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1368—1911》（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1368—1911）；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三部曲》（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以及《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进程与中国进程》（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5］何炳棣在其论文《扬州盐商》（“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中，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商业资本的联合、考据学、官僚政治的影响以及雅文化类型。科举功名和政治任命对显贵精英获得并保持其在明清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在大量的研究中，对其重要性的评估是与其他因素相对照而进行的，如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商业财富，次官僚政治层面的私人关系以及对当地公共事物的积极管理。这些论题已被提出，如希拉里·J·贝迪（Hilary J.Beattie）：《中国的土地和谱系：明清两朝的安徽桐城县研究》，（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u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伊沛霞（Patricia Ebrey）：《清代中国的谱系类别：桐城张姓谱系的再审视》（“Types of Lineages in Ch'ing China：A Re-examination of the Chang Lineage of T'ung-ch'eng”）；苏珊·曼恩（Susan Mann）：《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政治，1750—1950》（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詹姆士·科尔（James Cole）：《绍兴帮：晚清中国的垂直行政派系》（“The Shaoxing Connection：A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Clique in Late Qing China”）；冉枚烁：《中国的精英实践主义和政治变革：1865—1911年的浙江省》（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特别是冉枚烁和曼恩的注意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的社会变迁。书院、藏书楼、学术团体和经学研究（classical scholarship）的存在在从为准备科举而受官方控制的文学和史学中独立出来，这是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讨论的主题。
［6］如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变革的限制：民国保守选择的尝试论文集》（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艾恺（Guy S.Acitto）：《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近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佩里·林克（Perry Link）：《鸳鸯蝴蝶派：20世纪早期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以及较近出版的张灏（Chang Hao）：《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也可参阅叶文心：《戴笠和刘戈青事件：抗战时期中国特务机关中的英雄主义》（“Dai Li and the Liu Giqing Affair：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导言
［1］关于官学课程中理学的最终确立以及蒙古人统治下的科举，参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理学的正统性和心智学说》（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第一章，1~66页。
［2］20世纪头二十年在一些此类省级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早期学生，包括作家鲁迅，毕业于两江（南京）师范学堂；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毕业于湖南（长沙）高等师范；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特务机关头子戴笠和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都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1910—1920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奠定了20世纪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的基础，后者在1927年成为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而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立中央大学与金陵教会大学合并发展为今天的南京大学。湖南高等师范间接辅助了湖南大学的建立。浙江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有助于浙江大学的建立。这两个机构是五四运动的直接结果，已经被各省独立的军阀政府降级为中等学校。在其他的地方，南京政府十年统治时期的武汉大学建立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后者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世纪之交的湖北改革计划推动的；广州中山大学建立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也是晚清成立的。晚清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变成了民国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
［3］确实，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中下层结构人员常常来自这样的社会阶层。关于在省级社会中，这些师范学校和地方中学的学生对当地产生的影响，请参阅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的《新生活在运转：江西南部的国民党政府，1934—1937》（“The New Life in Act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1934—37”）、《江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党、社会和本土精英》（“Party，Society 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另请参见萧邦奇（R.Keith Schoppa）《中国精英和政治变革：20世纪早期的浙江省》（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113~115、134页。然而，对省级老师的师范学校历史的具体论述，明显只是一个零散研究的课题，不在此书范围内。
［4］没有人否认民国时期被取代位置的人会有疏离感，除非有人要证明，也许在韦伯式的精神中保留了来自儒家的察觉伦理危机或体会先验焦虑的潜能，证明“异化”是一个西方词汇，不同于近代中国的概念。韦伯在《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中提出宗教法和世俗法的张力在儒教中完全不存在，虽然这种张力存在于西欧诸国，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于印度”。因为从这种张力中滋生了“哲学或信仰的基本原理与导致‘初始状态’形成教条的‘世界’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的情况中，“他核心的首要的是伦理观念，因为这样的教条对儒家学说完全是陌生的”。他继续指出儒教形成“理性的秩序”的原因，并引用了陈其同（Chen Ki Tong？）的话“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以此来概括儒教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149、169页。把英雄君主和暴君的统治做对比，韦伯的引用语更像是错译了俗谚：“宁为盛世之犬，不为乱世之臣。”
［5］乔治·里希特海姆：《异化》，见戴维·L·尔斯（David L.Sills）主编：《社会科学世界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Ⅰ，268页。
［6］参阅欧文·席耐尔对“异化”的深刻解读，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明治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Christian Converts and Social Protest in Meiji Japan）第5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