纳期限、催逼债务的手段看上去十分贪婪。与此“资产阶级的贪婪”截然相反的是，公立教育机构正逐步走上另一条路，也即由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在这条路上，1937年抗战爆发后，公立教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公立大学的学生由国家负担全部学杂费（与国家支付军费是一个思路），同时因为日本的占领，高等学校迁移内地，学校被从沿海城市连根拔起，大学生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依附国家的难民。然而，即使在此之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间，公立教育机构还是为学生们提供了不少的补助，包括免费的宿舍、校服和讲义，以延续以往国家养士的传统，学业优秀的学生每月还可以领取“膏火费”作为奖励。
五、作为文化和政治问题的生活风格
大学生上学的费用不仅限于缴纳学杂费。许多学生在校期间大部分的开支用在服装、书籍、旅行以及课外活动。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开支经常会超过单纯的食宿费用，这种选择性的消费往往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价值的取舍和对生活内涵的营构。
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校园生活方式丰富多样，没有一种全国性的学生文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理念的多元化最具体地表现在校园生活的实际差异之中。有些项目，比如宗教仪式、唱诗班演唱、音乐团体、体育团队、英语戏剧表演、社交聚会和舞会、学校年鉴、圣诞庆祝、新年及其他基督教节日，全部源于教会大学，然后传播到上海国人自办的私立高校。另一方面，其他如文人式的消遣、听京戏、读古典小说和泡茶馆等，则盛行于北京以及各省城，高校校园并不例外。一般而言，教会大学的管理者在组织学生的日常生活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有意识地激发团队精神，把学生看成成长中的青少年，以大家长心态保护学生免受有害的外部影响。与此相反，本国的大学当局则对学生的生活采取一种放任态度，基本上继承了传统观念，认为高等学府是成熟而独立的学者的聚集地。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建构了不同的校园文化，其中的不同无论在穿着或者在住宿方式上都有所表现。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高校都为学生提供住宿。这些住宿安排既决定价位，又决定品味，往往是构建校园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一般说来，公立高校都为学生提供宿舍，只象征性收些费用。与此相反，私立高校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平均每学年收取20元的住宿费，十年后这项费用上涨到40~60元不等。[51]宿舍基本上都提供家具。[52]然而，各学校的宿舍条件各有不同。上海的私立高校为了俭省，经常在一个房间里安置4~6名学生，而不是2名或3名。晚上很早就断电，每天热水供应只有几个小时。[53]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手册上充斥各类提醒和规定，目的都是要学生减少浪费。[54]手册对各种细节非常注意，比如严格规定学生书桌上的电灯泡至多不可超过若干瓦。[55]
与燕京和圣约翰大学的生活相比，复旦、光华、大夏、沪江这些上海私立高校的宿舍生活十分逼仄郁闷。燕京的宿舍是两个人一间，其宿舍楼被誉为结构美观、先进舒适、实用方便的典范。另外有浴缸、淋浴、不间断供应冷热水，还有饮水器、电话、报纸阅览室、洗衣设备，每层都有小厨房，还有学校雇用的仆役供学生使唤。燕京大学占地200亩，校园风景如画，位于其中心地带的是未名湖，这些宿舍楼晚上灯火通明，在湖面上映出闪烁的倒影，象征着南京时期那些拥有特权的西化都市精英所享有的安逸宁静生活。[56]
大学校园建筑设计和外观的差异突显了各学校之间的风格反差。燕京和圣约翰这类经费充足的教会大学，校园里有图书馆、实验室、社交大厅、大会堂、运动场、游泳池、体育馆、宿舍楼、办公楼和教学楼。由美国庚子赔款保证财政支持的清华大学，有以花岗岩装饰、铺设木材地板、造价50万美元的图书馆，新古典风格的大礼堂里有钢琴和小提琴，体育馆、实验室、天文台里都配备有进口仪器设备，这些令人羡慕。这些建筑里的所有建筑材料都是直接从美国运来的。[57]
与此同时，大部分的本国大学则勉强将就，把从前的庙宇和王公府邸改造成办公室和教室。北大就是如此。复旦的校舍则是以前的祠堂和衙门。很多地方的高校则利用科举考场和清朝的学堂。许多城市私立高校使用整修过的居民住宅，按需改造，因陋就简。本国公立和私立高校多半杂乱不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会大学建筑风格的统一整饬，比如燕京和圣约翰，都是由美籍建筑师事务所墨菲与达纳（Murphy and Dana）专门设计的。[58]
硬件方面明显可见的差异常常伴随着校园生活方式的整体差异。在一些校园里，学生作息规范统一；但在另一些校园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有些高校坚决主张校园要与所处的城市或郊区的外在环境分离；另一些则允许校园与街市打成一片。北大的生活展现了公立高校面对公众的开放性，而燕京的校园生活则在很多方面代表了完全以自身为中心来构建的学院。
六、封闭校园中有规律的生活：燕京与清华
燕京大学与其近邻清华大学坐落于相对孤立的北京西郊。学生按规定必须住校。20世纪30年代，虽然每年申请燕京的人数不断增长，但它一直把一年级新生人数限制在800人以内，目的是为了在已有设施所允许的范围内保证校园生活的质量。[59]
由于全体学生都住校，燕京是一个封闭社区，学生社会生活的重心在校园以内。学生在校方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社团，这些社团发挥了积极作用，把整个学校联成一个共同体。学生社团的常务委员会由每年的全校选举产生，他们编辑出版校报、周刊和年鉴，组织社交活动和运动会，监督宿舍楼的膳食服务，并且在学校周边的乡村从事慈善活动（办识字班，救济饥民，做社会调查）。[60]燕京的学生有无数的交流机会，包括开舞会，举行野餐，听讲座，或者是做礼拜，在图书馆学习，在食堂用餐。平常上课期间，学生遵循着以学校为中心的统一时间表。周末，燕京的学生则成群结队地一块儿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