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1931、1932年，在文学院总共154名学生中，英文74人，中文25人；1933年，在文学院总共212名学生中，英文100人，中文43人；1934年，在文学院总共273名学生中，英文116人，中文56人。参见《全国各大学文学院各系在校生之人数》。
［37］冯友兰：《五四以前的北大和五四以后的清华》。
［38］列入《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1、1932、1933、1934）的11所国立大学是中山、暨南、北京、四川、北平师范、北平、清华、中央、武汉、山东和浙江。19所教会及私立大学是光华、辅仁、武昌中华、复旦、燕京、广东国民、金陵、齐鲁、沪江、大夏、岭南、南开、华西协和、东吴、厦门、中法、广州、大同和武昌华中。
［39］［40］《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1、1932、1933、1934）
［41］吴宓于1916年从清华毕业，赴美国继续他的学业，暂时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在那里，他于1920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于192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他回到中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担任教职，并与梅光迪同为《学衡》杂志的创办者。自1924年至1944年，他在清华大学教授西方文学。梅光迪也是从清华毕业的。在1915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之前，他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梅氏于1920年回国，成为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他迁往南京主持东南大学英文系。1924年至1936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同时在中国保留了管理职务。他于1936年回国主持国立浙江大学英文系，同时还担任文理学院的副院长。在战时大学迁往遵义、贵州以后，梅氏还继续讲授有关英国文学的课程，集中在18、19世纪的批评家和散文家。参见包华德（即霍华德·布尔曼，Howard L.Boorman）、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C.Howard）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Ⅲ，24~26、442~444页。关于《学衡》，参见理查德·罗森（Richard Rosen）《20世纪20年代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国故》（“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Literature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s of China in the 1920s”）和以下的讨论。
［42］包括朱光潜，北大的英文教授和随后的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留学英、法，教授英国文学和美学；郭斌龢，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教授希腊神话、拉丁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范存忠，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主任，哈佛大学博士，教授18世纪英国文学；柳无忌，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耶鲁大学博士，教授英国文学和希腊罗马文学。参见《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名册》，Ⅰ，26~29页；Ⅱ，46页。
［43］叶公超：《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
［44］吴鲁芹：《武大旧人旧事》。
［45］清华大学的梁实秋，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将莎士比亚译成文雅的中文，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文版。
［46］著名的例子是陈寅恪，1923年至1948年，他在清华任教。陈氏是改良主义者、1895—1898年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之孙，诗人、散文家陈三立之第三子。在家中，陈寅恪获得了坚实、正统的中国教育。他依靠官费去日本留学。他在哈佛、柏林和巴黎花费了大量时间选修感兴趣的课程，但从不为获得一个学位而操心。陈氏懂得大约13种语言，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满文（通古斯语）、蒙古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语言的掌握为陈寅恪在唐史方面的权威性工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涉及佛教的影响以及中、印、中亚之间的文化关系。1938年，陈氏被聘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但因受战争阻碍，未能去那里任教。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259页。亦参见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第35页关于西方内部笑话和复杂的世界主义知识的注释。
［47］关于这个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人文主义学派的文化理论，参见傅乐诗：《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中的文化与政治》（“Cultur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ese Conservatism”）；劳伦斯·A·施耐德（Laurence A.Schneider）：《民族精英与新知识阶层》（“Cultur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ese Conservatism”）。和别人不同的是，约瑟夫·列文森非常强调中国精英阶层已获得的世界主义是“无根”的。只有当我们同意一个人所认同的所有中国文化的要素都必定与对真正世界主义的渴望相矛盾时，列文森的强调才可以站得住脚。参见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51页。关于中国人对好莱坞电影与西方通俗文化态度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六章。
［48］西滢（陈源）：《非力士第恩》。
［49］叶公超于1924年获得安姆斯特学院荣誉学士学位，1926年获印欧语言学硕士学位。从1929年至1935年，任清华大学英语系英国文学史教授。1935年至1939年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西语系主任。此后，任国家公职。1950年至1957年任“外交部”部长，1957年至1961年担任“驻美大使”。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Ⅳ，29~31页。叶公超的评论，参见叶公超：《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
［50］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17、6页；卢兹：《中国与教会学校，1850—1950》，190~198页。
［51］叶公超：《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
［52］朱光潜：《中学校英文教学法示例》。约瑟夫·列文森将中国翻译者区别为两类：一类译者注意天才如莎士比亚与高乃依（Corneille）之间的显著差异，另一类译者物色普通的人，煞费苦心辨别亨利·巴达伊（Henri Bataille）和梅特林克（Maeterlink）。后者，在列文森看来，表现出更高明的敏锐眼光和“世界主义”作风。列文森对译者进行区分的尝试本身就有“世界主义”的作风。这种对细微区别的探索凭它自己的资格是世界主义的。列文森：《革命与世界主义》，35页。
［53］［54］朱光潜：《英文教学法》。
［55］朱光潜：《英文教学法》。朱光潜的观察主要是依据在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最先进的中等教育地区，即江浙一带。
［56］盛朗西：《十年来江苏中等学校毕业生出路统计》。
［57］赵廷为：《初级中学的外国文课程》。
［58］反映这一点最生动的例证可参见鲁迅的小说《故乡》，关于两个同年伙伴、主仆分别长大，直到他们发觉社会身份的差别和城乡观念的分歧。受过城市教育的讲述者最后离开了他的故乡和旧时的伙伴，感到“我只觉得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杨宪义、戴乃迭：《鲁迅小说全集：呐喊、彷徨》，55~56页。
［59］《非孝》，作者施存统，杭州浙江省立第一高级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该文发表在1919年11月8日学校的一本学生刊物上。施的文章揭开了杭州各院校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学生和地方当局的对抗冲突，在次年春该校被军警强行关闭时，这场冲突达到高潮。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306页。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最初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这篇小说把儒家道德规范刻画为吃人的礼教。林毓生形容这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抨击”，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代表。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114~12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308~311页；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Jr）：《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152页。《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写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旨在抨击传统的大家族制度。小说刻画了“可爱的青年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但最终也没能逃脱毁灭的命运”。参见奥尔加·兰（Olga Lang）：《巴金及其作品：两次革命间的中国青年》（Pa Chin and His Writings：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70~84页。
［60］20世纪20年代早期，胡适转向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1921年3月27日，他完成了《红楼梦考证》的初稿，这被视为此后半个世纪研究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的权威范例。这个范例被余英时称为“考证”，这个范例建立的基础是将小说等同于其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的概况，参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见《历史与思想》，381~417页。亦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Ⅱ，432页；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61］辑佚、校勘和小学，被誉为清代经学最主要的三项学术贡献。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63a-b页。皮锡瑞称引余萧克为校补五经的唐以前版本而做的努力是这一类工作的杰出范例。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63a页。鲁迅曾访问过的图书馆包括北京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和教育部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在北京教育部的资助下收藏了一大批戏曲、戏剧剧本、文艺以及其他大众爱好的图书。“通俗”这个术语被理解为“经典”的对立面。1913年，教育部又租下了历史博物馆，用以前国子监的房子收藏明清两朝的内阁档案。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在1921年的时候曾经出售，但最终被挽回，成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核心收藏。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79~80页。
［62］鲁迅的传记作者据此认为，鲁迅曾是“由顾炎武（1613—1682）延续到章太炎这一杰出的学术传统及其科学方法”的真正继承人。因此，当陈垣这位从前的翰林学士和著名的历史学家鄙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指出其中重要部分甚至有剽窃抄袭日本学者的嫌疑时，也就不难理解理解鲁迅的为何如此暴躁和怨恨了。参见王士菁：《鲁迅传》，75~76、206~208页。陈垣，1926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27年被任命为天主教辅仁大学副校长，1928年任新成立的北京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29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他是公认的元史以及佛教和中国其他宗教研究的权威，他也是敦煌文书研究的权威。关于陈垣的传记概略，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261~264页。
［63］黄侃认为在古代汉语的发音中没有三、四声，而在近代汉语的发音中却有至少72种基本的语音。他的《文心雕龙札记》为其学生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1925）打下了基础，后者被认为是这部古书最权威的释义。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大执教，五四运动爆发后，因反对新文化领袖胡适和陈独秀的政治立场而辞职。1920年至1927年间，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927年到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执教，直至1935年逝世。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198页。《文心雕龙》全文已由施友忠Yu-chung Shih译成英文，并以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为题出版。詹姆斯·刘（James J.Y.Liu）在提到《文心雕龙》（他将此书翻译为《文心：详解》（The Literary Mind：Elaborations））的时候称它为“关于中国文学的最全面的著作”。该书完成于502年以前，作者刘勰约死于523年。参见詹姆斯·刘：《中国文艺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21页。
［64］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20世纪最初十年间，他在东京参加革命活动，并成为一名种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斗士。这种民族主义“逻辑上导致一个更种族化的未来景象，在这一景象中，中国人所珍视的价值只能慰藉和巩固一个特殊的、狭隘的群体”。他攻击今文学派的史学和小学著作，尤其是康有为对《春秋公羊传》的评述及康氏的制度改良思想。因此，章炳麟的学术经历，在清代盛期的汉学和民国的后儒学民族主义以及科学的历史修正主义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链接。章氏死于1936年。参见傅乐诗：《造反的圣人：章炳麟的内心世界》（“The Sage as Rebel：The Inner World of Chang Ping-lin”）。亦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Ⅰ，92~98页。
［65］章炳麟的弟子涌入北大始于1913年，其时，严复辞去大学校长不久。这些弟子自行分裂为三个派系：“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两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但是，在反对严复任命的北大行政和教务人员的时候，这三个阵营的人联合在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章炳麟的弟子实际上被排挤在新文化阵营牢牢控制的中研院之外。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不必说，章炳麟弟子中的守旧派是坚决反对使用白话文的。参见胡适：《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关于对清代盛期出现在长江下游的学术共同体的论述，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9~13、112~129页。
［66］沈尹默：《我和北大》。
［67］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108~110页。1745年，语文学阎若壉（1636—1704）提出了“无可辩驳的”文本证据来证明十六章的古文《尚书》版本可能是东晋时候的伪作，只有今文《尚书》才是原作。
［68］胡适：《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关于胡适的知识分子一面，可以参见杰罗姆·格里德：《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特别是第161~166页。着重关注胡适在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枢纽地位，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69］朴学以考据学和汉学闻名，其顶峰是在18世纪。虽然18世纪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从事校勘，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把他们的研究局限在对经典的汉学注疏上，但是知识界的敬重和学术界的名望却往往是被那些占优势的趋势所限定。19世纪早期，清代学问的逆流开始产生。桐城古文派和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出现，以及经世之学的兴起，从不同角度对汉学提出了挑战。参见苏珊·曼恩·琼斯（Susan Mann Jones）、孔飞力：《王朝的衰落和叛乱的根源》（“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亦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3~44页。
［70］紧随新文化运动之后，发生在北大和东南大学两个古典（传统）研究学派之间那场经常被谈起的争论围绕的中心问题是文化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北大派的主张被胡适清楚地表达为“整理国故”，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普遍的历史进步观的认同；《学衡》的立场（出版者使用The Critical Review作为其英文名），就像汤用彤（1893—1964）、吴宓和梅光迪在他们的作品中明确解释的，注重历史的独特性并将文化视做独特社会环境的产物。根据杰罗姆·格里德《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163页）所说：“胡适倾向于按照欧洲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待中国历史，尽管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他所常作的比较绝非是谄媚的。”胡适还有一套中国思想理性主义进化论，在其中清代的语言文献学问（朴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参见杰罗姆·格思德：《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164~167页。《学衡》的吴宓、梅光迪和胡先骕提倡把文化视为中国生存的关键因素。文化同时被设想成可以替代政治腐败、大众文化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任何一个的选择。“它（文化）拒绝杜威、马克思、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认同尼采、巴比特、亚里士多德和但丁。”参见劳伦斯·A·施耐德：《民族精英与新知识阶层》。和吴宓、梅光迪一样，汤用彤也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清华项目的毕业生。1918年至1922年他在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在这里他加入到创办《学衡》的同仁之中。在南开逗留一年后，汤氏又回到了东南大学教书，直到1930年东南大学被国民党重组为国立中央大学时才离开。从1931年到他逝世，汤用彤一直在北大哲学系教书，1950年他曾出任学术（校务）委员会主席，即事实上的大学校长。汤用彤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的权威。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Ⅲ，239~241页。汤用彤写作了《评今人之文化研究》，在书中他抨击中国的西化论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浅薄，缺乏对中国和西方的真正的文化理解。他自己努力去达到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真正、深刻”的理解，反对充斥于同时代刊物之中的那种表面的、印象式的文化评论，这正是《学衡》的首要目标。参见《学衡杂志简章》，印在这份杂志的每一期上。因而说，在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论争很难用“传统叛逆者”与“传统主义者”之争来描述。
［71］《新潮》是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在他们的导师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支持下于1918年10月创办的。第一期出版于1919年1月，最后一期出版于1922年3月。该杂志推崇俄式的社会革命，支持由胡适和陈独秀所界定的文学革命。1919年，傅斯年从北大毕业。随后7年，他在伦敦和柏林留学。1927年回国并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在这个位置上任职了22年。1950年，傅斯年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任内辞世。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43~45页。
［72］在罗家伦对五四运动时期北大的回忆中，刘师培（申叔）、黄侃（季刚）和陈汉章（伯弢）是教员中三位最受尊敬的古典学者（国学大师）。据罗回忆说，这三位古典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叛逆者一样渴望将傅斯年、罗家伦这样有前途的学生吸收到他们的阵营中来。具有不同知识取向的派系竞争常常令那些追随在后的学生感到困惑，部分人被迫做出选择。傅和罗，最终选择加入“文学革命”的阵营，而不是章太炎学派。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73］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史从各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来看，有待更深入的探讨，也超出本书研究范围。因此，接下来要说的仅仅那些看来对这一时期总体学术环境的理解最直接相关的事实。
［74］参见《史学年报》1930年第2期第167页关于学生运动的记录，该报由燕京大学历史系出版。顾颉刚1920年毕业于北大，在北大时他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在到燕京之前他曾短暂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教书。顾颉刚最负盛名的是他编写了七卷本的《古史辨》（该书于1926—1941年间出版）和对中国民间传说的收集。参见包华德、霍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Ⅱ，245~247页。
［7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4页。关于顾颉刚的研究，可见劳伦斯·A·施耐德：《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76］例如，冯友兰从北大获得了学士学位，他曾是傅斯年、罗家伦和顾颉刚的同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傅斯年被聘为在广州的广东大学文科主任时，他即延请顾颉刚和冯友兰来校任教。鲁迅在广东大学的短暂任期也是在傅斯年任文科主任期间。稍后，1927年，罗家伦被蒋介石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后，他马上邀请同在燕京教书的冯友兰和杨振声加入清华的行政管理层。罗和冯是北大同学，而冯和杨则同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们常常一起与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毕业论文的罗家伦同往曼哈顿度周末。当罗家伦就任清华校长时，杨振声被任命为教务长，冯友兰则被任命为哲学系教授和清华评议会秘书长。冯友兰：《三松堂自序》，74~75页。20世纪20年代，像梁启超和王国维这样有名的学者都在北大和清华教书。清华和燕京的地理位置邻近，为共享资源提供了便利。同时，教会的燕京大学与天主教辅仁大学共享中国古典研究的师资。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是历史学家陈垣，他的任期自1928年至1930年，其后又担任了辅仁大学校长。燕京最初开办中文课程，还有赖于北大的重要人物如胡适来提名举荐。例如，新文化人物像周作人和顾颉刚进入燕京任教，都是通过胡适的介绍。参见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燕京大学和中西方交往，1916—1952》（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191页。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Ⅱ，348页。
［77］约瑟夫·列文森指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相反的进程：一是传统的叛逆者对传统逐步扬弃，一是传统主义者使传统更僵化。传统主义者接受以往的儒家传统不是来自普遍有效性的自信，而是源于心理上的强制去表示那种信心。因而传统主义者当他们失去了发展传统的信心时，便主张保持它。他们寻求复制传统，却由于改变了它的内容而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Ⅰ，xxvii-xxxii、133页。然而，列文森认为那些具有保护传统冲动的中国精英主要是出于感情依恋的动机。列文森的论文并没有充分考虑到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以及在文化形成方面非中国化和非精英因素的参与。
［78］玛丽·兰伯顿（Mary Lamberton）：《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1951》（St.John's University，Shanghai，1879—1951），68页。关于圣约翰大学中文课程的改革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本书第二章。关于19世纪对儒家经书古今文本的研究，参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108~110页。
［79］在南京政府十年间，燕京大学名义上的校长是吴震春（字雷川），一名翰林院学士和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北京天主教学校辅仁大学名义上的校长陈垣（字援庵），也是以前翰林院的一名成员（冯友兰记忆有误，《陈垣年谱》载陈氏1902年放弃科考。——译者注）、一名天主教徒。吴震春定期到燕京的中文系开一至两门课，历史学家陈垣也是定期在辅仁历史系授课，还经常到北京的燕京和其他大学演讲。冯友兰：《三松堂自序》，68页。
［80］1919年春（应在1920年3月14日。——译者注），北大和燕京的教员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举行的一整天谈话会。北大方面的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1888—1972）和胡适。燕京方面的有司徒雷登、博晨光以及燕京和北京协和医学院20余位教徒。会议是在部分传教士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日益惊恐的气氛中举行的，英文报纸攻击新文化运动为“三无主义”——无政府、无礼教和无上帝。“上午的会上，双方各说明他们在思想上和宗教信仰上的立场；下午的会上，讨论的是‘立场虽然不同，我们还能合作吗？’结果是，我们还可以在许多社会事业上充分合作。”参见胡适的日记（其实出自胡适：《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见《每周评论》，第108期。——译者注），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Ⅱ，348页。
