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与北京城里的热闹市街有相当距离。这个距离可以用清华学生从学校到北京城西门这四十里路程所需要的时间来衡量。花一毛钱坐火车，据说只需十分钟，但实际上那时的火车很少准时。坐黄包车单程需要整整一小时（约花两毛五分钱）。如果想准时赴约，就得避免骑驴去（花五毛钱）。其他乘公共汽车需要四十五分钟，走路则要一个半小时。[61]
与燕京的学生一样，清华的学生也住校。由于远离城市，清华园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书写中被回忆成田园牧歌。[62]校园专为漫步、吟诗和浪漫而设计。[63]消遣时可以钓鱼，滑冰，野餐，看电影。周六下午是乘公共汽车进城的时候，在北京流连商店、剧院和饭馆，隔夜方归。[64]校园餐饮有茶、咖啡、冰淇淋、巧克力、糕点和甜食。无论会朋友或情人，都不愁无处小坐。[65]
如果说燕京毕竟还对外开放的话，它其实只是向清华开放。由于两校相距甚近，两校的学生之间有大量交流活动，他们一起印刷诗集，发行刊物，排演音乐会，表演戏剧，还一起参加政治活动。[66]有些教员曾在不同时期分别在两校任教。演讲、研讨会、戏剧、运动会都能吸引来自两校的大队人马。两校的大礼堂分别在不同的晚上播放外国电影，以免时间冲突。杨步伟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博学多才的赵元任的夫人[67]，她在一些教授夫人的协助下，在清华大门旁边开了一家叫小桥餐饮俱乐部的小餐馆，吸引了大批来自燕京和清华的食客。[68]
七、受监护：上海私立大学的学生生活
燕京、清华校园生活的自给自足，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所处位置和环境。相形之下，上海的高校如果想自成格局，就得在校园与城市之间营造界限。从上海一些私立高校的宿舍规章里，我们可以看出校方为了防止学生受到大都市环境诱惑所做的努力。这类细致的规章内容甚丰，包括系统地监督学生课后的去向以及建立各种校规来管理学生行为。[69]
复旦大学为了应对上海的城市诱惑，坚持由校方管理所有学生的住宿安排。学生们的宿舍分配根据他们的班级来安排：三、四年级的学生住在离主校园几个街区的两栋宿舍楼里，一、二年级学生和女生住在校园里。如果一名学生想自己安排住宿，必须经历漫长而复杂的申请过程。只有与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住的情况下，学生才被允许住在校外。[70]
宿舍的生活按照明清的保甲制度来安排。每间宿舍选出一个代表，由他向学校负责保持宿舍周边的整洁，维持适当的安静和秩序，汇报学生患病和请假离开的情况，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担保宿舍中使用的学校家具和财产的完好无损。从这些代表们中再推选出一个宿舍楼代表，由他代表住宿学生与校方交涉。复旦的学生就这样组织起来，代替舍监和楼长，为宿舍区的秩序和环境集体负责。[71]
这些规章制度使复旦的学生相互约束，但并不阻碍他们发展出关注国家大事的校园文化。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士绅精英的改革运动曾在复旦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章。同样，复旦的学生也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的五卅运动。[72]正是沪江和圣约翰这类教会大学才积极寻求在城市和校园之间建立屏障，在城市的纷扰之中创造出一种内视的学生文化，并把校方规定的价值和提倡的活动强加给学生。
沪江大学（浸会在上海的大学）严格规定该校学生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迈出学校。[73]这些严密繁复的规则，既反映了学校当局严格管理的决心，也反映了学生在规避学校监控的时候，是如何富有创造及想象力。沪江的学生手册中还有大量的“必须”和“不许”，这些规则醒目地贴在校园各个显眼之处。[74]
沪江大学当局不仅制定行为守则，还通过使用积分（credit point）制度积极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根据学生参与的活动类型及其参与程度，他们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奖励。一方面，这一制度起到了鼓励甚至推动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作用。学生至少要积累10分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另一方面，它也把学生的精力导向具有某些特定价值的活动。但是学校当局显然不希望看到学业被完全忽视。他们规定学生每学期在这样的课外活动上至多只能获得15分。
在积分制度下，课外活动被分为三部分。参与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两个基督教组织、学生会以及体育协会的活动是最受鼓励的。[75]学生还被鼓励参加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科学、教育、国际研究、商业、新闻、音乐、戏剧和艺术。[76]担任班干部也奖励积分。[77]在校际竞赛中为学校争得荣誉的人更会得到特别奖励。[78]
积分制度意在引导学生对社会活动与学术追求作均衡的关注，同时重视智力和体育的平衡发展。但是，既然社会活动和体育技能被看做与学术能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沪江校园的积分制度实际上就造成了一种氛围，使体育和比赛比学业更吸引人。这引发了两个后果：首先，因为体育活动在大学生活中被放在重要位置，这个位置刺激了沪江学生在体育活动上的消耗。许多学生拥有网球拍和游泳衣。还有人购买全套棒球装备，包括球棒、手套和球。这些器材多半是进口货，价值不菲，都在10~20元之间。[79]观看体育比赛要买门票。这些票平均一元一张，看完比赛要跟朋友聚会，这些场所需要穿戴得宜。这类的消费，表现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类的开销虽然是灵活的，但因为牵涉到同辈之间的互动，往往更难避免。[80]
校际体育运动孕育了上海的大学校园中的学生文化，这种文化进而以体育明星和大学选美皇后这类人物为中心发展起来。像《中国青年》和《良友》这样的上海流行杂志专门刊登穿着西装的浮华少年和用丝绸、珠宝装扮起来的微笑美女的照片，旁边是关于各大学运动队“虎将”的特别报道和每个季节新榜校花的显赫家世。[81]这些刊登新闻、闲言碎语、名人、风流韵事的刊物，在学生中与大众中一样广泛流传。这些故事把学生们带入一种自赏情绪，同样也引发大众对大学高墙内的魅力和光彩的浮想联翩。
八、体育运动
如同上海的一些教会大学一样，清华大学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体育。在1910—1929年，清华是所留美预备学校，每年送100名由庚子赔款资助的学生去美国接受大学教育。从一开始，清华的教育就非常强调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因为学校的主管不希望他们的学生到美国时还保持着一副虚弱“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老形象。[82]清华的管理者决心向学生灌输对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的兴趣。学生被要求在每天下午4点放下书本到体育馆运动一个小时。[83]在这一段时间，校方关闭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这样学生就无别处可去，只有去体育馆和运动场。[84]为了确保学生努力锻炼体格，校方要求他们在毕业前夕必须通过游泳、100米和400米短跑、铅球、跳高等各项考试。还要求对足球和篮球有所了解，并具有一定的射箭术。[85]由于以上要求，国学家吴宓当初不得不推迟6个月去哈佛留学，辛苦锻炼，以提高跳远成绩，因为从清华毕业前夕，吴宓的跳远成绩只有11英尺，比达标成绩少了整整1英尺。[86]
美国的影响主导了清华的体育课，虽然这本是受中国人的爱国心所鼓舞的。清华早期的大部分体育教师都是美国人。[87]中国人马约翰于1911年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他领导清华体育部将近四十年。[88]清华很多运动器材都从美国进口。训练理念和方法也主要是美国式的。[89]1919年落成的清华“西奥多·罗斯福体育馆”所用的建筑材料，除了砖和瓦，都是从美国运来的。体育馆中心的花岗岩墙上镶嵌着罗斯福总统的镀铜侧影，上面还刻有致谢词。[90]
马约翰力图在清华显示，体育是如何成为学生文化的基石，这种文化虽然是西化的，但绝不轻浮。马约翰通过劝说学业优秀的学生参加运动队，改变了运动员的公众形象。例如，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就曾是清华足球队的队员。马约翰提倡运动家精神，进而强调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奋斗到底，永不放弃”的精神。不过，清华学业优秀的运动员证明他们同样可以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十余年，清华足球队一直是华北各大学校队联赛的冠军。1925年，清华甚至赢得了华北地区足球、篮球和棒球三项冠军。[91]
运动家精神和强健体魄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生文化开创了新的维度。冯友兰回忆说，在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那几年中，他能一眼看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在精神面貌上的显著区别。冯友兰说，清华的研究生一般注意自己的身体形象以及个人外表。他们步履轻盈，习惯西式服装，而且朝气蓬勃，兴高采烈。与之相反，北大的研究生则行动迟缓，表情严肃，老成持重。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女生中广泛流传的这句话可以证实冯友兰的观察：“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92]
不出所料，北大和师大的运动队从未在华北地区的校际比赛中取得过突出成绩。马约翰回忆说，最初，在清华树立的榜样还没产生影响前，“某些主要大学”的体育教师对他们的工作并不怎么热心。按马约翰的描述，这些教师都不认真。他们早上起得很晚，甚至不洗漱就跑到课堂上；他们在操场上抽烟，似乎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毫无兴趣。[93]而学生则穿着长袍上运动场，一般都逃避团体运动和体育竞赛。[94]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公立大学的财政状况。学校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发展高标准的运动课程。但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体育活动与运动会明显受到美国影响，所以传统学者气质保留较多的学校对这一类活动不太有自发的热情。还有第三点，体育活动与运动会在连接校园共同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似乎主要还是在条约口岸资产阶级的特殊文化风格中，而当本国公立高校对学生进行身体训练时，常常宁愿以军事操练取代运动。
九、北京大学和穿着中式长袍的穷学者
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文化都与流行于大部分民国大学校园的西化风格大相径庭。这栋1935年建造的混凝土结构4层宿舍楼是这一鲜明对比的典型缩影。建造如此不起眼的建筑——有8个独立入口和30间设备齐全的单间——若在燕京大学或圣约翰大学很可能根本不会为人注意，但在北大却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北大第一栋拥有近代化卫生设备并供应热水的宿舍楼。作为它在校内社会地位的隐喻，这栋近代建筑单独矗立在一片开阔地带，与其他建筑拉开了距离。[95]入住这栋楼的特权首先给了那一年的毕业生，他们受邀一体迁入。但是，这一邀请几乎在西斋引起了一场骚乱，毕业班学生在此集合起来，强烈抗议学校由于使用那些并非必要的近代化设备而打算向学生额外收费。[96]
在李季对这一事件的回忆中，渗透着一种鄙视西式舒适的安贫乐道心理。李季是1935届的学生，自命为“穷学者”，后来成为了知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李季坚持说，新宿舍近代化设备需要的额外开支会彻底打乱他不稳定的个人经济预算。[97]北大的宿舍还是19世纪晚期清朝学堂的旧房子，冬冷夏热。盥洗间已经用了几十年，而且当然没有热水。如同当初读书人享受的待遇，人力资源的富余可以补偿物质方面的匮乏。学校雇用了很多仆役供学生使唤，尽管开水需要烧开后再提进房间，而且公厕臭气熏天。[98]
北大特有的住宿区有3个单元：东斋、西斋和三院，这里总共住着600名男生，占北大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东斋和西斋是几排小双人房间，这些房间对面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各种高低不等的草木。虽然房间相当小，但住宿者还是把房间一分为二，他们用书架和床单造出“两块只够上床睡觉的狭窄空间”[99]。
北大学生以喜欢私人空间而知名。只要有门和锁的地方，比如在1935年新建的宿舍里，学生们很快就会躲进他们自足的空间互不干扰地生活。在三院那样没有门的地方（这里的大房间以前被用作教室），北大的学生们则热衷于用床单和书架划分出自己的空间。[100]床单和书不能阻隔噪音，所以像三院这种地方几乎没有私密性可言。但是外表的私密和空间的假相也是重要的，因为公共空间的私密化在空间上体现了个人自主和思想多元的理念。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原则，领导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其声誉的顶点。
20世纪30年代，当反对旧传统的热情平息下来，革命的激情也消散之后，北大的学生开始抱怨在没有集体感的校园之中充满冷寂。[101]20世纪第二个十年年代后期和20年代早期，当新文化运动积聚力量的时候，校园共同规范的缺失允许个人以不同方式运用他们充沛的智力。1915年到1918年间，新文化运动中杰出的学生领袖傅斯年住在西斋4号。傅斯年还有三个同屋，他们是顾颉刚、狄君武和周烈亚。傅斯年是当时最重要的反传统杂志的主要编辑，他的朋友及合作编辑罗家伦每天都来造访。这两个朋友在傅斯年宿舍的一角编辑《新潮》杂志。尽管《新潮》杂志正是如日中天，但傅斯年的三个同屋却都只关注各自的学业。顾颉刚当时正沉浸于古代历史文献的考据研究，后来随着多卷本《古史辨》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他成了中国古代史方面最重要的历史学家。[102]狄君武的兴趣在戏剧和文学方面，一直沉迷于像昆曲这样的传统戏曲的诗化形象和抒情韵律。日后遁入空门、在浙江天目山出家为僧的周烈亚，眼下正全心投入于冥想和佛典研究，对他身边正在进行且不断升温的关于中国命运的辩论置若罔闻。[103]
从理想上来讲，北大的风格是自由散漫的中国传统书院和19世纪晚期高度学术化的德国大学的混合。[104]北大宿舍楼的生活没有共同的时间表。没人理会晚饭铃。如果需要，学生可以打发一个仆役去附近的饭馆买一份简单饭菜，在自己屋子里单独享用。有时候可以在宿舍待一整天。北大图书馆允许学生带走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在北京冬天的长夜里，有电灯和煤炉的宿舍是最适合学习的地方。北大不像其他地方，上课不是强制的。学生无须点名应卯，只要参加考试就行。[105]
学校很少规定“必须”和“不许”来支配学生的行为。几条仅有的规则，也常常是不遵守也不会受罚的。新生住的三院，理应在凌晨1∶00锁门，但是看戏和吃夜宵的人晚归也通行无阻，因为看门人总能拿到小费。[106]
与教会大学不同，北大的宿舍楼没有舍监。对于学生的出入，也没有认真的监视措施。[107]在学校当局一方是自由放任，在学生一方是文人式的对规矩的轻蔑，所以各项规章制度经常是不起作用的。当一名学生离校时，有时他会私自把房间转给外来的朋友。这样的情况很多都未向学校的宿舍管理办公室报告。因为这种“封建”制度通过私人关系网而持续下去，不久校方就无法掌握宿舍的租赁情况了。新生进校时如果没有一个四年级的朋友，那么他的校内住宿申请就会落空。实际上，一部分最好的宿舍被某些并非学生的人鸠占鹊巢，他们在这里住得安逸自如。[108]
“校园”是一个有着核心规划和统一风格的封闭空间，这种观念并不适用于北大。北大独特的“势力范围”东至汉花园，西到景山，北至三道桥，南到东安门。[109]城区建筑和大学建筑犬牙交错，学生们每天要穿越大街小巷才能从学校的这个区域走到那个区域。校园和城区从未划分清晰的界限。北大“势力范围”的外围更是星罗棋布的商业区，学生们在这里光顾饭馆，租赁房屋。
在这个市民与大学师生频繁接触的情境中，校园小说以及描述学生生活的学生作品往往对房东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房东经常被描绘成心胸狭隘又吝啬的家伙，他们不懂得真正学问的价值。[110]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是老舍的《赵子曰》，它生动地描写了“中国的拉丁区”的日常生活风情。房东太太警惕的眼睛永远在搜寻瓦数过高的电灯。傍晚很早就停电以节省电费。公寓仆役回应召唤的积极程度与其所收小费的准确数额紧密相关。而且总会有讨厌的邻居，他们整夜唱京剧，打麻将，喝酒，或者仅仅是咳嗽。这些小市民完全不懂得真正学问的价值，他们向北大的“穷学者”强调了现实：舒适、尊敬、服务和忠诚永远贴着价格标签。[111]
虽然在校内的西斋和三院吃饭每月只需七元，但是大多数北大学生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长期安排。[112]他们经常去公寓四周的小饭馆，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饭菜：北方的、南方的，川菜、湘菜、粤菜，还有所谓的“西餐”。花两毛钱就可以在安静的饭馆里要两份时令菜和一份汤；花八毛钱可以要够六个人吃的全套筵席，包括饭后甜点。常客们可以指示厨师按他们的特殊要求做菜，例如，“张教授豆腐”，再加汤和米饭，大约需要一毛五分。那些想体验社会的人会去汉花园的食摊上吃饭，在那里，几个铜板的大饼是北京黄包车夫和其他体力劳动者的主要食品。另一方面，对有些人来说，吃饭是提醒他们身为“穷学者”之艰辛的又一个场合。社会主义理论家、《资本论》的翻译者李季，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他每天在一个很小的饭馆吃饭，总是要一小碗白菜豆腐汤和两块白面饼，总共不超过七个铜板。因为李季从来不要肉菜，饭馆的主人逐渐放肆到了公开羞辱他的地步，在厨房里故意用他听得到的声音对着跑堂和厨师嘲笑他。[113]
某些饭馆以位处全国学术中心的外围而骄傲。“海泉居”用以自夸的是一幅称赞这家饭馆的书法精美的卷轴，署名是胡适。事实上，这幅精美的书法出自北大学生的伪造，但饭馆主人珍之如真迹。这些饭馆各具特色。“一条龙”以其新鲜美味的面条而闻名，“悦来居”则以服务和品种繁多取胜。饭馆主人经常会向刚上大学的主顾介绍北大周围的饮食文化。1937年抗战爆发时，北大学生匆匆忙忙全体撤离，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留下了未付的账单。[114]
北大校园的学生生活不时穿插着傍晚的闲聊、茶馆下象棋、传统戏剧、诗歌竞赛、时事讨论以及去郊区爬山的愉快旅行。1928届的学生金士斌，那一年与几个同学在刘天华的家里过除夕。刘天华是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在北大设立的中国音乐促进会教授中国音乐。金和他的朋友们不是20世纪末美国意义上的音乐系专科学生。他们最多是鉴赏者。那个晚上，这些朋友们啜饮着甜酒，呼吸着空气中梅花的芬芳，谈论着一些旧书不同版本的优点，听着留声机播放的传统音乐（与单纯的“民歌”相对）。聚会到第二天凌晨3∶00才结束，高潮是刘天华在客人们七嘴八舌的帮助下创作了一支二胡新曲。客人们当时就急切地用业余水平试着演奏这支二胡曲子。[115]
教会学校的学生团体是在学校当局的监控下组织起来的，而且主要关注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事情。北大的社团则与之不同，它们是典型的自愿组织，成员有教职员也有学生，甚至还有一些与北大毫不相关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自愿组织的社团中，有一些重要社团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例如，中国音乐促进会的前身是蔡元培校长在1920年宣布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协会，参加者包括北京地区“所有的音乐爱好者”。《独立评论》是南京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刊物之一，它的编辑部保留了此前二十年间一些重要刊物的核心成员，这些刊物包括《新青年》、《新潮》、《努力周报》、《星期评论》以及北京《晨报》的文学副刊。[116]申寿生是《独立评论》的一个经常投稿人，编辑胡适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但他既不是北大的教职员，也不是北大的学生。申寿生与北大的唯一关联是他曾长期住在北大附近的公寓里。[117]
这些团体的生命力突出了北大富有特色的开放式校园，反过来也说明了并不存在一个内聚的校园共同体。北大的典型形象是在斯巴达式的艰苦条件下坚忍工作的身穿中国长袍的“穷学者”。
十、长袍、西装和制服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有三种式样的服装可供选择：中式长袍、西装、党的制服。宽松的长袍通常用蓝棉布做成，是读书人的传统服装。西装革履，是通商口岸的金融和职业精英的打扮。制服，又称中山装，是南京时期教育部提倡的大学生制服。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国民革命高涨之时，党的制服在大学校园里流行起来。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大多数校园里的风气发生了急剧变化。无论政治上的幻灭是否会与情感的泛滥同时出现，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卿卿我我代替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加上许多大学开始男女同校，学校的抗议运动很快销声匿迹，校园恋情则日渐兴盛。典型的服装也随之改变。因为学者的长袍和党干部的制服都不适于求爱和浪漫，所以西装虽然价格不菲，但还是在大学校园里明显地流行起来。[118]
在民国时期，学者的长袍早就受到两面夹击。对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到2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长大宽松的长袍是悠闲、逃避体力劳动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象征。穿着紧身短衫的普通劳动者在挥汗劳作，穿着飘逸长袍的士绅学者则袖手旁观，沉溺于空洞的言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119]
随着国民党和黄埔军校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长袍因另一种原因受到冷落。军队制服令人联想起力量、纪律、意识形态活力和集体意志。学者长袍则代表着软弱和优柔寡断，象征着处于衰落中的旧文人，与正在崛起的军人及其力量相反。[120]
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校里创建了一支学生军，这既是对军事化社会大环境的回应，也反映了知识精英日益认识到身体强壮的重要性。学生军成立于1924年——这一年军阀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华北地区的城市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北大的学生军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由来已久的地方民兵组织一样，有自卫的意味。而且，蔡元培相信，通过强制学生走出课堂，参加军事操练，可以增强他们的体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军代替了美式体育课业，并且有更多的好处。这时因为美式体育课需要相当大的场地器材开支，并且让校园风气产生某种特定变化。[121]
蔡元培关于学生军的想法被证明大受欢迎。170名学生——接近北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报名参加。在20世纪20年代老舍的著名校园小说《赵子曰》中，穿军服的李景纯被描绘成理想大学生的典型。李严于律己，充满奉献精神，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真诚的朋友。面对腐败，他是无畏的战士；面对不公正，他是永不妥协的抗争者。李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穿着学者长袍的赵子曰，另一位是穿着西装的武端，他们被描绘成正与之相反的颓废文人和随心所欲的势利眼，他们过着追求享乐、不负责任、没有目标的生活。赵和武通宵达旦地打麻将、唱京戏。当那些不知进取者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李景纯却每天都起得很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复习英语，即使在北京寒冷的冬日也不例外。赵和武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疯狂追求报纸娱乐版刊登的最新时尚上，并且落入了北京腐败军阀政治的陷阱。是李景纯教育了他们，并给他们指出一条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122]
老舍的小说所刻画的形象，简洁地向读者描绘了在准军事组织蔚然成风的20世纪20年代，长袍、西装和军装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其他高校很快就开始仿效北大的学生军，学生服装的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早先，在五四运动期间，穿着长袍的北大学生喊着口号打着旗帜走上北京街头。[123]蓝色的棉布长袍和黑布鞋是北大讲堂和图书馆中最常见的打扮，偶尔也有穿丝绸、皮毛或者华达呢的。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至少有一半的北大学生改穿了墨绿色和浅米色的军装式样的制服。[124]
1927年前后，当国民党掌握南京政权之时，这类学生军的训练和财政支持陷于停顿。那一年的“清党运动”给全国各高校带来一片混乱，学生产生了对革命政治的深深幻灭感。激情和积极行动的十年显然已经结束。在老舍的校园小说中，大学生的典范李景纯作为刺杀军阀未遂的烈士英勇牺牲了。他的两个朋友赵子曰和武端则深受打击、精神迷茫。
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民族革命主义的一个转折点。面对日本侵略，出于爱国情绪，大学生们要求在校园里进行军事训练，为中国的武装抵抗做准备。学生的要求源于早先自愿组织的经验，但新政权迅速接管了学生，将他们的爱国热情“国家化”。南京政府很快开始实施对大学生的强制军事教育，伴以国民党教义的政治教育。这些措施在蒋介石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实施。在每周的操练时段，学生们必须穿上军装。于是，这种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自我选择，变成了国民党治下的外在要求。[125]
当女生开始出现在男校的时候，她们被要求穿上夷平社会区别、抹杀个性的制服。20世纪20年代，中国只有少数女子高校，其中包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那段黑暗时期，鲁迅曾在那里教授中国文学。虽然北大在1920年就开始试行男女同校，但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男校中才能明显地看得到女生。[126]清华大学在1929年秋季招收了第一批女生。[127]此后大多数高校都开始男女兼收。
20世纪30年代早期，燕京被公认在三个方面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如云的美女，男生的西装以及校园里花样繁多的社交聚会。[128]在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燕京大学所具有的“优势”显示了男女同校何等深刻地改变了校园的社会氛围。招收女生使校园生活变得更为活跃，学生们共同参与其中诸多场合——宗教仪式、运动会、公共演讲、社团集会、编辑刊物、音乐会、电影、戏剧表演等等。除了招待会和聚会，还有未名湖上夏日的划船，冬天的溜冰。[129]所有这些活动意味着要为此精心打扮，即使你的经济力量已难以为继。据当时的一本指南说，进入大学时，西装是必须要有的装备。在这种氛围之下，一些人认为，哪怕只是晚饭后去图书馆消磨时间也一定要盛装打扮。[130]
在南京时期，挑选大学服装之风盛行。当制服被等同于党的纪律，而西装代表悠闲的城市富人的时候，长袍作为文化认同的象征在20世纪30年代回归了。清华是公立大学中西化程度最高的学校之一，为了证明清华是一所真正的中国高校，而不仅仅是一块美国文化的殖民地，清华学生把蓝色棉布长袍作为他们校园里的主流服装。为了符合军训要求，他们在相关场合及新生入学仪上才穿国家规定的制服。西装则在周末的社交场合穿着。[131]日常所穿则都是蓝布长袍。长袍成为中国大学男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32]
十一、各种形象的并置
地位与开支并不是绝对相关的。单以学费而论，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民国高校中最贵的。但是，如果同时考虑到其他杂费和生活费用的话，在上海复旦、大夏、光华、沪江，天津南开以及福建厦门这些名望稍低的私立大学，学习开支其实更大。私立高校以各种名目收取大量杂费。公立高校的学费要低得多，而且提供很多免费服务，其中包括住宿。一般伙食费也高低不等。在上海的大学，伙食方面的开销一学年至少要130元，而北大和中央大学的食宿费是60~90元。在相对奢侈的清华，伙食费是80~100元。
大学教育的开支在任何学校里都因人而异，具有明显差别。1930年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182名学生回答的问卷显示，每人每学年与上学相关的开支从107~800元不等。这项调查中的每学年平均开支是426元，大部分学生的开支在300~450元之间，至少有103名学生在此范围之内。[133]学费和杂费（用于医疗、体育、学生社团和讲义）以及付给校方的住宿费，全学年总计70元左右。校方认定的清寒绩优生可以减免学杂费。所以中央大学学生的主要开支项目是伙食费。一学年总开支在200元以下的学生的伙食费是64元，占总开支的三分之一；而每学年开支在400~500元的学生的伙食费是104.90元，占总开支的20％~25％。学生花在基本吃喝上的开销严格说来上下幅度有限。但是开支方面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下各项的费用：服装、洗衣店、洗头理发、香烟、糖果、化妆品、文具、鞋、帽、饰品、交通、娱乐、旅行以及社会活动。那些将开支保持在200元以下的学生要缩减社交生活、旅行、娱乐和保持生活格调方面的费用，还得放弃下馆子、喝酒、吸烟等享受。那些开支可观的学生正是在社会活动、娱乐和交通方面花费不菲。[134]
为了供学生和家长参考，各高校定期公布校方估算的个人必要开支总数。这些数字比实际开支要低，因为校方没有把生活格调的要求、城市娱乐的诱惑以及同辈的压力考虑在内。另有一些估算是外界独立做出的。有些杂志的评论者夸大了学校管理者所忽视的那些因素的影响力，强调上海学生在西式服装、奢侈饮食、旅行、近代交通、运动、娱乐、社交活动和谈恋爱等方面的开支。[135]传记和个人回忆录显示，相当多的学生是承受着经济压力、在可贵的自律下完成大学教育的，特别是本国公立高校的学生。因此，这些关于大学开支的夸大说法所包含的敌意，不仅代表着对确实存在的奢侈浪费的攻击，也代表着对与特定生活方式相关的开支的攻击。自诩为“穷学者”的北大学生高声抱怨着那些俗人，抱怨他们的真才实学没有受到足够尊重。而那些在国民党创办的高校里学习、预备成为中层行政官员的穿制服的学生们，当然也招致了一部分公众批评。然而下课时候等在圣约翰大学门口的有的是私家汽车和马车。[136]沪江大学每年产生新的运动队和选美皇后。中西女中定期上演每场门票1元的莎士比亚戏剧表演。[137]燕京大学有的是时髦西装和社交聚会。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的游泳池、体育馆和出国深造成为传统。其他本国私立大学对以上种种充满羡慕，极力模仿。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以上林林总总都进入公众想象的领域。这些想象取决了抗战前夕一班大众对大学教育和学生文化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