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Ⅰ，59~78页；丹尼尔·H·贝斯（Daniel H.Bays）：《中国人进入20世纪：张之洞和新时代的出版业，1895—1905》（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5），45页。
［2］费正清、埃德尔·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艾伯特·克雷格（Albert M.Craig）：《东亚：传统与变迁》（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徐中约（Immanuel C.Y.Hsu）：《近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3］倭仁，蒙古正红旗人，1829年进士及第，同年入选翰林院。倭仁第一次获得赏识是在1850年，当时他为应对新君文宗采纳施政谏言的上谕呈递了一份奏折，奏折中力劝皇帝努力学习，调整思路，明辨好坏官吏。值得一提的是，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与英国人谈判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也应对了1850年的这次上谕，他奏请皇帝挑选大臣与其重道德操守不如重能力，却被开缺了。1862年，倭仁被任命为新君同治皇帝的老师，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他进呈给皇帝一部摘抄儒家经典并亲自作注的语录集。皇帝谕令将这部手稿题名为《启心金鉴》（意为金镜以明心），将其存放在御书房弘德殿。1866年，倭仁反对扩建同文馆，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由于与同治中兴的改革者之间持久的争论，除授皇帝读（皇帝老师）之外，倭仁被免除了所有职务。参见恒慕义（Arthur W.Hummel）主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861~863页；蔡冠洛编篡：《清史列传》，88~89页。关于倭仁和中西文化相遇中体用之争的问题，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Ⅰ，69~72页。
［4］作为外交译员学校，同文馆的创建是在1861年被批准的，与之同时创建的还有总理衙门。它很快扩充了包括由西方人执教的西方技术学科在内的课程。它得到了具有改革思想的恭亲王与文祥的支持。课程包括天文、算学、化学、物理、生物、地理、矿学、冶金（金石）、机械、解剖、生理、政治经济（富国策）和国际公法（万国公法）。《瀛环纪事》的作者徐继畬担任同文馆（总管）大臣至1870年，此后由丁韪良继任其职位。参见邓嗣禹（Ssu-yu Teng）、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通考，1839—1923》（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73~77页。倭仁的异议，其措词可以参见文中所引用部分，是在1867年的一份奏折中呈递给皇帝的。其译文见《中国对西方的回应》，77页。亦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on：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242~247页；刘广京（Kwang-Ching Liu）：《政治的、知识的展望和改革：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Politics，Intellectual Outlook and Reform：The T'ung-wen Kuan Controversy of 1867”），见柯文、石约翰（John E.Schrecker）：《19世纪中国的改革》（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5］科举考试制度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题目。关于前沿学者的总的看法，参见罗伯特·哈特威尔（Robert M.Hartwell）：《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变迁，750—1550》（“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1368—1911》。
［6］当张之洞和张百熙联名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认可这份由五份奏议组成的全面的国家教育计划即《奏定学堂章程》之后，新的国家教育体制的基石终于在1904年1月13日奠定了。随后一年，科举考试的废除标志着自世纪之交以来教育改革者对保守派进行的长期政治斗争的胜利顶点；而在此之前，保守派曾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式学堂学生的颠覆性政治活动，并激起朝廷对政治革命的畏惧来抵制改革。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张之洞还获得了一笔两百万两白银的专款给京师大学堂，用于改善课程与设备。参见贝斯：《中国进入20世纪》，117~126、197~199页。亦参见邓嗣禹、费正涛：《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通考，1839—1923》，205~207页。
［7］威廉·埃尔斯（William Ayers）：《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270~275页；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42~45页。
［8］教育改革开始之前很久，外国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教授英语。自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通商口岸的部分居民就已经认识到精通英语能带来商贸利益。圣约翰书院的管理者从经验中获知，开设培训熟练英语的项目将会吸引大量自愿付学费的中国学生。这些学生的教育目标大体都是功利的。林乐知（Young J.Allen）的上海中西书院的教育者尝试在课程中留住学生，却长期遭受挫败，因为一旦学生学会了足够的英语便可在新兴的邮政部门和电报局谋得职位。在19世纪下半叶通商口岸的特殊环境中，精通英语总能带来理想的职业机会。尽管在那些年里，从严格意义上讲，英语在中国受教育精英阶层的知识探讨中只具有边缘的价值，但它很快就成了操持着上海贸易的买办小圈内的商业语言。参见罗伯特·帕特诺（Robert Paterno）：《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建》（“De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
［9］任鸿隽：《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
［10］涂铁珊1929年关于在上海读大学每年费用的估计表明，如果假定每名学生每年平均开销500元，其中40元要用来购买外文书籍，与40元的寄宿费不相上下，100元要用作膳费，另外100元则要用作学杂费。参见涂铁珊：《一张上海大学生的用费单》。亦参见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Ⅱ，420页。1927年进口图书的总值为971894元，1928年为1179748元，1929年为1491861元。
［11］张春风主编：《国立各院校投考手册》，20页。
［12］在1934年教育部注册的41所私立和公立的高等专门学校和综合大学、总共4890名教员和行政人员当中，至少有3544人，包括326名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人，从国外的学术机构获得高级学位，并能在外语环境中相当自如地工作。《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4》，66、72~75页。1934年，有294名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人在中国的高校任教，其中32人担任高级管理席位。在294名教职员中，有203名美国人，47名英国人，44名加拿大人，1名澳洲人（总数与各分数之和不等，原文如此。——译者注）。在32名管理人员中，有24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1名加拿大人。在中国（大学）学校的校园里，外国教员的总数是444人，包括67名德国人，几乎三分之二集中在同济大学和北平大学的医学院中，剩余三分之一是在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德语系；还有49名法国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大学（震旦大学）。
［13］江勇振（Chiang Yung-chen）：《中国的社会工程与社会科学，1898—194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898—1949”），第6章。
［14］参见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第8页对他在20世纪20年代求学时期的回忆。1983年，吴大猷被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
［15］允许入南洋中学的地方学校的毕业生在入学之后常常会被要求接受英语和数学基础教育，直到赶上南洋中学毕业生的水平。参见徐钟淮在《十载南洋随感录》中的回忆。
［16］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前言，3页。
［17］例如，参见庄泽宣的《中小学毕业标准的讨论》，收入他的《我的教育思想》。
［18］毛思诚主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8，81a—b页。
［19］一些有关的数据如下：1931年，燕京大学上报文学院137名在校生，其中中文23人，英文19人；金陵大学文学院196人，其中中文10人，英文6人；沪江大学文学院175人，其中中文7人，英文24人；岭南大学文学院37人，其中中文15人，英文10人。参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1》，74页。1932年，燕京大学上报文学院137名在校生，其中中文23人，英文19人；沪江大学文学院133人，其中中文29人，英文无；金陵大学文学院180人，其中中文、英文各15人；岭南大学文学院118人，其中中文9人，英文15人。参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2》，75页。1933年，燕京大学上报文学院238名在校生，其中中文16人，英文21人；金陵大学文学院181人，其中中文17人，英文24人；沪江大学文学院144人，其中中文无，英文42人；岭南大学文学院126人，其中中文13人，英文21人。参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3》，76页。1934年，燕京大学上报文学院191名在校生，其中中文17人，英文19人；金陵大学文学院180人，其中中文7人，英文31人；沪江大学文学院130人，其中中文无，英文38人；岭南大学文学院154人，其中中文12人，英文42人。参见《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4》，86页。该趋势显示，英文的注册人数在增加，中文的在减少。
［20］20世纪20年代，当清华还是一个依靠庚子赔款预备学生留美的肄学馆时，课堂气氛就受到重视英语学科的严重影响。学生不欣赏关于中国历史和语言的讲课，对中文教授到堂也公然表示不耐烦。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34页。清华一向保持着一个庞大的英文系，这使其中文系相形见绌。1931年，文学院有154名在校生，其中英文74人，中文25人；1932年，文学院154人，其中英文74人，中文25人；1933年，文学院212人，其中英文100人，中文43人；1934年，文学院273人，其中英文116人，中文56人。参见各年份《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之《全国各大学文学院各系在校生之人数》。
［21］由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阶层中的杰出一员所作的一幅讽刺性的知识分子自画像，可参见钱锺书：《围城》。
［22］已故的约瑟夫·列文森说到，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城市知识分子通过成为无根的世界公民与革命左翼拉开距离。为西方文化所吸引，深受他们自身的历史与普遍价值之间冲突的折磨，像在上海这样西化的中国都市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对欧洲艺术和文学的认同把他们自己从民众中隔绝出来。他们对英语或法语的掌握——为在通商口岸晋升所必需——大概使他们与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与穷乡僻壤的工人和农民分离，所以，西化伴随着资产阶级化，并通过一种具有修辞色彩的社会分层，文化与阶级同样使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疏远革命性变化的源头。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33、38~39页。
［23］考试题如下所述：Ⅰ.任译下列两段之一为中文：a）Columbus was the first European who set foot on the new world which he had discovered…b）After he had gone the lady in black said he was a charming young man.I remarked that he was old and ugly.The lady in white laughed greatly at this observation…Ⅱ.如有必要，请订正下列句子，并说明修改的理由：a）Whom do you think this foreigner is？b）Who are you speaking of？g）It is you who is wrong.h）Each of them seemed to be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i）He has done much work yesterday.j）It is because of heavy rain that I could not come to see you last Saturday.Ⅲ.任译下列两段之一为英文：a）（选自《儒林外史》的一段）b）（选自《红楼梦》的一段）。参见《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24］《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25］报名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考生被要求写一篇题为《为什么我要报考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短文；广东大学的报名者被给定了两个话题以供选择：一是概述自己的家乡，一是陈述为什么要报考该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的报名者被要求叙述一件学校里的趣事。参见《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26］《沪江大学一览，1936》，33页。
［27］四道试题中，三道试题关于文法，另一道关于标点和大写规则。试题如下：“（1）运用五种或以上词性写一句话，并列明你所用的五种词性。（2）写出以下动词的主要部分：1）hit，2）be，3）learn…10）write。（3）给出简单句、复杂句、复合句的例证各一。”参见《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28］《我的北京之旅》、《我参加清华考试的体验》、《为什么我要报考清华》。参见《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29］［30］《十三年度各大学入学试题》。
［31］《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St.John's University，1879—1929），17页。英语系唯一的中国成员是从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基督徒中选拔出来的。颜惠庆，圣约翰大学创始人之一颜永京之子，在弗吉尼亚大学完成他的学业，1900年回到中国，并被聘为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教员。一些于19世纪80、90年代依靠政府资助在美国学习、而后又没有能找到工作的中国人也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参见《1879—1929年的圣约翰大学》，6页。亦参见杰西·卢兹（Jessie Lutz）：《中国与教会学校，1850—1950》（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190~198页。
［32］成立于1909年的沪江书院因其商学院和教育学院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地区非常受重视。参见《沪江大学一览，1936》，81~85页。
［33］《沪江大学一览，1936》，81~85页。（原文数据如此。——译者注）
［34］1931年的数据显示，175名学生在文学院（社会学68人、政治学、经济学和教育学76人，英文24人，中文仅7人）。1932年：133名学生在文学院（社会学45人，政治学59人，中文29人）。1933年：144名学生在文学院（社会学43人，政治学59人，英文42人）。1934年：130名学生在文学院（社会学41人，政治学51人，英文38人）。分别见于《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1、1932、1933、1934），74~75、75~76、76~77、86~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